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始终未能解决所有权缺位的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模糊，无法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同时，规模增长成为中国工业企业追求的目标，导致大量投资浪费、供需失衡。中国工业面临阶段性发展瓶颈。
国有资本集中度提升，市场活力不足
所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国家都会经历从经济增长高峰时期的分散竞争到集中度逐渐提高，并形成一些较大规模工业财团的阶段。尽管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有新的 商业机会和中小企业成长的空间，但占有大量社会资源和政府资源的大企业客观上占据着经济的主导地位，各国国际竞争往往也体现为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
政府主观上提出了国有企业经济布局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但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基础源于20世纪50 年代建立起来的重工业体系，大部分属于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非但没有改变这些竞争性工业企业的身份，反而进一步壮大了这些企业的规模和“实力”。
在历年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数量减少了，但无论是国有企业间的收购兼并还是股份制改革，资产规模和营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为了避免被收购竭尽全 力扩大企业规模。同时，在淘汰煤炭、钢铁、建材等落后产能的过程中，被淘汰的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其导致的后果是国有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资本配置效率总体 降低。
从全球范围来看，工业国家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从分散竞争到大企业集团形成。与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大型工业集团的主要力量来自国有企业。到 2011年，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规模达到16.52亿元，平均收入规模达到12.96亿元，而民营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和平均收入规模分别只有0.71亿元和 1.4亿元。2012年，中国大陆有35家工业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32家是国有企业，仅有联想集团、华为电子和吉利汽车三家民营企业。
2011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大规模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重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钢铁、水泥、商用汽车、挖掘机、机床、船舶等行业实际产能利用率下降至 70%以下，重型工业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一些中小企业难以为继，行业重组在所难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
资源配置粗放，国有资产出现“规模不经济”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大企业形成的过程是企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就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国有工业集团， 但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是通过行政命令形成的集中与规模，而非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国有企业的重组主要在原有的重工业体系和国有垄断行业展开。根据国有资产的 参与程度，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市场主导型行业。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形成，市场选择了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轻工业产品，市场改变了轻重工业结构失衡的格局，外资企业、私人企业 得到快速成长，形成了市场主导的体制。到2011年，国有企业占全部80738家轻工企业的2.85%，总资产规模占比19.46%，创造16.92%的 利润，国有企业比重已经很小。
第二类是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主导的领域。包括钢铁、通用机械、专用机械和船舶制造领域等重工业体系，这些领域基本上没有行业进入门槛，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共 同竞争。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体制机制不同，国有企业更加追求市场规模和行业地位而非经济地位，导致行业过度竞争，产能严重过剩，出现“规模不经济”的 现象。8.13%的中国重工业企业占据49.71%的资产，创造了25.03%的利润。
第三类是国有垄断性行业，如石油石化、航空航天、铁路装备。其中，石油、煤炭等能源企业中，13.15%的国有企业占据83.11%的资产总额，创造了 72.71%的利润。这些行业依然设置了严格的进入门槛，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军工体系至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成本加成定价体系，在垄断和国家预算 环境下，军工企业实际经营目标必然是成本最大化。
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国有企业改制伴随着房地产与基础建设的高速发展，其结果是满足投资需求的重工业规模迅速扩大，并导致了全社会、全行业的产能过剩。无论国有体制在竞争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规模扩张还是在垄断领域中的创新不足和资源低效利用，实际上都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
正常情况下，市场竞争一定会导致工业企业通过扩张规模来及时满足客户需求，占领市场份额，并因此收获规模经济效益。但企业的规模是有边界的，当产能利用率低于80%时，企业的规模可能出现不经济。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高涨 市场调节机制弱化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路径是备战时期的选择，前苏联援建项目是一个满足国家安全需求的重工业主导型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是中国对工业化的第二次选择，重 心是向优先满足人们吃穿基本需求的轻工业倾斜，但由于发展路径的选择——投资拉动型和国有企业规模建设型改制，导致了以国内投资为主导的重工业短时间内集 中爆发式增长，客观上强化了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公平竞争的意义在于经济波动中市场自身不断寻求平衡。无论是先导型还是跟随型国家，当本国经济进入重工业化发展高峰期后，都会遭遇过度竞争、产能过剩、环 境问题等增长瓶颈。处于高度市场化的工业国家具有产业整合的公平环境，在经济低迷时优胜劣汰。在中国，随着国有企业规模的扩大，银行和政府被规模较大的企 业所“绑架”，企业很难因经营不善退出市场，行业整合的难度越来越大，市场调节机制被严重弱化。
发达国家的工业经历了从分散竞争到集团化竞争的过程，虽然这些大型集团企业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企业自身的经营能力是依靠竞争形成的，具有强健的肌 体和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国有大型企业是在政府行政干预下成长起来的，仅有规模而缺乏市场竞争力。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以政府式的管理模式和考核模式使得 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行为短期化，不愿意投入回收周期漫长的研发费用，导致制造能力强、研发能力弱，当本国经济重工业发展放缓时，本国剩余资本没 有能力实现快速溢出，也没有一个比中国更大的市场可以承接大量的剩余产能。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被寄希望于继续释放“改革红利”，通过制度改革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规模小，改革符合帕累托最优原理。现在，国有企业网络到更多的资源并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大大增加。
“诸侯经济”下分散产能与统一市场不匹配
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在本国的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积累了区域规划与统一市场之间不匹配的矛盾。
区域经济本身的内涵是不同区域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地域特色经济综合体。地方经济发展本应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及历史条件来规划经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贸型经济和重化工业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能源大省都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在中国区域比较分散的情况下，存在 众多的重复投资，地方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指标，以土地、能源、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换取企业的投资。
一是地方政府不考虑自身的配套环境，以资源换取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某些能源大省远离汽车配套中心，却以当地煤炭换取汽车厂商的投资；二是只要政策鼓励的行业，各地都会积极为企业创造条件，招商引资，如风电、多晶硅、机器人等行业；三是不顾整体市场，打造地方产业中心。
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投资考虑的往往只是因为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但没有能力帮助企业销售产品，招商引资照顾到的主要是生产，市场本身的承受力往往被忽 略，重复建设难以避免。而在全球物流高度发达的今天，产品的市场半径越来越大，我们甚至可以把全球市场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地方政府的鼓励客观上造成了 分散的生产与统一的全球市场之间的矛盾。
缺乏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决策机制与分配机制僵化
到目前为止，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被认为是最科学的制度模式。日本、韩国等跟随型工业国家的后发优势显然不仅仅在于技术承接上，他们同时承接了西方国家科学的 制度，形成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与现代企业制度。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在发展的初期，一个好的经理人就可能把企业带向阶段性的辉煌，但规模 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制度。
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企业的治理结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中国商用汽车中，规模最大的是福田汽车，但盈利最好的是江铃汽车；独立 自主品牌的乘用车企业中，奇瑞、比亚迪和吉利产能规模都很大，但盈利最好的却是长城汽车。表面上看，无论商用汽车还是国产乘用车，似乎盈利好的企业都是因 为产品结构，而背后反映出来的实质则是企业的治理结构。
治理结构缺失所引发的问题不仅仅是经营效率。在混合经济模式下，一方面，政府资源倾向于垄断性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至今大部分企业的经营管理依然严重受制 于大股东——国资委。一些地方国资委甚至指定企业的经营范围、干涉企业的分配制度，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其结果是企业分配制度与经营业绩不匹配， 优秀的人力资源流向分配更加合理的民营企业，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过度竞争与重复建设。
目前，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面临退休，许多优秀的企业没有形成管理人才选拔制度，国有企业靠政府“空降”干部，而私人企业依靠子女继承，给本来就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成本优势正在消失 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要素优势和国内基础建设的投资。目前，这两个拉动中国工业的重要驱动力都在减弱，中国工业发展的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首先，近15年来，中国单个劳动力成本从15年前相当于美国的3%增加到现在的17%（如果加上劳动法要求的保险成本会更高），人民币升值33%，土地成本升值超过10倍，环境的宽容度越来越小，环境成本大幅上升，中国工业的成本优势正在消失，模仿型发展模式遭遇挑战。
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工业要素通过商品进行流动，贸易的结果是各种自然要素价格不断被拉平，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形成了更多的同质竞争，必须通 过变革与创新才能突破困局。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重工业发展都遭遇过来自外部市场竞争和环境对抗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引领的信息化 革命化解了世界产业转移给先行工业化国家带来的持续发展困局，金融创新进一步将先行工业化国家从竞争中解脱出来。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了从轻工业-重工业-机 电一体-产业联盟（供应-客户链+电子信息+金融服务）的升级模式。一方面，跟随和追赶型工业国家不断接近先行工业国家，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不断缩小；另 一方面，跟随型工业国家要素成本也不断接近先行工业国家，全球工业要素差距不断压缩。
其三，两次工业革命造成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已经持续了将近200年，目前这种模式正在遭遇来自互联网和灵活供销模式的冲击，一成不变的大企业正在遭遇重资产 “规模不经济”的困扰，工业竞争力发展为从静态要素竞争到动态要素的竞争——体制机制与制度的竞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被视为美国“去工业化”的结 果，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蔓延，再次对过度的金融创新提出警示，美国提出再工业化，近期欧洲制造业也出现恢复迹象。而与此同时，政府高度干预的日本、韩 国制造业正遭遇增长瓶颈，中国制造业也面临要素成本上涨等问题。
世界范围内完成工业化升级的国家只有欧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少数国家及地区，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等拉美和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 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进入1000~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当进入到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 的矛盾集中爆发，发展中经济体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阶段，如果不能克服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经济发展就可能出现停滞，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通 常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且工业仍然能够保持增长的国家才算度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
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汽车、房地产消费大幅增长，中国工业进入“起飞阶段”，到2012年人均GDP达到6094美元，在全球 185个国家中排名第84位，与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典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人均GDP 3000~5000美元比较，中国处于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但在2008年，人均GDP达到3259美元时，中国快速增长的矛盾已经显现：人力成本上涨、 能源及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外部需求放缓、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2009年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化解了经济发展的短期矛盾，使得短期内经济继续 保持高速增长。一般而言，工业产业具有很强的内循环放大功效。同时，由于重型工业产品兼有生产资料和投资品属性的双重属性，导致的经济快速上升周期的需求 也具有强烈的放大功能，使短期内国内重工业出现了异常的繁荣。其代价是中国工业增长的矛盾更加尖锐：人工队伍稳定性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稳定，人力、土地成本 大幅上涨，集中释放的产能与日益变化的需求不匹配，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市场需求下降，中国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经济模式已经遭遇瓶颈。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际上工业化国家被公认取得成功的模式有3种：美国、英国的消费者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日本、法国、韩国的行政管理导向市场经济体制；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英国和美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先导型国家，其自由市场经济表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与创新能力，但高度竞争与经济波动导致企业的稳定性容易受到挑战，员工的流动性 也较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工业发展都是强势政府推动的结果。其中，法国、韩国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科技资源，主要支持对象是大企业；德国和日本的社会 化表现在工业企业与制造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的大企业股东来自银行，而日本与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主办银行”的关系，终端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形成稳定 的股东关系。历史经验表明，稳定的社会关系对于开发周期较长、需要系统性工程的传统工业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德国、日本在机械制造、耐用消费 品、电气电子工程、汽车、化工和精密工程方面都因为这种稳定的制度表现出了巨大的竞争力。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被誉为“新经济”的创新更 多体现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德国、日本过去的模式开始表现出与美国创新能力的差距，两国也开始调整创新机制，资源逐渐向中小企业倾斜。
工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和双轨制下的人才流动不利于中国工业产品的稳定性和品质；而国有体制的任期制与“大锅饭”不利于企业的创新；政府与企业之间定位模糊以及大企业掌控的大量的社会资源滋生腐败。现有体制机制使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