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需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这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最高层至少是第五次公开强调智库建设，也是第一次从“国际影响力”的角度阐述智库建设的重点性。在本专栏刊发的文章中，笔者曾论及国际传播与影响力对智库的重要性，本文拟从国际亲历的角度比较一下中美智库的差距与差异。
走访美国智库街数十次的三大印象
位于华盛顿西北部、距离白宫仅三四公里的麻省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堪称是“智库街”。从杜邦转盘往南、顺着大道的几百米距离，基本没有八层以上的建筑，看上去平淡无奇，却坐落着几乎所有能够孕育美国经济、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数家有数十、近百年历史的大智库。
随便走进智库街的某家餐馆、咖啡厅都有可能遇到某位著名智库学者。笔者去过这条街道数十次，偶遇过的人物包括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李成等，甚至还有许多欧洲、亚洲的著名学者。可以想像，那些常年在这边工作的智库人员，相互之间的见面与接触是多么高频率，而高质量的思想火花也很容易在频繁交往中产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出现了主张对华强硬的“蓝军”，最初就起源于常在“智库街”某酒店聚会的八九个智库圈人士。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人员的交流多限于正式研讨会，远没有美国那么频繁和轻松。
另一点深刻印象是美国智库与政府的亲密关系。有次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拜访某学者，遇到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演讲，虽然当时也去了许多媒体和听众，但该智库与安全研究无关的大多数雇员仍照常工作，没有因为来了美国第五号人物就忙得不可开交，或戒备森严。内部人员说，美国高官来这些大智库演讲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足以大惊小怪。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人员要见到政府高层就难得多，难怪有人会如此调侃道，中国智库研究者像是会“屠龙术”的人，但大多数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龙”。
还有一点比较直观的印象是预算与成本。美国智库人员整体上属于中高收入的职业，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级别的收入大多都在12万美元以上，甚至更高。笔者曾在一些智库学者家中做客，都是数百平米的大别墅，机构内部还为之配备研究助理。美国前十大智库的年均经费支出均超过3000万美元。著名智库兰德公司2012年预算约2.6亿美元，雇员达到1700人，分布在47个国家。中国除了少数几家智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的年均预算能在10亿元左右)以外，规模均相对较小，全职人员多数不超过100人，年均预算一般都只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元人民币不等。
从亲历的角度，就不难发现，中美智库的差距仍然较大。总结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是产业规模。美国智库大约发端于一战以后。“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组就是起源于一战中用于大规模使用的“坦克(tank)”，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均有近百年的历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达近2000家、年均预算达到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十万的产业规模。相比之下，虽然中国古代早有“门客”“军师”“师爷”“幕僚”“谋士”等与智库相似的职业，但现代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8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两家目前中国最大智库的创建才真正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智库的出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社会“下海潮”，有一批体制内的官员和学者毅然走出体制，创办了依靠市场、专注于政策分析、企业咨询的民间智库，当时中国智库一度达到2500多家。然而，由于苏东剧变对中国持续产生的意识形态压力，以及商业运作模式的不成熟，不少民间智库被注销或夭折，有的则转为商业咨询公司。北京奥运后，政治大环境转暖，行政体制的改革加快，第二代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于2011年的新华都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等。但横向比较，中美智库发展阶段大体仍有30-50年的差距，差距的背后是国家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从这点看，中国智库从业人员还需要兢兢业业、奋勇向前。
二是运营机制。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智库的逐渐发展与壮大，伴随着的是美国民主化的进程、美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在整个国际社会的崛起进程。尤其是二战前后，美国抓住历史机遇，一跃超过诸多强国，成为整个国际体系中的一叶独秀，智库在背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冷战时，美国智库的作用同样明显。美国智库的大崛起，伴随着智库与政府、与媒体、与社会关系的磨合，以及智库内部运行机制(包括筹款、人员管理、项目运营等)的完善和思想市场体制的形成。相比之下，中国智库业确实还处在初级阶段，且远远落后于国家发展。不少中国智库还不知道怎样与决策部门沟通共处，一些中国民间智库的生存还存在严重问题，很多中国智库的激励制度还没有建立，智库在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营体系中还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智库仍然需要虚心向美国求教运营之道，借鉴相关成功经验，并将之与中国本土实际结合起来。
三是机构影响。在本专栏的上一篇文章《“伐谋”，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中，笔者曾论述过美国智库是如何做到对外传播与营造影响力的。换句话说，智库就像是“思想工厂”，影响力与对外传播就像是产品的销售能力。中国智库目前最缺的，还不只是产品质量，更是产品的营销。与美国智库比较，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差距其实没有想像中的大，中国智库最优秀的学者完全有实力与美国最优秀的智库学者一比高下。两国真正的差距在于对智库思想的整体营销力，包括项目设计、调研、撰写、评估、报送、传播、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各个环节。中美智库差距很像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差距，不在于单个演员的实力，而在于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不足，进而导致整体产业的落后。
中国智库的差异化特征明显
有差距，才有追赶的动力，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寻，也正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潜力所在，所以，中国“智库人(think tanker)”不必妄自菲薄。另一方面，中国智库也有自己的运行特点与社会背景，从单个智库讲，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过去二三十年，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重要智库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美国任何一个智库无法比拟的。
目前中国智库面临着的时代尴尬与发展紧迫感，最重要的背景在于，国家整体上发展得过快，以及形成的强大思想需求。智库的不足，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教育、思想、社会甚至是政治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折射与体现。因此，智库要大发展，与整个民族复兴大业的各个环节的大发展紧密相关，中国智库既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要戒骄戒躁，防止冒进、跃进之心在智库行业的出现。
从这个角度再反观中国智库业，也能得出另一个结论，即美国政治制度具有特殊性，政党轮替的特征也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智库要贴近本国国情发展，同样需要避免美国智库的一些陷阱。
第一，中国智库应避免美国智库的政治游说。由于美国社会的利益分化严重，美国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帮助某些政治利益集团进行政策游说与宣讲。很多时候，美国的智库产业是美式政党政治的前台代言人，是一些资本利益集团的名利场。有时，美国智库甚至为了资本利益不惜绑架国家利益，损害社会利益。
第二，中国智库应避免美国智库的极端立场化倾向。不少美国智库往往都有某种特定的价值立场，比如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等都相当保守，是当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主要政策源泉，旨在固守所谓的“自由价值”。渐渐地，美国整个智库业生态变成了各类极化思想的角力场，保守与自由、左翼与右翼之间都有自己的智库阵地，久而久之，社会被无休止的争执所分裂。
总之，美国智库业比较发达，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应当认识到，美国政治制度也造就了美国智库业的特性。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果想对国家和社会发挥理想的作用，就必须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中外传统智库模式上有所突破，发展出中国特色创新性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