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变的必要性
过去30年间美国国防部一直致力于提升本土国防能力，保障内部资金运转。虽然有一定成效，但这远赶不上科技变化和全球化创新及生产速度。与此同时，逐渐稀缺的资源和购买力的减弱也限制了国防部缩小技术差距的能力。
·全球工业创新环境
考虑到预算缩减的问题，国防部目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保护核心利益，平稳渡过财政危机以及尽量减少对现有运作模式的影响上。和国防部相关的技术研发部门主要有三个：内部组织的研发活动、非政府机构受助研发者以及颇有疑虑的国防工业承包商。然而包括这些研发行为在内，美国政府支持的研发资助仅占全球研发的8%不到，也就是说全球92%的研发成果国防部并未触及。当国防部仍纠结于分子时，这个算式的分母——全球研发活动正得到空前发展。如今国防部已经从全球国防市场的净出口方转变为净进口商，影响力大不如前。
应该注意到，不仅仅是高端军事技术正在通过模仿与创新扩散，防御技术亦在全球商业市场中不断得到普及。商业技术能够增强军事技术，而军事技术应当与商业技术形成良性循环，在作战系统中相互融合，培育新的作战能力。
国防部现有采集系统仍然偏好传统供应商和长期发展项目，复杂老套，创造出的成果往往一问世即面临淘汰。虽然预算缩减的影响还不明显，但国防部在新环境中必须思考如何用最低成本创造尖端技术。
科技进步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着商业环境。专有知识的不断扩散，直接造就了IT网络支持的全球价值链的成功。美国已不再拥有技术垄断带来的利益，而以往的垄断正是美国防御战略的核心。
不仅国防部要融入正在变化的全球创新生态，以研发为基础的大型企业也要努力适应新全球化环境。如今的企业专注在国际化生产链上创造价值，最终产品也是多国生产要素的结晶。开放创新模式私营部门推动力，能够助中 也是多国生产要素的结晶。开放创新模式是私营部门的创新推动力，能够助中小型企业加快创新速度，获得专利并且出售知识产权，而不是仅仅依靠内部研发。宝洁的研发有50%依靠外来研发力量，但却在缩减开支的情况下帮助其提升了60%的生产力。在这些趋势下，国防部应该学会迎合全球价值链。创新的杠杆力量能够同时带来效率和能力，并且满足收紧预算的需求。
·利用联盟价值链的阻碍
在全球工业化创新背景下，有效利用全球价值链面临诸多阻碍，其中受阻最大的两项是：美国企业国际业务（与外国政府或外国企业）、外国企业与美国商务往来。这些阻碍有一些是国会造成的，有一些则是制度或文化上的。
从律法方面来说，美国公司在寻找更多合作伙伴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出口控制。美国严格限了军事技术出口，并配套有多项控制法令和规则。除此之外还有自发的防扩散制度，包括核武器领域。这些制度已经过时，难以适应当今新型科技发展模式。
外国企业进入供应行列的关键阻碍在于国内的控制。一方面，这些控制法案保护国内工业，具有反竞争效果，使得成本更高，效率更低，阻碍了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它们落实了国防部进行单一来源采购的政策，虽然如今的商业现实是生产任务是分配给一系列专业生产者中的。
阻碍国内外供应商加强联系的环节还在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于跨国并购案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审核。虽然这只影响了一些产生高危影响的外国投资者，但其较长的审核流程也影响了潜在投资者信心。
另外，虽然具体法律条文的适用性需参考多种因素，但雇员的安全调查，机构在工作场所和约定地点接触秘密材料的许可也为跨国雇佣关系等带来了不少麻烦。最后，一些规章制度与文化方面的阻碍也在影响着国防部采集系统的更新发展。
2、利用全球价值链建立联合措施
联合战略至少可以带来五项相互关联的利益：在运作方面提升军事能力，在经济方面分担成本促规模效益，在技术方面重获领导地位缩短技术差距，在政治方面加强多种合作关系，在工业方面提升国防工业竞争力。
国防工业贸易规则严格，打破不必要的限制有利于鼓励国际商业活动，有关国际合作和商业的机制对于满足当今国际环境的需求十分重要。
·国际合作
政府间的协定关系代表了其中的商业贸易与伙伴关系，无论是传统贸易关系还是特定规则下的国防相关贸易，政府间的协定都是最大阻碍或者最大推动力。
互惠国防采办以及国防谅解备忘录是基础的国防部政府间协议，意在减少涉及国家安全的贸易阻碍，这些协定也在逐渐朝着合理化、标准发展，对于保障国防产品与服务的相互供给起着积极作用。
高层次的合作协定包括高度规范化的国际合作协定，这些协定通过谈判实施，明确了政府职责、资金来源等。
近些年国际合作协定已经非常普遍，国际合作能帮助降低防御系统成本，增强互通性和稳定性。企业参与研究生产会严格执行技术要求，国际企业的参与形式也非常多样化。
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征兆，但更好地利用全球价值链还需要更多地减少阻碍，加强合作。
·国际商务
国际合作协定对于伙伴国家资源分配，共同发展和协同项目至关重要，但这些受政府影响的项目面临着更多挑战。
有三类合作机制对于商业影响较大：国际协同运作、企业合资和分包。应该鼓励这些机制以获得更高的效率、负担能力和创新成果，从而达成联合防御。国际协同运作能够整合发展力、生产能力，实现预期成果，同时帮助进入新市场，寻找共同利益基础，缩短差距，形成战略联盟。合资企业与其相似，但产生了新的法人实体，因此需要在新合作中共担责任。大多数国际形式为合同制，具体安排也非常多样，从基本合同下的分包到独立的合同安排，集中在战略关系和市场目标上。这些战略关系成为了供应链基础设施的骨架。以往国防市场主要由主承包商和分包条款占据，只有主承包商向国防部负责，防御系统供应链非常复杂，主要由主承包商关系管理。
现在的防御系统供应链已经全球化，但通过减少交易成本还能释放全球价值链的更大潜力。
3、结论
·全球价值链是当今和未来国际商务的代表
全球化不是政策选择，而是全球运作环境下的不争事实。如今，三分之一的货物跨国销售，80%的国际贸易通过跨国公司与全球价值链紧密相连。企业已经习惯于运用全球化带来的资金杠杆和优势提升运作效率，加快产品和流程升级，提升研发能力，降低支出，提高生产率，扩大全球市场，增加供给弹性。在商圈作用下，全球化创造了高资本回报并且更快适应市场变化。这种趋势仍将持续。
国防部通过对全球国防工业B2B业务减压能够明显获益。如今技术创新发散性更强，国防部需要获取更具威力的技术。这类技术最好是由美国同盟伙伴国的供应商、发明家和生产者提供。
美国政府和国防部的采集系统受供应商所限，明显阻碍了价值链发展，使之与商业现实不符。本国需求，合资企以需求及技术转移需求是贸易领域典型的过时观点，他们否定市场和商业合作关系，阻碍潜在国外合作者参与。拖延全球价值链整合只会增加未来支出并且使竞争者获得优势。
·只有当国防工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才能建立联合防御模型
私营层面的商业集成、合作和协同将成为政府联合战略的基础，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国防工业中私营部门的合作阻碍来促进商业集成。这种附加的相互作用和一体化能够有效加强伙伴关系的密切性和互通性。全球价值链整合成和伙伴成员间的技术发散能够对大型跨国运作提供更有效益的后勤保障。而目前的方式更耗时耗财，当法律缩减国防支出时会更不现实。未来的冲突有可能是多国的，地区上更为分散，采用全球价值链对于未来的战争和联合行动至关重要。
注：
本文原题名为“Leveraging Global Value Chains for a Federated Approach to Defense”。本文于2014年12月刊于CSIS官网。
作者介绍：
David J. Berteau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以及国家安全项目工业及资源方向主管。
Scott Miller是CSIS高级顾问并主持William M. Scholl国际商务主席会议。
Ryan Crotty是CSIS国际安全项目组成员以及国防预算研究项目副主管。
Paul Nadeau是CSIS项目经理，同时也是Scholl国际商务主席会议的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