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界谁主沉浮，历来是萦绕在大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个情结。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国家之一，美国无疑是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在内关注的重点对象，从诺斯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到兰德斯的《国富国穷》，无不是美国学者围绕美国而展开的宏大的世界历史，这是由于美国的国际地位所决定的。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模式”已经是西方世界的热门话题，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还在热议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又非巧合地奉上《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
莫里斯的视角：把东西方置于15000年的长程文明史中加以比较
《西方将主宰多久》，言外之意，西方主宰世界的历史即将终结。有趣的是，书名虽然是“西方”，论述的核心和对象却是“东方”，而且这个“东方”不包括印度、不包括俄罗斯和日本，只是中国。在作者那里，“东方”是中国，而中国代表“东方”。
作为考古学和古文献学起家的历史地理学家，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的世界史视角的千年文明史观，即大多数历史学家仅仅从公元前5世纪东西方“轴心文明”时代或古罗马-汉朝开始比较，而莫里斯把东西方置于15000年的长程文明史中加以比较。视角变了，看法就变了，结论也就不一样了。这是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是，因为作者是研究历史地理见长，作者颇有地理决定论的味道，即一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因此气候变化对其国运的影响至关重要。“东西方之间的最终差别，在于地理因素，而非人为，而这种差别决定了战争打击和疾病侵害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也正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在作者看来，欧洲离新大陆在海洋位置上更便利，更有可能首先发现新大陆，因此明朝的航海技术虽然领先却不便于抵达美洲。而新大陆的发现才驱使西欧国家的技术革命，从此领先世界。地理位置决定论无疑会引起争议。
第三，也正是因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西方所处的有利位置使得其在14000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气候的变化使得中国从公元6世纪后的1000年内领先了世界，直到1750年后西方因工业革命而支配着世界。且不说中国到底为什么领先了世界1000年，作者告诉西方读者的是，西方领先世界并不是必然的，而且西方领先的历史即将结束，具体的年份就是在2103年；而在还不到100年的时间内，权力事实上已经转移，即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作为单极力量的式微。
在千年的历史维度上，很多当下的乃至百年的故事都不过是沧海一粟
对读者而言，最有意义的大概就是公元6世纪以来的1500年的世界史。在这个1500年中，西方领先世界不过300年。但是，也正是因为这300年，由科学革命而推动的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思想的普遍化，在全世界形成了西方长期优越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作者告诉西方人，这是错的，领先只是偶然的，而且在时间周期上又是如此短暂。言外之意，西方的思想和治理模式，并没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所鼓吹的那么具有必然的优越性和普世性。
其实，《西方将主宰多久》只是为数不少的非西方中心主义作品之一。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就提出了著名的“在中国发现历史”，著名的日本中国问题专家沟口雄三提出了“以中国为方法”的历史观。其意义很明显，中国不再只是“世界的中国”，而应该以中国的角度看世界即“中国的世界”。这些洞见过去并不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流行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维度下的中国研究。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中国的成就都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但是这一次，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头，鸵鸟政策是行不通的，我们不得不以实践来检验理论和观念。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历史学家的视野更值得尊重，因为他们眼中的理论和实践不但是当下的，而且还包括了千年乃至万年的长程历史维度。在千年的历史维度上，很多当下的乃至百年的故事都不过是沧海一粟。
和任何巨著都有其难以避免的问题一样，《西方将主宰多久》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或许因为太过强调地理决定论，最后不得不为其历史观做些调整和修正，认为地理决定论在农业文明时代很重要，而到了工业社会，尤其是信息社会，一个国家的地理因素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其实，不但当下的地理因素不再那么重要，就是在中国领先世界的1000年，到底是地理因素还是其他因素的作用？也未必说得清楚。作者也提及隋朝的大运河工程，以及那时开始的科举制，这些是什么呢？治理模式！换句话说，是治理模式使得中国领先了世界。“致治之道，人才为先”。在当时的世界，科举制是任贤与能的最好制度，中国的官僚制因而被补充了新能量新生命。同样是因为领先于西方的官僚制即行政管理体制，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才得以建设，从此南方就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因此，或许过于专注于人类的长程历史而论英雄，作者对其他关键性因素就相对忽略了。
东方领先世界是因为治理模式，而后来西方领先世界也是制度创新的结果。相对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就是人类制度的飞跃。但是工业文明下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则必须根植于其固有的历史文明基因之中，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经不起风吹雨打，世界上很多搞了代议制民主的发展中国家也并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即使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也是工业文明下的各种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竞争，国家的兴衰其实是治理模式竞争的结果。在过去100年内，人类的实践历经放任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传统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模式在竞争中各显风流，但是好坏和适用性已然有了答案。
第二，作者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在作者看来，当西方不能统治世界的时候，世界的统治者就是中国。世界必然由一个国家来统治吗？作者虽然秉承万年的长程历史观，但难以摆脱的是西方流行的二元对立历史观和世界观。西方的理论都是为其特定历史的量身定制，近代西方乃至希腊、罗马对外关系史就是对外扩张和寻求统治世界的历史。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移植到异域文明上，认为强大的中国也必然是世界的下一个统治者。其实，作者忘记了，虽然他大谈特谈中国领先世界的1000年，但在这一千年内，中国秉承的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天下观”，而非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帝国观。这样的历史文明基因决定了，即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也不会西方式的去统治世界，追求的必然是包容多元文明的共生共存共识。其实，未来中国的世界观和国际秩序观不但存在于历史，现实也给出了答案。在刚刚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不但秉承了过去的“友邻”政策，还第一次提出了“富邻”。“以邻为壑”从来不是中华文明的选项，天下大同则必然是中国未来的走向。当然，这是成长于帝国式文明的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