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做法，在反倾销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将为某国厂商生产的产品计算“正常价值”，即美国本国生厂商在本国市场收取的价格或根据生产成本核算的“结构价格”，从而确定“倾销边界”。如果外国进口产品对本国相关产业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那么为了抵消产品倾销的影响，进口国将会对该产品征收高额附加税。
然而，在一项有关“非市场经济体”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通过量化出口厂商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和材料成本）并采用第三国其他生产者所支付的相应要素价格来近似地表示出口国的市场价格。对中国进行“非市场经济体”定位所产生的实际后果是，美国商务部在权衡是否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时，无视中国厂商自身的实际成本和国内价格，而是采用估计值。这通常具有惩罚性，并且不符合实际。由此导致，中国出口商和美国进口商均承担了较高的成本和不稳定性。
对待来自非市场经济体进口产品的不同态度背后所隐含的基本原理并不是无稽之谈。如果出口产品价格是由出口国政府任意确定的，那么在常规反倾销调查中对这些价格进行比较就毫无意义。但是，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已不同往日。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开放使中国亿万百姓摆脱了贫困，并在21世纪初期使中国跃居全球经济大国之列。中国实施经济自由化的路径是曲折的，并没有形成类似西方模式的经济体系。目前，虽然价格管制和公有制在某些产业中仍然存在，但是到2001年加入WTO，中国已承诺遵守全球经济规则。
不幸的是，美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中国经济的这些变化，未及时把握这些细微的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遇，却仍坚定地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在反倾销程序中仍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实施不合理的歧视性待遇。随着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美国官方一味地提高对中国经济所必须达到的自由化程度的期望。美国政府声称，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体系进行行政干预，因此美国并不一定要遵守WTO有关反倾销的一般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对检查滥用行为并无规定。认为中国情况特殊的观点，只是美国无止境地实施歧视性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借口。
目前的WTO规则允许美国继续采用这一歧视性手段，这也是中国加入WTO时所答应的条件，但是这一条件将于2016年12月到期。如果超过这一期限，美国继续实施这一策略，将会严重违反WTO规则。直至目前，美国贸易官员才开始重新考虑在反倾销程序中对中国所采取的歧视性策略。
也许，对于美国来说，只有结束对中国“非市场经济体”的定位才是唯一合法和合理的选择。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美国有权做出选择，即诚心诚意地遵守全球贸易规则，抑或固执地坚持不合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地位的结束对美国是否有利将取决于美国的最终选择。
不幸的是，从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不合法历史行为来看，美国不会诚心诚意地接受2016年的最后期限。美国对非市场经济体所采取的反倾销策略经常超越法律和逻辑边界，并已陷入与中国互相滥用反倾销策略的“以牙还牙”诉讼和反诉讼中。如果美国不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那么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体”例外条款的最后期限结束后，有可能激发更严重的冲突。
为此，美国商务部可以采取诸多替代策略予以应对，每种可能的措施将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和政治影响。第一，在美国的法律框架下，美国商务部有权利无视WTO规则的变化，而继续实施当前的政策。他们也可以基本上接受中国的新经济地位，同时继续采取歧视性手段。这两种应对措施都将导致WTO长期的诉讼和反诉讼。
第二，美国商务部可通过其他途径来遵循WTO和美国法律，同时通过公平方式考虑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行政干预。然而，此类方法似乎不能为美国商务部带来当前政策所能带来的高收益。
第三，美国商务部彻底接受中国已完全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的事实，同时放弃“非市场经济体”的歧视性措施，并通过反补贴法来应对任何残余市场扭曲。这一政策选择不仅会减少不合理和被滥用的反倾销行为，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改善中美关系，增强美国在建立在规则之上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
然而，美国的此类替代措施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缓WTO诉讼的期限，激化“以牙还牙”的报复行为，进而危害美国经济及全球贸易体系的健康运行。为促进贸易发展，维护本国公众利益，美国的最优政策选择是在2016年之前彻底结束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待遇。在最终截止期限之前，结束“非市场经济体”歧视性待遇，既符合WTO规则，也将有利于增强美国在诉讼频发的中美贸易关系中的地位，有利于提升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领导者地位，降低反倾销策略对本国经济的扭曲效应。
注：
本文于2014年10月刊于CATO短评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