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伊始，全球需求不足以及主要经济体的通缩风险显著加强。。
在发达国家，低通胀不仅是因为近期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是因为是收入水平长期停滞。美国、英国、日本，以及欧元区内的几个国家，其真实工资中位数依然低于2007年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也没好到哪去。国际劳工组织最新的《全球工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增长水平远远落后于当地的生产率增长。
真实的收入增长对于刺激消费很重要。因此，央行行长和政治家现在开展了一项新的业务：鼓励增长工资。去年7月，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对一些德国公司提高工资的做法表示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更积极了，他反复地要求日本企业增长工资——甚至通过降低企业法人税的方式鼓励他们。
但是这些政策收效甚微。与之相反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断“通货膨胀每时每刻每处都是一个货币现象”似乎越来越清晰。
虽然央行声称全球通胀的“大缓和”时代即将到来，结构性因素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中国大量劳动力进入全球市场经济之后，会改变发达经济体内资本和劳动力的平衡。近来，科技的发展也是推动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信息科技和办公自动化挤压了低技能工作的薪资空间，并且逐渐侵蚀劳工组织的政治话语权和市场力量。
结果就是许多国家的真实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导致收入分配愈发不平衡，以及名义需求不足的潜在结构性偏见。考虑到富人群体有更强的储蓄倾向，贫富差距扩大会导致需求增长缓慢——除非富人能将储蓄借给穷人。
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当央行行长视自己为控制通货膨胀的英雄时，他们逐渐发现通过降低利率刺激信贷繁荣能抵消通货紧缩压力。这导致过度的债务、金融危机，以及长期的总需求不足，无论是家庭、公司，还是政府都忙着减轻债务。
但是，尽管结构性因素和债务积压导致如今需求不足，一个完全的宏观经济调整也许依然能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如今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组合。毕竟，虽然这种方法能最终刺需求，也可能导致资产价格飙升——从而加剧贫富不均——从而再次刺激私人信贷增长，导致金融危机。
尽管如此，通过单一的宏观经济政策解决通货紧缩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加入解决工资和消费停滞的结构性政策。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释放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尽管放松雇佣条件会提升就业率，但也可能降低真实工资水准。就好像劳动力市场可以太僵硬，也可能太宽松。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能保证底层收入者的真实工资。税收和社会福利体系能够将工资用于应该被花费的地方。
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一样，根本上都是货币现象，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最有效的武器。但是结构政策的潜在重要性也不容忽略。魏德曼和安倍是对的：一些成本膨胀的压力会产生到作用，但是需要制定慎重的政策去实现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