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已临近尾声，全球经济疲软依旧。美国也许看到了复苏强化的信号，但欧元区仍有步日本衰退后尘的危险，而新兴市场也在担忧出口拉动增长战略使使它们极易受国外停滞的影响。几乎没有信号表明2015年会迎来任何改善，因此决策者的明智做法也许是弄清楚全球经济表现持续萎靡的根本因素——以及继续如此下去的影响。
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的话说，我们正在经历“新平庸”。其影响是增长相对于潜力来说低到不可接受的程度，而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提振增长，特别是考虑到一些主要经济体正在与通缩纠缠。
常规政策建议敦促不断扩大创新性货币干预，即使政府被教导要把钱花在“显而易见”的需要如基础设施上。结构改革的需要早已得到了承认，但它们通常十分痛苦，在短期可能有抑制增长的作用。因此焦点仍在于货币和财政刺激——尽可能如此，因为债务积压的效果已经令人麻木。
而这一政策建议的效果仍然没有显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在过去二十年中把这一政策建议的内容试了个遍：他们把利率维持在低位、引入量化宽松，还启动了大量债务融资的基础设施支出。但没有人可以说日本已经从萎靡不振中完全复苏了。
一个新出现的说法也许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刺激不成功：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指出，世界经济也许进入了持续的“长期停滞”时期。
这一停滞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家之所指。萨默斯强调总需求的不足，这一不足因为中央银行无法将名义利率降至零以下而加剧。总需求萎靡的原因包括人口老龄化导致消费减少和财富日渐向边际消费倾向很低的巨富集中。
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泰勒·柯文（Tyler Cowen）和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问题出在供给端。在他们看来，二战后的时期是失常期，工业国增长受战后重建、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因为妇女加入了劳动力大军）、全球贸易重启、投资增加以及电、电话和汽车灯技术的普及的推动。
不管原因为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增长开始放慢，而移民和年轻人群体的失业率高企的不利结果因为人们日渐意识到政府难以兑现社会安全承诺而变得更加糟糕。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斯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指出，这些承诺是在20世纪60年代许下的，当时经济突飞猛进，“伟大社会”的愿景似乎可以实现。此后，承诺又逐渐加码——养老金增加了，公共部门员工老年医疗保障也提高了。
为了履行义务，政府需要增长。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们开始用支出刺激经济。但是，拜供给端问题所赐，这一支出最后转变为上升的通胀。价格稳定需要重新建立，但支出也需要维持。最终的解决办法是靠债务而不是通货膨胀税来为支出融资：先是公共债务，后来随着政府削减赤字，又用上了私人部门债务。2008年，畸高的债务水平——银行、企业、家庭和政府债务——引发了金融危机。
如今，债务让发达国家难以回归2008年前的增长率，更不用说重塑大衰退不发生情况下GDP所能达到的水平了。与此同时，工业国的总体债务/GDP比率也在持续升高。
在新兴市场，发达经济体的低增长破坏了传统发展路径——出口拉动型增长。结果，新兴市场不得不再次依靠内需。这永远不是容易的任务，因为总是存在过度刺激的诱惑。
在全世界游荡的充足的流动性——这是发达国家终极适应性货币政策的结果——让这一任务难上加难，因为新兴经济体只要表现出最低程度的增长信号，就会引来外国资本。如果不予以合理的管理，这些资本流将催生信用和资产价格繁荣，推高汇率。当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最终收紧时，一些资本有可能离开。新兴市场将不得不保证自己不会受其影响。
平心而论，世界经济前景仍在好转。美国可能成为世界的增长引擎。下跌的油价可能带来重大提振作用，特别是对进口石油的发达经济体。技术进步也将助一臂之力。
但是，总体而言，发达世界弥漫着悲观情绪，一种增长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起飞的感觉。如果长期停滞持续，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采取痛苦的结构改革，寻找重组承诺之法（债务、社会安全措施以及承诺保持低税率），并分配由此产生的负担。
2013年底特律市申请破产后，它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付养老金还是还债，维持博物馆开门还是警察部队不受影响。在我们即将进入2015年之际，类似的艰难选择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