摘要
高石油价格鼓励石油充裕国家的领导者们寻求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本文通过一份时间跨期自1947年至2001年间的153个国家的样本，证实了这项推测。研究发现，石油价格对国际纠纷有一项调节效应（contingent effect），即高石油价格与石油输出国纠纷行为的明显增加是相关的，但是，对非石油输出国的纠纷行为则有负作用或没有作用。
一、引言
当我听到伊朗总统内贾德宣布大屠杀是一个“神话”时，我不禁问自己：“我怀疑，如果石油价格是20美元一桶，而非现今的60美元一桶时，他还会这么说吗？”当我听到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对英国首相布莱尔说“下地狱吧”，并对他的支持者们说由美国发起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也“可以下地狱”时，我不禁对我自己说：“我怀疑，如果石油价格是20美元一桶，而非现今的60美元一桶时，他还会这么说吗？并且，他的国家不得不依靠赋予其企业家们更多权力而维生，而非只是在挖井。”
——托马斯·弗里德曼，“石油政治学第一定律”
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石油政治学第一定律》（2006）表明，高油价会使其生产者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外交政策。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似乎为其推测提供了非正式的支持。俄罗斯于当年8月对其邻国格鲁吉亚的入侵——表面上看是为应对格鲁吉亚对南奥塞梯分裂地区的入侵，实际上仅仅在原油价格达到自1980年以来的最顶峰后的一个月内就发生了。一个月后，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都是左倾“粉红色浪潮”的一部分——驱逐在本国的美国大使，作为对所谓美国煽动了动乱的惩罚。查韦斯派遣10个坦克营到边界，作为就哥伦比亚对其邻国厄瓜多尔入侵的回应。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和哈马斯战端四起。得益于伊朗的支持，哈马斯能够用火箭弹袭击Bersheeba和Gedera地区。以大马士革为基地的哈马斯政治局主席马沙尔随后发表声明，称伊朗提供了资金和道德支持，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东部持续动荡的克里米亚地区之后，能源政治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之下。2014年4月，俄罗斯的国有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将其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翻了个倍，并威胁要关闭对乌克兰国有天然气公司的出口。
以石油作底牌的强权外交的案例比比皆是：1967年和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查韦斯经常威胁要封锁到美国的石油运输贸易，还有俄罗斯对东欧的能源输入的间歇性禁令。在上述的每一个事件中，使用石油作为强制性外交杠杆资源的行为扰乱了市场，且在没有频繁大幅削减供给的情况下推高了价格。这些发生在2008年的例子，引出了如下疑问：高油价到底有没有给领导人壮胆，使他们追求更好战的外交政策？本文试图辨别油价对国际纠纷行为的影响特征。结果是显然的：高油价与石油生产国频增的纠纷是相关的，而在非石油生产国之中却没有。我没有发现全球油价由石油产出国纠纷推动上涨的相关证据，这表明油价导致国家纠纷这一因果关系不可逆。
本文其余部分行文如下。下一部分总结了关于石油和国际冲突的最新文献，并就文献中确定的大多数因果机制是不明确的和价格或然（price-contigent）的这一结论进行论述，并发展、验证了这个猜想的假设。接下来的一部分讨论了数据、估计策略和结果。然后简短地考虑了内生性的可能性——冲突行为推升油价——然后是得出结论。
如今，尽管还有一些关于机制的分歧，但是已经有一个完善的、阐述石油财富与国际冲突相关联的文献体系：石油是否是一个可竞争的资源，无论燃料开采导致的怨气与当地环境成本和经济收益的扩散是否相关；石油财富倾向于产生软弱的国家机构，因为国家可以借此对资源进行寻租。其他一些学者则关注石油矿藏的地理位置，论述空间分化的影响。Päivi Lujala (2010)发现：陆地上的石油生产使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增加了50%；与此相反，离岸生产与冲突的发生没有关系。此外，当石油储备或宝石位于冲突地区之内时，冲突倾向于持续更长时间。Matthias Basedau和Jan Henryk Pierskalla (2014)发现：当石油储备与强大的涉政族群地缘重合时，常规的石油和冲突之间的关系被颠倒，即石油开采具有安抚效应（pacifying effect）。
相比较而言，关于石油资源财富对国际冲突的影响的文献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石油出口国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并比非石油输出国更频繁地参与国际争端。Jeff Colgan (2010)认为“石油国家”——石油出口净收入占GDP的10%以上的国家——在后二战时期，参与到国际军事冲突（MIDs）中的频率比那些非石油国家高了50%。自然资源的出口国——尤其是石油出口国——比非资源出口国更多地参与到军事冲突中，尽管这些冲突很少升级为全面战争。
为什么石油输出国更具冲突倾向呢？Indra de Soysa, Erik Gartzke和 Tove Grete Lie (2011)指出：石油是一种高度可竞争的资源，一种可通过政府而被攫取的自然资本存量。由于石油的可竞争性，其会使一个国家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目标。从长远来看，为石油而战可能并不诱人，但是却比购买石油或者培植与石油生产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具吸引力。正如美国首先在伊拉克的课堂上所学到的那样，即便（或可能由于）该领地拥有丰富的资源，人们容易低估占领并直接管理外国领土的相关费用。石油生产国的稳定性，经常是基于复杂的、密集的惠顾网络，摧毁其易，而建立其难。石油的真实存在性确保武装分子通过敲诈勒索——或“革命征税”，这取决于个人观点——或直接的第三方支持，就可以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进行自我武装。
因为石油出口国对安全性的追求激发了安全困境的动态性，所以他们更具有冲突性倾向。在石油出口国内，石油出口产生的收入有助于豢养大规模、高精端的军事部队。从2000年开始，人均军费支出前10的国家中有6个国家是石油出口国：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和挪威。即便这些支出是由出于增强防御能力的目的驱使的，大多数军事资产的可替代性使得一国之军事积累对其邻国构成内在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可以通过可置信的防御性信号的传递进行缓解，但是释放可置信的意图信号对许多石油出口国家而言更加困难，这些国家更不民主，且对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度也更差。
另外，因为石油输出国预期的将要面对的炫耀武力行为的后果可能并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他们更具冲突倾向。由于石油是一项战略资源，主要国家都投资于重要资源以保障全球供给线，并有动机防止石油生产国国内的、可能导致全球价格上涨的大规模冲突。鉴于联合国安理会除俄罗斯外的所有成员都是主要石油进口国，保持石油生产国内的稳定性，并遏制为谋取石油的地缘性侵犯，正逐渐成为一项国际通则。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领导的联军反制伊拉克对其邻国科威特的入侵，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下主持发动的。这项隐含的安全保障可能会产生一种道德风险：从根本上弥偿战场上的和领土的庞大损失，石油出口国在其与他国的交往中可能会更加随意地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尤其是对那些不是能源出口国，且没有类似的对自己进行防卫的国家。De Soysa、Gartzke和Lie (2011)发现，石油出口国倾向于引发更多的和非石油出口国之间的国际军事冲突，尽管其实质性效果微乎其微。
这些动态性（过于庞大的军队，和隐性的安全保障）可能会催生出比其他类型国家更多的某类领导人。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可以很容易地占用石油收入，他们因而可以提供给统治者更多的资源，且可以收买反对派并把资金花在自己的军队上，以减少与更危险的外交政策行为相关的国内成本。虽然这个逻辑确立了手段，但是没有建立动机。很多石油富裕国家的领导者（诸如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尼日利亚和加蓬）对他们当前的现状感到很满意，并缺乏修正主义的决心：对这种信念的天生的不满，即他们是不“接受他们来自国际规则的既定结果的”。与之相反，革命领袖（那些通过强权上台，并尝试改革现有的内外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领袖）则常常拥有修正主义的野心，而且对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毫不犹豫。Colgan认为石油富裕国的革命政府既有动机也有手段来挑起军事冲突，并发现他们也（的确是）更频繁地这么做的(2010, 2013)。
然而，这些研究结果并不以石油价格为条件。因为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与物价上涨的确定相关的主题充满兴趣，与文献的这种差别就显得十分蹊跷：1973年禁运激发了长达10年的对石油和美国国家安全的学术研究，并在21世纪10年代，重新燃起对能源安全和更广泛的能源部门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的兴趣。
所有前述机制——为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与战略重要性相关的道德风险的动态性，军费支出导致的安全困境和通过丰裕的国库来壮胆的革命领导人——都被价格效应而缩小或放大了。国家关系显著问题学院（Diehl 1992, Hensel et al. 2008）认为，对一个特定问题的附加价值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愿意为稀缺资源而犯罪，并承受达到其目标所带来的相关成本。国家管理它们的资源以追求并捍卫他们的利益，但并非所有的利益都是均等的。比起高显著问题的成本，国家将会更愿意承担冲突的成本。对所有国家而言，能源是国家利益。有两个原因使得这项利益在间歇性的高价格面前变得更加显著。首先，高价格增加了这些所有权的折现值，可能使石油富裕的国家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征服目标。其次，当价格更高时，主要大国对能源进口的依赖产生的道德风险动态性将会变得更加显著。
军费开支体制和臃肿的国库体系的前提是，可以通过出售石油为士兵和物资投资提供丰富的资源。石油出口国的政府收入能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产生大范围波动。如尼日利亚，其石油出口占其出口总收入的70%。图1描绘了2004-2012年间的经济增长、政府总收入增长和石油价格增长。当GDP年增长持续超过5%，政府收入将大范围地波动：GDP从2007年的142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75亿美元（23%的增长），而在随后一年，GDP下降了24亿美元。这些收入的变化与实际石油价格密切相关（r=0.6）。当价格低的时候，石油出口国的政府收入会更低；当价格高的时候，收入则会更高。
在冲突的议价模型（bargaining model）中，战争从事后看是低效的：由于战争费用昂贵，尽管如此，总有一些双方都倾向于冲突的结果。随着预估的冲突成本的上升，双方都倾向于发动战争的结果范围增加了。这些成本可以是真实的，用术语来说是“鲜血与财富”，但也可能是以机会成本的形式存在：生产资源转移到战争中引起的经济和社会损失。机会成本的典型特征是“大炮和黄油”的权衡，国家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以满足内需和分配至军事目的。一个国家把资源分配到内部需求中更多，可投入到军事中的资源就更少。当政府收入下降，冲突的机会成本就会成比例的增加；一国内部之需求就更难以满足，领导者们就更不能放开手脚来追寻侵略性（且是潜在更昂贵的）的外交政策。
这些理论猜测得到一个直接的可验证的假设（H1）。
对非石油输出国的效应怎么样呢？理论上的效应是模糊的：低油价转化为较低的动员成本。现代军队的高耗能是难以置信的：例如美国陆军，2006年平均每天消耗4770万升的燃料，约等于伊拉克或瑞典全国的日消耗量（Lengyel 2007）。保持条件不变，低燃油成本降低了预估的参与冲突的成本。高燃油成本增加了控制石油资源的倾向，这项可竞争资源的折现值，增加了石油出口国作为目标的吸引力。然而，按照道德风险的逻辑，高价格也增加了大国先发制人对付石油生产国以防止事态升级的激励。理论上来说，这两个效应应该互相抵消，得出油价预期与非石油出口国的冲突行为不相关的结论。同样，这些理论性猜测得到一个显然的可验证的假设（H2）。
总相关性（Aggregate correlations）与这些假设相一致。图2描绘出1947年-2001年每桶石油的真实价格与非石油出口国的国际军事冲突的年度数据之间的关系。石油价格与石油出口国家的冲突行为正相关（r = 0.5, p = 0.01），但石油价格与非石油出口国的冲突行为不相关(r = 0.07, p = 0.59)。当然，这些相关性可能是虚假的，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是反向因果的证据，因为石油出口国的冲突行为可能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例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1990年8月2日），现货原油价格上涨了11.6%。这需要更多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三、结论
弗里德曼的《石油政治学第一定律》与石油资源丰富对国内政治影响的新兴证据是一致的：民主和石油财富是负相关的，且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石油生产国的民主更是阴晴圆缺。此外，最新证据表明，石油生产国对这些国家的国际事务也有强有力的影响，同时抑制着全球化治理机构的作用，并且当和改革、修正主义的野心相结合的时候，他们变得更具冲突性倾向。然而，我们关于油价是如何影响国际间行为的认识相对缺乏，这些研究没有明确地把价格效应纳入进来。本文针对这一缺陷，提供了石油生产国是被高石油价格壮胆、而追求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证据。此外，证据表明，非传统所认为的那样，石油生产国的纠纷行为并非是石油价格的显著驱动因素。
Ramsay(2011)强调了价格的作用，而非通常的简单的二分法（石油生产国，或非石油生产国），“把很多关于资源诅咒的新要素纳入进来，比如世界价格，战略卡塔尔，以及发达国家的钻井和环境政策，都可以被理解为对石油丰富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发现，价格效应影响超越了资源生产者的国内政治发展，并迈向国际舞台。对价格的关注，而非对生产商地位的关注，为可行的政策影响打开了一扇门。例如，伊朗现在是，并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是一个石油生产国；没有政策干预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这一事实。出于保护而言，发达国家的替代性燃料政策和增加的开采/供给多样化降低了价格，他们也将对减少国际体系的冲突起到正外部性作用。
注：
1、原文选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Working Paper 14-3，发表时间是2014年7月。
2、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周阳。
3、《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SIFL）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