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一些人因此对经济前景产生某种不乐观情绪。也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下行不过是经济的周期性反应，待下行周期结束会继续高增长。对这个问题怎样看？我们的观点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而非高速增长，是我国经济新常态；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达到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从稳增长到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下行始于2011年。2011年初中央提出“稳增长”，当年GDP增长即从上年的10.45%降至9.2%，2012年以来又分别降至7.8%、7.7%、7.4%。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这次经济下行是政府调控的结果。事实确也如此。2011年政府为了“稳增长”开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同时又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严厉调控，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20%。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当然会把经济增长稳下来。
也许人们会问：如果不是政府主动调控，我国经济今天是否仍会高增长？答案是肯定的，至少到2020年保持8%的增速应该不成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前两次金融危机的情形。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有权威机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不能保持8%，甚至会破5%，结果我国经济增长却达到7.8%。有人怀疑中国GDP有水分、不真实。当年朱镕基同志说，增长率是当年GDP与上年GDP的比值，不排除我们的GDP有水分，但水分年年有，只要今年不比往年多，分子分母一约就没水分了，所以我们的增长率是可靠的。无独有偶，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初我国提出要保8%，当时又有人认为保不住，结果却增长了9.2%。
两次金融危机我国都能保持高增长，设想一下，如果最近3年中央仍然希望高增长，我国经济会下行么？应该不会。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能够高增长，为何中央要提出稳增长？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央2011年提出稳增长，正是居安思危、深谋远虑作出的决策。这可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作一深入分析。
从国际方面看，我们面对对外出口和碳排放两大挑战。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得益于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出口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在前30年达到40%，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出口明显受到欧美国家排挤。美国这些年一直逼人民币升值，美其名曰实行中美“贸易再平衡”。其实，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平衡美国的逆差，因为我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美国自己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的国家进口。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让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涨价，打击我们的出口。2010年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奥巴马政府又加速启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这两个协定的根本用意，就是要全面围堵中国的出口与对外投资。
关于碳排放，去年10月联合国在华盛顿召开气候峰会，张高丽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中国的碳排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45%。之所以作这样的承诺，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大国担当，同时也是大势所趋。早在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峰会上，美国就试图推动建立全球碳排权交易市场，只是由于当时国家间利益摆不平才无果而终。长远看，限制碳排放符合世界各国利益，建立全球碳排权市场是早晚的事。这个市场一旦建成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若不将经济稳下来，及早调结构以兑现减排承诺，将来就会成为碳排权的最大买家，而主要卖家则是工业化已经完成的欧美国家。由于碳排权供不应求，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到时我们只有挨宰的份。我们消耗大量资源生产商品出口，换回的外汇很可能不够买碳排指标。
从国内方面看，以下三个因素也要求我们稳增长。一是自然资源约束。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可能源消费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却非常高。2012年我国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占全球的20%；而单位GDP能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这不仅加大了国内供应短缺，而且给国际供应也造成压力。有个现象尤应注意：近些年我们从国际市场进口资源，结果买啥啥涨。这是危险的警示信号，这种状况如不扭转，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总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二是人口红利消失。我国人口红利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2000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据估计对人均产出贡献在20%以上；第二阶段是2000—2010年，人口红利开始减弱；第三阶段是2011—2050年，人口红利消失并转为负数。从统计数据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3年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954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比上年又减少371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预测，在2020年之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155万人；而2020年—2030年年均减少790万人，2030年—2050年将年均减少8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未来我国的人口扶养负担将不断加重。
三是经济基数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连续30多年高增长，2010年GDP已近40万亿，人均GDP也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数如此之大，即便每年再增长1%，所创造的GDP相当于10年前4个百分点的增长。2014年我国GDP是63.65万亿，增长7%，一年净增GDP就有4.46万亿，接近1994年一年的GDP，还超过了全球第十七大经济体土耳其全年的经济总量。经济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增速都会放缓，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也不例外。
正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把过高的速度稳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提出“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并指出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增长动力由投资、出口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既然已进入经济新常态，我们就要积极主动地适应并引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何在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这次经济下行是趋势性的，增长已达极限，没有多少潜力了。果真如此吗？众所周知，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具有增长潜力，要看这个国家的投资、消费、出口是否还有提升空间。正是从投资、消费、出口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不仅没到达极限，而且潜力还非常大。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6000—7000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先看投资潜力。最近10年，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稳定在40%以上。投资前景如何对经济增长影响重大，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投资更是政府对冲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我国近10年投资率达20%以上，高居世界前列，今后也许我国很难保持20%以上的投资率，但绝非没有扩大投资的空间。从人均投资规模看，目前我国的水平并不高。2013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比世界平均水平还低905美元。而同期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大体在6000—7000美元左右。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我们的投资仍有很大空间。
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告诉我们：随着投资规模扩大，新增投资所创造的收益将随之减少。反过来看这个规律，就是如果投资回报率上升，则投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量/GDP增量）来衡量一国的投资回报率，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代表实现一单位GDP增长所需的投资越多，投资回报率则越低。2008年以来，我国投资规模迅速扩张，但增量资本产出率却有所下降，2013年为5.68，而同期美国是7.31，日本13.69，印度7.41，巴西7.94，说明我国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大国比，投资仍是一项有价值的行为。
再看消费潜力。未来10年，我国消费潜力巨大。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13年我国消费总额4.75万亿美元，人均消费3496美元，而同期美国消费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人均消费43329美元，我国人均消费仅为美国的8%。假设美国消费按照2%的速度增长，10年后美国的人均消费将达到52818美元，假设10年后我国人均消费达到美国的30%，就是15845美元，将会是目前消费水平的4.58倍，年均可增长16%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我们有三个支撑点可将其变为现实：第一个是城镇化提速。我国目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较大，2013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为15471元，随着未来10年1.3亿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将带来2万亿新增消费。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中还包括没有户籍的2.7亿常住人口，随着常住人口转为完全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其消费也将扩大。第二个是消费升级。过去30多年，我国实现了多次消费升级，每一次升级都推动消费快速增长。当前正在经历新一轮消费升级，逐渐从产品消费转到服务消费、从物质消费转到文化消费，各种新的消费形式和消费业态不断涌现，保持强势增长。以电商为例，2014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28637.2亿元，增速为45%，远超传统商业。信息消费也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第三个是巨额储蓄。我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2012年世界银行计算的我国储蓄率为51.4%，而世界平均储蓄率为25.3%。储蓄是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储蓄多意味着消费少。如果我国储蓄率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每年可增加消费13.5万亿。
最后看出口潜力。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把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实出口本身并不直接贡献GDP。短期内虽然加大出口可以缓解国内过剩压力，但若只出口不进口或少进口，换回来的仅仅是外汇，外汇是人家进口我们商品后开具的借条，不用来进口就是一堆纸。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开展对外贸易是要分享国际分工的好处，出口是为了进口，只有进出口平衡才是双赢。对我们这样的非储备国来讲，外汇过多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对国际分工收益的分享。今后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积累外汇的需要将进一步降低，因此我国未来开展对外贸易目标应是贸易平衡。当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货物进出口比美国还多2500亿美元，出口占到全球11.7%，进口占全球10.3%，比例已经不低，那种希望长期保持出口高增长的想法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必要。当然，出口不追求高增长但也不是不增长，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贸区”战略的实施，今后出口每年保持6%的增长是可以做到的。特别是服务贸易，我们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仅占世界的4.6%，而且多年来一直是逆差（去年逆差是1980亿美元），如果能补齐服务贸易这块短板，未来整个出口还会有可观的增长。
怎样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高速”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今天欧美国家GDP增长3%就是高速度，而在中国绝对是低速度。我们目前所讲的“中高速”，是指GDP年均增长7%左右。为什么是7%呢？基本考虑是，在以往10%高速度的基础上，减去现有的过剩产能、淘汰部分高能耗与高污染产能后，适宜的速度大概就是7%。
现在的问题是，未来10年我们将怎样保持7%左右的增长？可作一简单测算，按2014年可比价格，若今后10年经济年均增长7%，2025年我国GDP将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达到140万亿。如果我们将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拉动的权重确定为43%、55%和2%左右，那么未来10年我国的投资、消费、出口则每年需分别增长9%、11%、6%左右。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前面说过，我国前30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但今天国际环境变了，我们的发展战略也得变。回顾二战后的经济史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几乎所有在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都是世界市场的受益者。1945年后的欧洲重建，马歇尔计划只是个开端，大量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日本的崛起，成功之处也是把握住了世界市场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其他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
可自“9·11”事件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欧洲也出现了主权债务危机，我们要想继续依靠出口支撑经济快速增长显然不现实了。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要说欧美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想给也未必有这个能力。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不大的时候，美国曾轻而易举把它从战败的泥潭中扶起来，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日本的产品，却还是不能把它从经济衰退中解脱出来。究其原因，是经济总量太大了，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日本是前车之鉴。我们在处理内需与外需关系上要有清醒的认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在积极利用外需扩大出口的同时立足扩大内需，把扩大内需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和长期方针。
第二，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和消费都能拉动经济，但作用是不同的。据测算，中国前3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而消费的贡献率仅10%。今天我们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与以往过于强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不无关系。有鉴于此，今后我们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转向扩大消费。
消费与投资不同，投资只能拉动中间需求，消费拉动的是最终需求。十七大前中央讲扩大内需时提“投资、消费、出口”；而十七大之后则提“消费、投资、出口”。消费与投资的排序之所以要变，是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为生产而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而生产，这样的生产除了增加GDP与产能过剩毫无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投资要以消费为牵引，比如投资与民生有关的交通运输、城镇化、环境治理、医疗卫生等，就不仅能带动消费，而且也能带动增长。
扩大消费的办法很多。培育消费热点、创新消费业态、维护消费安全，如此等等都能拉动消费。不过，归根到底是收入决定消费。最要紧的有两点：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十八大提出2020年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实现翻番，这对于稳定收入预期、拉动消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下一步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一步抓好落实、抓出成效。二是完善社会保障，让居民“敢消费”。2014年我国启动城乡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更加公平的社保体系，居民就可以从防范未来风险中腾出部分储蓄用于消费，我国未来消费保持11%的增长就不足为虑。
第三，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扩大内需虽然要以扩大消费为重点，但同时也要扩大投资。问题是扩大投资钱从何来？有三个选择：一是加税；二是发债；三是减税。加税与发债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可扩大企业投资。显然，讨论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实质就是要在加税、发债与减税之间作出合理选择。
就扩大政府投资而言，是加税还是发债各国的做法不尽相同。美国次贷危机后奥巴马提出1.5万亿美元的加税计划；而中国则主要是发债。实践证明，加税效果明显不如发债。对此美国众议院预算委主席保罗·莱恩说得明白：“政府收税越多，最终获取的就越少。对创造就业者收税越多，你获得的就业机会就越少；对投资征税更多，你获得的投资就越少。”不错，经济下行时加税确实是杀鸡取卵，不仅会抑制企业投资，还会打击公众消费。发债吸纳的是闲置资金，短期看对民间投资与消费无碍，而对政府投资却有助。
但从长远看，发债过多日后会挤出企业投资。著名的“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说：政府今天的债等于明天企业的税。因为政府发债自己还不了，最终得靠企业缴税来还。这样政府发债越多企业税负就越重，而企业缴税多了，利润减少投资也会减少。这就是财政的“挤出效应”，即政府今天的投资可能挤出企业明天的投资。
事实上，除了发债扩大投资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减税。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包括发债与减税两方面：发债支持的是政府投资；减税支持的是企业投资，这也是近年来政府为何在发债的同时实行结构性减税的原因。我们的观点，政府投资仍可扩大，但重点是扩大企业投资。落实到政策层面，今后国债规模应逐步缩小；减税力度应不断加大。今年安排国债1.62万亿，结构性减税4000亿。到2020年，可考虑将国债压缩到1万亿；减税扩大到1万亿。不必担心这样会影响就业，减税后企业投资增加一样可创造就业，而且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