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一体化的道路上，欧亚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的快速发展与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文通过对中国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计划的提出和发展历程的回顾，分析了制约上合组织自贸区建立的因素，并对未来上海合作组织如何发挥经济合作功能提出几点思考。一、制约上合组织自贸区建立的原因（一）中国忽视了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因素区域一体化是经济问题，但政治因素同样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外学者[1]曾指出“政治目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是很重要的，在有些时候其重要性可能会压倒一切……如果不考虑政治目标的潜在福利收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的经济分析就不完整”。一些国内研究则主要围绕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给各国带来的经济福利进行分析，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于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决策一开始就忽视了有着关键影响的政治因素[2]。苏联刚解体时，出于对现实困难的考虑和对中亚国家的轻视，俄罗斯采取了“甩包袱”的政策。后来随着北约东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自普京担任总统以来，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调整。在对待独联体范围的一体化方面，俄罗斯的政策虽然并不一致且不完整，但“就最新的发展来看，俄罗斯已决定承担重新恢复其在前苏联空间影响的高昂成本。为实现此目的，俄罗斯采用了各种可用的方法，既包括大棒，也包括胡萝卜。”[3]鉴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多边合作项目多、资金缺口大、融资困难，2005年中国曾提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基金，但因俄罗斯反对而未能实施，仅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4]。但俄罗斯2006年即与哈萨克斯坦成立了欧亚发展银行，俄注册资本为10亿美元，哈为5亿美元。15亿美元对于资本极为匮乏的中亚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但能提供更多资金的中方建议却因与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律不符而被否决，个中缘由令人玩味。由于长期以来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亚国家对中国一直抱有疑虑和担心。对于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中亚国家也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通过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借鉴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会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地和商品的销售地，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从而“丧失经济独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疑惧心理不仅对中亚国家的普通民众，而且对其政府官员、学者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担心如不能被消除，那就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国际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相互影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诸多案例中，在经济因素之外，政治、外交、安全等非经济因素起到了间接而又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些案例中甚至取代前者成为首要考量。”[5]（二）各国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福利认识的差异1.中国忽视了其他成员国从上合组织自贸区获益的途径和能力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提出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和成立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建议，一方面是由于基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即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来实现资本积累，以建立基于比较优势的、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以促进完善要素市场的建立；另一方面也有扩大出口、保证中国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的潜在含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政策有很强的重商主义取向。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但是其他国家，也是中国自身所未能预料到的，因此中国仍习惯于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认知自身经济利益、制定贸易政策和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但对于中亚国家甚至俄罗斯来说，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强大的竞争力不能不使它们产生巨大的压力。中国应阐明，俄罗斯、中亚国家如何能够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受益，只有这样它们才能促进与中国的经济合作。2.自贸区产生的经济福利与成本对各国利益集团的影响差别很大维纳（1953）将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福利简单地分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但此后学者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产生的经济福利和成本在各国间、各国内部不同产业或者说利益集团间分配差异很大，因此不同产业或利益集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态度也大相径庭。一些竞争力较弱的产业因受到来自其他一体化成员国的竞争而蒙受损失，乃至被迫退出市场；利益受损的产业往往能够更有效地团结起来反对对其不利的政策，这样就会产生满足该利益集团而损害整个社会公众利益的政策[6]。中亚国家产业结构不完整、工业化水平低下、消费品匮乏以及投资环境不佳，而中国与中亚经济往来主要以贸易为主，特别是以中国对中亚国家出口为主，这对于中亚各国原有产业产生的冲击是极为巨大的。这些产业存在种种不足和缺陷，有的是技术远远落后而难以维系，有的是缺乏资金和管理，有的则是运营成本过高，它们在受到来自国外竞争时面临调整或倒闭的命运。因此，利益受损的产业和工人对与中国建立自贸区的建议持强烈反对态度，而这些国家的国内反对派往往以此为由对政府施压，从而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现已成为中亚地区的转口贸易平台，该国也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相比于受损企业集中表达其利益诉求，受益者（消费者、从事边境和巴扎贸易的商贩、巴扎和边境贸易的配套服务提供者）则因个人所得利益的间接性而未能充分表达其声音。这正是奥尔森所说的，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的收益份额就越小，他们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7]。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也指出不同利益集团的“捐献”会对政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决策产生关键性影响[8]，如果巴扎的老板组织起来表达其诉求，将会对吉国政府决策产生很大影响[9]。2013年12月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因预期利益在加入关税同盟后未能实现而公开表达不满，这无疑会促使吉尔吉斯斯坦政府更为全面地考虑本国利益如何得到更好的保障。3.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对中亚国家产生的影响利伯曼等人[10]指出，根据全部一体化和宏观经济指标来看，中国对于中亚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实际上并不大，即使这一判断有偏差，也仅是对发展速度而不是趋势认识的偏差。笔者曾指出，中国在经济方面对中亚国家影响力不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俄、哈吸纳了吉塔乌等国的劳动移民，既解决了这些国家的就业又给其带来了宝贵的外汇收入。中亚国家当前的能源供给、基础设施主要还是依赖苏联时期建立的体系，因此俄罗斯尽管经济实力大不如前，但仍然能够在许多层面对中亚国家发挥关键性的影响[11]。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大而不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在世界上的排名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2012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世界第6位，存量则为第13位。对外投资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难度远大于对外贸易，这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发展远远领先于中国对中亚国家投资的原因之一。虽然中国对于中亚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不如俄罗斯，但是中国也未认识到与中国的贸易给中亚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如边境贸易和巴扎贸易对解决中亚国家就业、企业家培育、资本积累和市场体系发育等方面的潜在作用，往往因相关研究的缺乏而被忽视[12]。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不仅满足了中亚国家的国内需求，实现了社会稳定，而且还为中亚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如吉总统府官员曾指出，转口贸易平台为该国创造了50万个就业岗位[13]。如何阐明与中国贸易给中亚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并影响中亚国家舆论对此问题的认识，对于改善中国贸易在中亚国家的形象无疑是极为关键的。以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学者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远不够深入和准确，难以拿出有说服力的数据来证明中国对中亚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就业解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新疆经济的落后制约了中国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新疆作为中亚地区的近邻，也被视作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在发展中国与中亚经济往来方面被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但新疆自身经济的落后、工业化程度的低下，使得新疆目前难以承担这一重任。新疆的自然资源、工业化程度、市场体系成熟程度都与中亚国家颇为相似，因此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往来中也只是更多地发挥着“贸易走廊”和能源通道的作用。中亚国家内部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新疆经济的落后制约了中国与中亚的经济往来，以新疆作为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重点甚至表明中国对中亚并不重视。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往来以贸易为主，尤其是以不甚正规的边境贸易为主，这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最为简单和成本最低的方式。新疆企业在中亚投资极少，以往投资大多失败，其原因就在于新疆企业缺乏投资的实力和经验。（四）中国学者对如何开展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研究存在不足1.未能准确认识各国的比较优势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亚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资源、原材料优势，而中亚国家则不愿仅成为中国的原材料的提供者。针对自由贸易理论的盛行，李斯特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一国实行何种贸易政策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而定；普雷维什则进一步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自由就是变穷的自由”，“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实行工业化，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来摆脱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14]。虽然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选择，但是对工业化水平很低的中亚国家大力宣传自由贸易也并非恰当的做法。中国曾在20世纪面对欧美国家倡导的自由贸易时采取了保护贸易政策并论述了它的合理性，而今天中亚国家则是在面对中国的竞争时试图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来维护本国利益。中亚国家真正的比较优势不是仅限于自然资源的简单对比，而是如何建立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的产业，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的积累，为今后将其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努力。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转型国家一旦能够克服过高的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自生能力，就可以建立起基于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最终使其具有国际竞争优势[15]。在中亚国家建立基于比较优势产业的进程中，中国资本、技术和转型经济的经验将对中亚国家发挥关键作用，而当中亚国家借助中国的大市场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并建立基于国际市场分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时，中国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自然也可得到中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2.部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可靠性不足李钢等学者根据对上合组织6个成员国在港口物流、海关程序、监管环境、标准一致化、商务流动、电子商务发展程度和监管透明及反腐败的调查问卷的结果，采用引力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了上合组织区域内贸易壁垒对区域贸易的影响结论[16]。但是该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仅来自42份有效的调查问卷，结论的可靠性无疑存在严重不足。3.研究角度的中国化李钢等学者的研究仅在中国企业中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也承认这份研究“缺少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对中方的评价，只反映了中方单方面的观点”[17]。这份研究在2003年被提交上合组织第二次经贸部长会议，部分内容被当年总理定期会晤中通过的《纲要》所吸收。但这样一份单纯反映中方观点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所接受？这也许是上合组织自贸区一开始就未能被其他成员国所接受的原因之一。中国对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大量研究都是基于中国可从中亚国家获取何种利益，对于中亚国家的利益仅看做是建立基于简单的比较优势的分工，这样的片面观点自然得不到中亚国家的支持。二、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建议“上海五国”最初是讨论边界划分问题的一个平台，1998年纳扎尔巴耶夫的提议对五国开始考虑区域经济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进程，而俄罗斯始终较为消极，这一点从俄罗斯学者的观点[18]或是俄罗斯正式采用上合组织秘书长称谓上得到了充分体现[19]。从“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动态过程，或者说是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国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迅速取得成效已被证明是极为困难的，但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无进展，必然会影响上合组织的实质性发展。如何发挥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功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实际也是中亚国家对中国普遍抱有的期望。（一）中国需以大国思维来重新认识上合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赵华胜曾指出，中国外交的基本性质是内向的，是为满足国内的合理需要，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合理需要服务[20]。根据本国利益来采取相应的外交政策是各国的正常做法，但中国作为大国，特别是相对于中亚国家来说，需要以大国的风范和思维来重新考虑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对于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认识，应由单纯的满足国内需求转变为向中亚地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只有带动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中国的利益也才能够更好地得到维护。中国之所以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以贸易而非投资为主，就是因为贸易是国际经济合作中难度最小、门槛最低的方式，并非是中国有意而为之的。中国经济大而不强也决定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抱有像与东盟那样短期内建立自贸区的想法。（二）考虑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中亚国家之所以在独立后热衷于发展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来摆脱独立后面临的经济困境，以使本国的独立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吉尔吉斯斯坦在2003年提出了建立上合组织投资论坛和投资基金的建议，乌兹别克斯坦2004年提出了建立中亚共同市场的倡议。哈萨克斯坦在经济合作上态度最为积极，上合组织建立初期一直强调上合组织应以经济合作为主题[21]，哈也最早提出制定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纲要，后来又提出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发展基金等融资机构，并且在不能形成共识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多边合作账户的建立[22]。这些建议尽管因种种原因未能实施，但充分表明中亚国家对于上合组织的经济合作功能抱有很高期望。纳扎尔巴耶夫2013年1月表示，“由他本人倡导的欧亚一体化的目标过去不会、将来也不会是建立政治联盟，但俄哈白三国决心继续推动欧亚经济联盟的建立……俄哈白三国只是希望通过一体化携手在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三国仍将是独立国家，每个国家仍会有自身的国家利益”[23]。这说明哈国一如既往地坚持政治独立和借助一体化发展经济的战略并没有变化。但是，根据俄罗斯对于欧亚经济联盟发展前景的阐述，由经济一体化走向政治联盟又是符合其内在发展逻辑的。由此可看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对于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前景认识不同，或许这也是哈萨克斯坦反对2015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原因之一。（三）实现与俄罗斯利益兼容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已使得上合组织自贸区在制度上不可实现，一个替代的方案是建立中国—欧亚经济共同体自贸区，但如果不解决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政治顾虑，这个想法将会是上合组织自贸区提议的重演。一些学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存在成员国大部分重叠、所处地域大面积交叉和组织功能局部重合三个因素，因此中俄两国如能开展合作，将会同时推进各自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但这一想法能够实施的前提是俄罗斯改变其地缘政治战略的考虑，因此其实施的基础取决于俄罗斯而非中国的态度[24]。俄罗斯对待上合组织自贸区的态度一方面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另一方面也与俄罗斯国内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认识有关。利伯曼曾指出“后苏联时期一体化论文的水平比较平庸”，“这种平庸的论文还常常遵循非常相似的推理模式，有着很多标准的、不言自明的、很少受到辩驳的预设”[25]。在与中亚国家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俄罗斯已经领先于中国，而且其优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国的中亚政策需放在中俄战略关系背景下考虑。有一点是中俄两国都应认识到的，即凡是不能给中亚国家带来经济增长的一体化最终都会被中亚国家抛弃，只有中亚国家经济真正发展了，中俄两国在中亚的利益才能得以保证。（四）采取耐心态度培养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驱动力从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验来看，区域一体化必然受到政治力量的推动，但区域一体化取得成功必须基于市场的一体化，单纯依靠政治推动而无市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注定无法取得真正的成功。当前中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依赖政府推动而不是企业的积极参与，而世界上所有成功的一体化恰恰都是以企业的参与为基础的。企业对中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参与不积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亚国家产业结构以能源、原材料开采为主，其产业链短而无法形成彼此间的产业内乃至产品内的分工，在国际产业链条中也居于底端位置，难以融入国际产业链，而且各国产业结构的同构性也限制了彼此贸易的开展。中亚国家的转型不仅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是经济发展观念的转型。对市场经济观念和运作的陌生以及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离后的警惕心理，使得中亚国家在面对很多经济合作建议时顾虑重重，难以接受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国家普遍认可的做法。因此中国在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时必须考虑中亚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不可提出超越中亚国家基本国情的合作计划。如中国曾提出上合组织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一个项目是电子商务，但在中亚国家的贸易尚处于以巴扎贸易和边境贸易为主要方式的情况下，发展电子商务对于中亚国家来说更像是没有意义的空谈。五、结论一些学者[26]曾指出中国在智力上是上合组织最大的投入国，并提出了许多发展规划、设想和方案。但如果这种智力投入质量不高，那预期目标也就难以实现。应当看到，当前中亚地区经济落后是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缺乏资本、技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部分国家过分依赖能源不良后果已逐渐显现[27]（王维然、雷琳，2012）。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说过，“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了解得越少，他对未来的判断就越不可靠”。区域经济一体化仅是中亚各国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而绝非目标。中国在参与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固然要发挥上合组织的平台作用，但首先要明确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区别。中国应着重考虑如何带动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推进一体化，当前关键在于中国如何提出符合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发展经济需求的合作方案。在中亚国家经济仍处于转型阶段且各国面临大量现实矛盾的情况下，上合组织更应考虑如何为本地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此来带动上合组织取得真正的发展。只有中亚国家如同东盟国家一样能够从中国经济增长中受益，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上合组织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才会被中亚国家真正接受并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否则“丝绸之路经济带”只会是上合组织自贸区建议的翻版。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13XGJ012）、新疆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亚国家贸易和投资政策”（050112B02）和新疆师范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俄白哈关税同盟成立后的新疆外贸转型问题研究”（XJNU12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注释：[1]Schiff, Maurice and Winters, L.Alan,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nd Oxford Press,2003.[2]李钢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加速推进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版。本书后记谈到该书是根据三个研究课题扩展而成，其中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该研究被提交给上合组织第二次经贸部长会议，而《纲要》在许多方面吸取了中方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3]Vinokurov, Evgeny Yuryevish, Russian Approaches to Integration on the post-Soviet Space in the 2000s. Katlijn Malfliet，Lien Verpoest，Evgeny Vinokurov edited，The CIS, the EU and Russia: Challenges of Integration，Palgrave Macmillan，2007.[4]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5]贺平：《贸易政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6]〔美〕 保罗·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7]〔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8]G.M.格罗斯曼等：《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9]关于巴扎贸易对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的影响程度，见作者另一篇文章《对外贸易对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影响的研究》。[10]Libman, Alexander and Vinokurov, Evgeny, Is it really different? Patterns of regionalisation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Post-Communist Economies，Volume 23, Issue 4, 2011.[11]王维然等：《中亚区域一体化进展及大国作用研究》，载《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第4期。[12]Mitra., Saumya, Kaminski, Bartlomiej, Kholmatov., Matin , Bazaars and Trade Integration in CAREC Countries. Report No:54034. World Bank. 2009; Trilling, David, Kyrgyzstan: Garment Industry Is a Bright Spot in Gray Area, 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6119[13]《吉总统办公厅官员谈吉加入关税同盟问题》，http://www.yaou.cn/news/show.php?itemid=7692[14]〔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15]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6]李钢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加速推进的区域经济合作》。[17]同上。[18]参见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与展望》，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19]俄罗斯方面出席1998年上海五国元首峰会的是总统特别代表普里马科夫，俄罗斯的消极态度也使得该组织首次总理会晤未能签署正式文件，在2005年莫斯科峰会之前俄文中对上合组织秘书长的称谓一直是“执行秘书”。[20]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21]潘光、胡键：《21世纪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22]须同凯：《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23]《哈总统称欧亚一体化目标不是建立政治联盟》，http://euroasia.cass.cn/news/690415.htm[24]王树春、万青松：《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关系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3期。[25]亚历山大·利伯曼：《独联体及中亚区域一体化研究》，载冯绍雷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这与中国国内关于上合组织自贸区的研究颇有相似之处。[26]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27]王维然、雷琳：《自然资源是哈萨克斯坦的赐福还是诅咒？》，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