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是个伟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认识他是我最大的福气之一。一个需要从混沌中寻求秩序的世界，将怀念他的领导力。
李光耀初登国际舞台的时候，是当时人口只有100万的新加坡的开国元勋。后来，他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政治家，为全球各地的领导人扮演了政治良心的角色。
开始时，命运似乎并没有给他更大的空间来取得更大的成就。去殖民化初期，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大部分是华人的新加坡人口，和主要种族马来人之间的矛盾，新加坡最终被赶出去，迫使它明白必须依赖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认为，现实将让不听话的新加坡得到教训。
然而，正是超越现实局限的愿景，让伟人成为伟人。李光耀出人意表地选择了独立。他的选择反映了他对新加坡人的能力的无比信心。他表示，虽然以殖民地海军基地为主的商业活动已消失，新加坡这个没有任何经济资源的城市，还是可以利用其主要资源——人民的智慧、勤奋和献身精神——发展起来并晋身国际舞台。
一个伟大的领袖把国家从现有的情况，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阶段——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他坚持高素质的教育、杜绝贪污及唯才是用。他和他的同僚，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从1965年的500美元，提高到今天的约5万5000美元。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东南亚领先的知识都会、区域主要医院的所在地，及主办国际会议的优选地点。新加坡遵循一个特殊的务实主义：为人才提供机会，并鼓励他们采取全球的最佳作业方式。
优异的表现是这个成就的一部分。优异的领导更是重要。数十年来，看到李先生从一个“中等城市的市长”，成为驰聘国际舞台，为国际战略秩序提供意见的导师，让人感动又鼓舞。
李先生访问华盛顿是国家大事，美国总统肯定会和他进行会谈。主要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也会要求和他见面。他们不是要听新加坡有什么问题，李先生几乎从来没有争取美国决策者的援助。他最关心的，是美国对捍卫和发展一个和平世界所可以做的贡献。和他会谈的人不是要听他的请求，而是向一个真正的全球思想家学习。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从李先生于1967年，即他出任新加坡总理不久后，访问哈佛大学开始。李先生同公共管理研究院（现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职人员会面，要求他们对越南战争发表意见。基本上，他们对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是个战犯还是精神病患者，意见分歧。我和他们持有不同看法。
李先生的反应是：“你们让我感到恶心”——这不是因为战争对他有特殊个人意义，而是因为新加坡的独立和繁荣，有赖于美国的坚持、团结和决心。新加坡不是要美国做它自身不会尽全力去做的事。但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力，来补充和创造一个全球秩序的框架。
在我接下来45年同他无数次在国际会议、研究小组、董事局会议、面对面讨论和朋友互访的会面中，他反复阐述这些主题。他没有告诫；他从不情绪化；他不受制于冷战意识形态；他是一个寻求世界秩序和负责任领导的朝圣者。他了解中国的重要性和其潜力，也一直致力帮助世界看清楚这一点。但最终，他认为，没有美国就没有稳定。
他在国内实行的措施，达不到美国现有宪法理论的要求。但公平来说，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时期的民主也同样不及格——选举权受到限制、投票需要的条件和奴隶制。我不是要讨论当时还有什么选择。若新加坡选择了其批评者所说的道路，种族问题可能让它崩溃，今天的叙利亚就是例子。对新加坡独立早期赖以为生的体制，其改革是否被不必要地推迟了，可以是另一个讨论的课题。
我在悼文的开头便提到了同李先生的友谊。他不是一个喜欢用带情感字眼的人，谈的几乎都是实质的课题。但我可以感受到他在意的是什么。李先生把一生奉献给国家，也不断和他人进行讨论，和他谈话让人对人生目标更具信心。
让李先生最悲痛的，是深爱的妻子因为中风而失去沟通能力。他每晚坐在床边为她读诗，深信妻子是听得到的。
或许这是李光耀在他的时代的角色。他对世界抱着同样的希望。即使成果不明确，他还是全力以赴。但我们很多人都感受得到，也永远不会忘记他。
注：
原载3月23日《华盛顿邮报》。叶琦保译。
李总理：感人的悼文
基辛格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和好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当时我父亲休假到哈佛大学进修，基辛格还是个教授。他们之后便一直保持联系，就算没有担任公职也是如此。父亲最近生病时，基辛格想再探访老朋友一次，但父亲的健康已经让他没有办法接见老朋友了。这是他写给我父亲的感人悼文。
李显龙总理在面簿的留言
李光耀是个伟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认识他是我最大的福气之一。一个需要从混沌中寻求秩序的世界，将怀念他的领导力。
注：原载3月23日《华盛顿邮报》。叶琦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