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与环境的关系日趋紧张，资源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若不加以控制，将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以算术比率增加，人口的增长将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马尔萨斯虽然看起来是在论述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在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即人口数量要与自然资源相适应，不能超出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平衡，人口数量将会因饥荒、战争、瘟疫等灾难性、强制性的抑制而减少。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不同意马尔萨斯的绝对稀缺论，但也反对无止境地开发自然资源，认为自然资源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极限，因此自然环境、人口和财富应保持在一个静止稳定的水平。
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源与环境问题格外引人注目。1968年，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成立。1972年，以丹尼斯·梅多斯为代表的一批俱乐部成员，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即轰动世界的《增长的极限》。该报告对西方的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地反思，独树一帜地提出要关注“增长的极限”问题。该报告认为影响和决定增长的有五个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提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相当突然地和不可控制地衰退。而这些严重问题的出现，都产生于现行的增长模式。“按照现在的模式，不断试图增长，必然以灾难性的崩溃而告终”。该报告深刻地批判了现有的增长方式，认为要避免人类社会的崩溃，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出生率、产出率等的不变。
《增长的极限》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也引来了众多批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从长远来看，科技进步能不断发现新的能源与资源以替代消耗殆尽的旧资源，甚至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也不局限于地球。这一派被称为“乐观派”，支持经济增长无极限的观点，与认为经济增长将受到资源环境限制而会出现增长极限的“悲观派”相对立。增长的极限论与无限论的争论，实质上是根源于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高耗费、高污染、高速度模式的反思。对于人类长期经济发展的方向，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
二、世界经济增长的可能模式
1、均衡增长论
《增长的极限》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崩溃，因此人类有三个可供选择的增长方案：不受限制的增长、自己对增长加以限制和自然对增长加以限制。《增长的极限》的作者认为理想的方案就是全球均衡增长，最基本特征是人口和资本基本稳定。根据全球的均衡状态这一概念，梅多斯等人编制了“具有稳定的人口和资本世界模型”，认为应在1975年通过出生率等于死亡率使人口停止增长，到1980年通过投资率等于折旧率使工业资本停止增长，并降低每单位工业品的物质消耗以避免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为了进一步延缓资源的耗竭和污染的加深，经济重点应从物质产品生产转移到增加学校、医院等服务，污染降低到1970年数值的25%。为了提高人均食物量，资本要转到粮食生产上，应优先投资增加土地肥力和水土保持。由于工业资本用于服务设施、粮食生产、资源回收和污染控制，工业资本存量将处于低水平上。为了抵消这种影响，工业资本的平均寿命要增加，以便进一步降低资源的消耗和污染。
虽然均衡增长模型希望达到经济和环境的静态稳定，但由于人口和工业资本仍旧处于高水平上，资源耗竭得相当快，实际上只能达到暂时的稳定状态。总的看来，虽然《增长的极限》提出的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但其提出为了避免人类社会走向崩溃，要对经济增长进行抑制的观点不太现实。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仅仅被动地抑制或减慢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应以积极的方式通过探寻新的增长方式来克服旧模式的弊端，在增长中依靠科技进步来不断解决旧的矛盾。
2、有机增长论
由于《增长的极限》激烈的争论，使罗马俱乐部认为必须对这一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更深一步地探讨，更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为此，它于1974年发表了由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等人完成的第二份研究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认为人类目前面临诸如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多种危机，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有必要重新认识和看待增长问题。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等人认为增长可分为无差异增长和有机增长。所谓无差异增长，是指没有质的变化、完全是数量增加的增长；所谓有机增长，是指不仅有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包含质的提高的增长。而人类目前面临的各种危机，都是根源于无差异的增长模式，所以必须停止这种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的增长，而转向有机增长模式。
与《增长的极限》相比，《人类处于转折点》在内容、方法等方面都有一些改进和新颖的地方。第一，放弃了世界总量分析方法，而采用了非总量的分类全球模型分析方法，更便于分析区域性变化以及国别形势，有助于了解全球发展的动态过程。第二，《增长的极限》在对物质极限的研究中，没有把物质极限与管理体制、政治进程、社会形态、价值系统的变化联系起来，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梅萨罗维克和佩斯特尔等人探讨了物质极限与社会的、政治的、管理上的极限之间的相互关系，把社会——政治——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第三，提出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危机时，不可能孤立地、单一地予以解决，而应当实行各国协调、全球合作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来避免可能发生的国际冲突。这一观点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对解决球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3、“无意外”发展论
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赫尔曼·卡恩是反对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的代表人物，强烈地反对零增长论，他认为“无增长”只会使穷国永远贫困下去，而且会使人们失去未来的信心。卡恩认为世界人口增长率已接近于历史高峰，不久将开始变慢，从现在起的100—200年内，世界人口增长率将会降低，人口将开始趋于平衡。他从经济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即前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超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人类通过科技的进步、健全的管理和明智的政策，能够解决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首先发达国家将进入后工业社会，最后所有国家都会进入到超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阶段，这就是他所说的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无意外世界蓝图。卡恩注意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会带来资源的过度耗竭，提出要注意解决此类问题，提出要发展能源的代用品、加强原料的回收与保护、建立粮食仓储制度、控制污染、避免核战争的发生等等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十分合理的。
4、可持续发展论
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资源与环境问题、增长有无极限问题，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至关重要。于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应运而生。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最初于1980年出现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的文件之中。该文件提出把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方针，认为“发展和保护对于我们的生存以及履行我们作为后代所享用自然资源的代管人的责任来讲是同等重要的”。1987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的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在这个关系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挑战与策略的划时代纲领性文件中，提出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并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目标和策略，从而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奠定了基础。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这两个文件是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理念付诸行动的开始，它充分肯定了可持续发展道路，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至此，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和人类进步的基本指导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和谐的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方式建立的基础，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最高目标。只有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心是发展，它依然把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上。它认为发展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更为重要。但同时也要看到，人类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环境相适应，必须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改变过去那种通过无限制地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来换取发展的错误做法，使发展与地球的承载能力相互协调、相互适应。
对于增长极限的争论，与其说在增长与不增长间进行选择，已不如说在何种发展方式间进行选择更为贴切了。目前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资源供应已日趋紧张，资源承载力在不断下降。因此，资源的“瓶颈”地位已突显出来。这就迫使我们在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慎重处理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关系，着力解决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在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开源节流是常规手段，而根本的解决途径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从“高消耗、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转向“低消耗、高效能、中速增长”的模式。应当认识到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增速具有限制作用，经济增速和物质消耗不能超越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否者经济增长最终将会停滞。只有在保持适度经济增速的同时，将更多的资本和人力投入环境保护和科技研究，才能降低经济增长的物质消耗，保证物质消耗、环境污染与自然环境的供给能力和净化能力相匹配，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从而真正解决增长的极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