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试图转变自身增长模式的艰难结构性调整。30年来中国依靠出口和投资发展得不错。但这个模式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耗尽动力。既然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那它出口的增长速度就难以超越世界市场。其投资速度稳步上升，逼近经济的50％。以这样的速度投资的问题在于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开始出现产能过剩问题。
现在在房地产、重工业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领域都能见到这样的产能过剩现象。钢铁和水泥等重工业部门的产量为产能的一半左右。而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的地方政府债务迅速增长，从中也能明显看出基础设施过度建设的问题。
中国领导层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制定了控制多余投资的计划纲要。随着投资速度的下降，中国可以继续保持不错的增长（在6％到7％的范围内）但供应端需提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而需求端需提高家庭收入和国内消费。
有助于这一转型的部分关键改革是：
（1）放宽限制流动性，尤其是限制家庭从农村迁往城市的户口登记制度；
（2）放宽金融管制，这样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就能为家庭储户带来过得去的收益，公司和地方政府获取资金的成本也将提高；
（3）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可以加倍刺激企业为国内市场生产商品；
（4）放宽对目前由国企主导、不对外贸和外资开放的服务业限制。
在二十国集团（G20）中，中国是金融服务、电信、物流和媒体等行业对外国投资最为封闭的国家。巴西和印度等其他大型新兴市场在这些领域要开放得多。印度和美国都面临以下问题：它们对中国迅速增长的海外投资都较为开放，而中国自己对流入关键部门的投资依然十分封闭。
尽管中国改革方案的广度令人印象深刻，但旧有模式和制度催生出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反对每场改革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实施速度很慢。大城市的现有人口抵制移民家庭的涌入。国企和地方政府抵制融资成本的上升，这将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出口公司和地区反对汇率改革。而交通、金融、媒体和电信领域在防护墙后成长起来的大型国有公司抵制向国内外公司开放这些领域。
中国若能成功转变其增长模式将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带来好处。中国投资步伐放缓已成为导致全球能源和矿产价格下跌的一个因素。中国会继续为能源和矿产出口提供需求，只不过不是以过去的速度。对能源和矿产的胃口减弱应该会导致这些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情况减少。
中国应该会成为一个更多元化的进口国。例如，去年中国有1亿人出国，目的地以亚洲为主。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这种对旅游服务的需求多半会迅速增长。中国花在出国旅游上的钱在国际收支表中是算作“进口”的。
中国转型的另一个积极方面是工资一直在迅速增长。因此，中国正失去在劳动最密集的制造业（鞋类、服装、电子设备组装）中的相对优势，而这些行业正开始向南亚和东南亚工资更低的国家转移，促进那些国家的增长。
如果中国能像控制投资那样成功的提高国内消费，那么其总的贸易顺差———放在全球背景下依然很大———应该会稳定下来或不断下降。即便如此，在一段时间内它多半仍将是全球资金的净供应国。因此它才会对让其能循环利用自己顺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构感兴趣。
不过，这些积极的进展不一定会出现。不推行政治改革，可能无法实现那种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增长。中国就腐败问题进行打击，但避开了系统改革。改革失败的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带来各种问题。
如果投资受到控制但消费没有增长到取而代之的地步，那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扩大。这样的话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很有可能会贬值。工资的增长多半会停滞，而中国会力争紧紧抓住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份额。随着经济收益变得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很可能会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而转向民族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并助长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冒险主义。
在鼓励中国贯彻经济改革和开放的问题上，印度和美国拥有共同利益。这可以通过两国各自与中国的双边对话，仍处于谈判阶段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等有望达成的双边协议，G20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论坛，以及扩容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等多边协议实现。
印美合作的关键项目可能包括：
中国高度限制入境投资的制度：中国公司可以自由投资海外而中国自己的市场依然十分封闭的制度令印度和美国处于劣势。
汇率管理和储备累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汇率目前接近平衡；不过，如果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大大加深，可能会面临不得不以破坏亚洲经济体稳定的方式让货币贬值的压力。
主要由中国出资的新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能还包括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建立的新开发银行）的标准。在环境、社会和信托标准上，这些新机构会遵守全球规范到何种地步还有待确定。印度是新机构的成员之一，而美国到目前为止还不是。
不过，两国都有兴趣确保新机构有积极的附加价值，不破坏凭借数十年经验建立的全球标准。新机构应成为现有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补充，而不是试图取代它们。
注：
本文为瞭望智库摘编自布鲁金斯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