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也许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一受害人。毕竟，经济学实践家们没有预见到这次灾难，当需要对此作出反应时，许多经济学家也提不出任何有用的建议。但是，与全球经济一样，有理由相信这门学科正在逐渐进步。
主流经济学模型因为危机而信誉扫地，因为这些模型根本不承认有可能发生危机。经济学的训练强调技术甚于直觉，强调理论优美性甚于真实世界相关性，这让经济学家无法给出反常条件下的实用政策建议。
有人认为，解决办法是回归过去比较简单的经济模型，这类模型所产生的政策药方显然足以阻止可以比较的危机。其他人坚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如今有效政策日益需要复杂模型，以充分把握21世纪经济的混乱。
这一争论根本没有触及核心。简单模型有它们的地位。在提出将宏观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分析领域区别开来的直观但反直觉的观点方面，简单模型很有用。比如，我们依赖这类模型解释“节俭悖论”——个体增加储蓄的决定可能抑制支出和产出，最后导致全体储蓄总量变少。
与此同时，复杂模型在说明特殊情况、提醒我们世界是一个混乱场所方面，也很有用。
但是，对于决策者在危机中所需要的实用建议，两类模型都派不上用场。这两类模型过于风格化，只能用于抽象分析。要让它们变得实用，就必须有证据。
事实上，这场关于模型的争论的主角们大多不知道，一场证据革命已经开始。老派经济学家仍在争论分析框架之间的优劣，而年轻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引入关于经济如何运行的重要的新证据了。
比如，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长期争论的焦点是价格如何反映关于经济的消息，以及公司是否会把汇率变动导致的进口价格变化转嫁给消费者。如今，大数据可以强化我们理解甚至预测这些反应的能力。
第二种方法不依赖大数据，但依赖新数据。经济学家用自动信息检索方法从万维网上抓取关于经济决策的小道消息。
第三种方法利用历史证据。许多评论家观察到，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史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将注意力引向此前发生过的危机以及从研究这些危机中获得的洞见。事实上，经济史在经济研究中从未停止起到作用。但此次金融危机是一次有益的提醒，告诉我们历史总是相似的，并提供了关于哪些政策反应能起到作用的证据。
接着，这一认识与关于经济运行的更详细的历史数据结合起来。长期以来，经济史学家从教区纪事、人口普查和公司财务报表中收集信息。但随着数字摄像、机器字符识别、远程数据接入服务的进步，与大量陈旧档案打交道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了。更大的数据集让经济史学家能比以往更有效地解决一些关键问题——比如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总体经济环境如何影响劳动力参与决策。
这一“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定语触及到新实证研究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重点：制度。宏观经济模型总是忽略制度的作用——不管是工会、雇主联盟还是产权制度和再分配机制。认真处理这些因素意味着考察长期历史时期，因为制度的演变十分缓慢，并且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重大变化。因此，重新关注历史让经济学家可以更系统地考察制度对宏观经济结果的作用。
这些发展趋势极大地改变着经济学。几十年前，我们只能在相对较小和有局限的数据集上做实证分析。诚然，我们仍需分析框架让数据变得有意义。但如今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经济学家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将不再由框架的优美程度决定，而由它们是否能够符合事实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