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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一些人因此对经济前景产生某种不乐观情绪。也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不过是经济的周期性反应,待下行周期结束会继续高增长。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我们的观点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非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新常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达到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从稳增长到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下行始于2011年。2011年初中央提出“稳增长”,当年GDP增长即从上年的10.45%降至9.2%,2012年以来又分别降至7.8%、7.7%、7.4%。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这次经济下行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事实确也如此。2011年政府为了“稳增长”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同时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厉调控,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当然会把经济增长稳下来。

也许人们会问:如果不是政府主动调控,我国经济今天是否仍会高增长?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到2020年保持8%的增速应该不成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前两次金融危机的情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有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持8%,甚至会破5%,结果我国经济增长却达到7.8%。有人怀疑中国GDP有水分、不真实。当年朱镕基同志说,增长率是当年GDP与上年GDP的比值,不排除我们的GDP有水分,但水分年年有,只要今年不比往年多,分子分母一约就没水分了,所以我们的增长率是可靠的。无独有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初我国提出要保8%,当时又有人认为保不住,结果却增长了9.2%。

两次金融危机我国都能保持高增长,设想一下,如果最近3年中央仍然希望高增长,我国经济会下行么?应该不会。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能够高增长,为何中央要提出稳增长?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央2011年提出稳增长,正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作出的决策。这可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作一深入分析。

从国际方面看,我们面对对外出口和碳排放两大挑战。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在前30年达到40%,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出口明显受到欧美国家排挤。美国这些年一直逼人民币升值,美其名曰实行中美“贸易再平衡”。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平衡美国的逆差,因为我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美国自己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的国家进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让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涨价,打击我们的出口。2010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奥巴马政府又加速启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这两个协定的根本用意,就是要全面围堵中国的出口与对外投资

关于碳排放,去年10月联合国在华盛顿召开气候峰会,张高丽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中国的碳排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5%。之所以作这样的承诺,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担当,同时也是大势所趋。早在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峰会上,美国就试图推动建立全球碳排权交易市场,只是由于当时国家间利益摆不平才无果而终。长远看,限制碳排放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建立全球碳排权市场是早晚的事。这个市场一旦建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若不将经济稳下来,及早调结构以兑现减排承诺,将来就会成为碳排权的最大买家,而主要卖家则是工业化已经完成的欧美国家。由于碳排权供不应求,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到时我们只有挨宰的份。我们消耗大量资源生产商品出口,换回的外汇很可能不够买碳排指标。

从国内方面看,以下三个因素也要求我们稳增长。一是自然资源约束。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可能源消费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却非常高。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占全球的20%;而单位GDP能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这不仅加大了国内供应短缺,而且给国际供应也造成压力。有个现象尤应注意:近些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结果买啥啥涨。这是危险的警示信号,这种状况如不扭转,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总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人口红利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据估计对人均产出贡献在20%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2010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第三阶段是2011—2050年,人口红利消失并转为负数。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3年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又减少371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而2020年—2030年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年—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未来我国的人口扶养负担将不断加重。

三是经济基数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增长,2010年GDP已近40万亿,人均GDP也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数如此之大,即便每年再增长1%,所创造的GDP相当于10年前4个百分点的增长。2014年我国GDP是63.65万亿,增长7%,一年净增GDP就有4.46万亿,接近1994年一年的GDP,还超过了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土耳其全年的经济总量。经济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增速都会放缓,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不例外。

正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过高的速度稳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并指出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既然已进入经济新常态,我们就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并引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何在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这次经济下行是趋势性的,增长已达极限,没有多少潜力了。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增长潜力,要看这个国家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否还有提升空间。正是从投资消费、出口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到达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6000—7000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6000—7000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随着投资规模扩大,新增投资所创造的收益将随之减少。反过来看这个规律,就是如果投资回报率上升,则投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量/GDP增量)来衡量一国的投资回报率,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代表实现一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越多,投资回报率则越低。2008年以来,我国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增量资本产出率却有所下降,2013年为5.68,而同期美国是7.31,日本13.69,印度7.41,巴西7.94,说明我国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大国比,投资仍是一项有价值的行为。

再看消费潜力。未来10年,我国消费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3年我国消费总额4.75万亿美元,人均消费3496美元,而同期美国消费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人均消费43329美元,我国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8%。假设美国消费按照2%的速度增长,10年后美国的人均消费将达到52818美元,假设10年后我国人均消费达到美国的30%,就是15845美元,将会是目前消费水平的4.58倍,年均可增长16%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有三个支撑点可将其变为现实:第一个是城镇化提速。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15471元,随着未来10年1.3亿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将带来2万亿新增消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中还包括没有户籍的2.7亿常住人口,随着常住人口转为完全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其消费也将扩大。第二个是消费升级。过去30多年,我国实现了多次消费升级,每一次升级都推动消费快速增长。当前正在经历新一轮消费升级,逐渐从产品消费转到服务消费、从物质消费转到文化消费,各种新的消费形式和消费业态不断涌现,保持强势增长。以电商为例,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28637.2亿元,增速为45%,远超传统商业。信息消费也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第三个是巨额储蓄。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储蓄率为51.4%,而世界平均储蓄率为25.3%。储蓄是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储蓄多意味着消费少。如果我国储蓄率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每年可增加消费13.5万亿。

最后看出口潜力。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实出口本身并不直接贡献GDP。短期内虽然加大出口可以缓解国内过剩压力,但若只出口不进口或少进口,换回来的仅仅是外汇,外汇是人家进口我们商品后开具的借条,不用来进口就是一堆纸。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是要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出口是为了进口,只有进出口平衡才是双赢。对我们这样的非储备国来讲,外汇过多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对国际分工收益的分享。今后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积累外汇的需要将进一步降低,因此我国未来开展对外贸易目标应是贸易平衡。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货物进出口比美国还多2500亿美元,出口占到全球11.7%,进口占全球10.3%,比例已经不低,那种希望长期保持出口高增长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必要。当然,出口不追求高增长但也不是不增长,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今后出口每年保持6%的增长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是服务贸易,我们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仅占世界的4.6%,而且多年来一直是逆差(去年逆差是1980亿美元),如果能补齐服务贸易这块短板,未来整个出口还会有可观的增长。

怎样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高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今天欧美国家GDP增长3%就是高速度,而在中国绝对是低速度。我们目前所讲的“中高速”,是指GDP年均增长7%左右。为什么是7%呢?基本考虑是,在以往10%高速度的基础上,减去现有的过剩产能、淘汰部分高能耗与高污染产能后,适宜的速度大概就是7%。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10年我们将怎样保持7%左右的增长?可作一简单测算,按2014年可比价格,若今后10年经济年均增长7%,2025年我国GDP将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140万亿。如果我们将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拉动的权重确定为43%、55%和2%左右,那么未来10年我国的投资消费、出口则每年需分别增长9%、11%、6%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前面说过,我国前3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但今天国际环境变了,我们的发展战略也得变。回顾二战后的经济史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几乎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后的欧洲重建,马歇尔计划只是个开端,大量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日本的崛起,成功之处也是把握住了世界市场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可自“9·11”事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欧洲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要想继续依靠出口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显然不现实了。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要说欧美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想给也未必有这个能力。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把它从战败的泥潭中扶起来,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把它从经济衰退中解脱出来。究其原因,是经济总量太大了,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在处理内需与外需关系上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在积极利用外需扩大出口的同时立足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和长期方针。

第二,投资消费的关系。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消费都能拉动经济,但作用是不同的。据测算,中国前3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而消费的贡献率仅10%。今天我们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以往过于强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不无关系。有鉴于此,今后我们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转向扩大消费

消费投资不同,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十七大前中央讲扩大内需时提“投资消费、出口”;而十七大之后则提“消费投资、出口”。消费投资的排序之所以要变,是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而生产,这样的生产除了增加GDP与产能过剩毫无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比如投资与民生有关的交通运输、城镇化、环境治理、医疗卫生等,就不仅能带动消费,而且也能带动增长。

扩大消费的办法很多。培育消费热点、创新消费业态、维护消费安全,如此等等都能拉动消费。不过,归根到底是收入决定消费。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十八大提出2020年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实现翻番,这对于稳定收入预期、拉动消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抓好落实、抓出成效。二是完善社会保障,让居民“敢消费”。2014年我国启动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更加公平的社保体系,居民就可以从防范未来风险中腾出部分储蓄用于消费,我国未来消费保持11%的增长就不足为虑。

第三,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扩大内需虽然要以扩大消费为重点,但同时也要扩大投资。问题是扩大投资钱从何来?有三个选择:一是加税;二是发债;三是减税。加税与发债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可扩大企业投资。显然,讨论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实质就是要在加税、发债与减税之间作出合理选择。

就扩大政府投资而言,是加税还是发债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美国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提出1.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而中国则主要是发债。实践证明,加税效果明显不如发债。对此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莱恩说得明白:“政府收税越多,最终获取的就越少。对创造就业者收税越多,你获得的就业机会就越少;对投资征税更多,你获得的投资就越少。”不错,经济下行时加税确实是杀鸡取卵,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还会打击公众消费。发债吸纳的是闲置资金,短期看对民间投资消费无碍,而对政府投资却有助。

但从长远看,发债过多日后会挤出企业投资。著名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政府今天的债等于明天企业的税。因为政府发债自己还不了,最终得靠企业缴税来还。这样政府发债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而企业缴税多了,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这就是财政的“挤出效应”,即政府今天的投资可能挤出企业明天的投资

事实上,除了发债扩大投资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减税。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包括发债与减税两方面:发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这也是近年来政府为何在发债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的原因。我们的观点,政府投资仍可扩大,但重点是扩大企业投资。落实到政策层面,今后国债规模应逐步缩小;减税力度应不断加大。今年安排国债1.62万亿,结构性减税4000亿。到2020年,可考虑将国债压缩到1万亿;减税扩大到1万亿。不必担心这样会影响就业,减税后企业投资增加一样可创造就业,而且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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