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1965年4月11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签署了初级与中级教育法案（ESEA）。该法案大大提升了联邦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影响，此类公共政策之前一直属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其核心内容是联邦政府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专项教育资金，这一规定至今有效，其具体标准依然是国会中经久不衰的辩论话题。ESEA规定，联邦政府将资金下拨到各州教育部门，由后者分配给低收入家庭孩子较为集中的学区。约翰逊在签署该法案时自信地表示：“这将为500万无法上学的孩子消除无助感并带来希望。”实际上，ESEA只是当年加强教育的众多举措中的一项，此外还通过了帮助低收入家庭孩子获得更好教育的其他法案，如学前教育“开端计划”（Head Start）和高等教育法案（HEA）等。
然而，约翰逊最终并未实现其目标。尽管联邦政府花费了大量资金，但美国低收入家庭孩子普遍面临的各种挑战依旧，他们仍然缺少足够的教育机会。学校资金不足和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使教育质量低下，教师疲于应付影响孩子学业的各种环境因素。自2001年以来，联邦政府开始集中精力建立衡量教育水平的全国统一标准，而非提供各种资源，这也产生了负面影响。贫困家庭的高中生辍学率远高于富裕家庭的孩子。《纽约时报》2012年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贫困家庭和富裕家庭子女在标准化测试方面的成绩差距扩大了40%。
联邦政府教育政策的缺陷与减少对贫困家庭的资助表明，如今美国教育政策已经大大偏离了约翰逊的初衷。约翰逊制定ESEA是为了帮助地方学校获得教育学生所需的资金。时任政府与国会中的自由主义人士都将教育政策视为广义改革中的一部分。从理想的角度看，所有改革共同促成约翰逊所说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而政府只是提供有助于复兴整个社会的各种宏观议程。他们认识到，教育与民权、城市化、消除贫困等问题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如果政府不支持各类消除社会不平等的计划，教育改革将无法落实。
约翰逊的个人经历无疑对他理解教育产生了影响。他在签署教育法案时表示：“作为佃农的儿子，我深知教育是脱离贫困的唯一有效手段。”60年代初约翰逊当选总统时正值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他将教育视为追求种族平等的关键内容。
改革瑕疵：教育资金监管不力
约翰逊出台教育政策也与联邦立法机构的政治争论有关。自由派民主党人自50年代以来一直推动联邦政府支持学校建设，因为“婴儿潮一代”使许多学校拥挤不堪、师资匮乏。然而，无论这些政治家何时提出联邦教育资助，立法机构总会遇到来自南方和北方城市共和党人的障碍。前者反对联邦政府对学校的任何干预，因为他们担心这将使政府触碰种族关系问题；后者希望为私立天主教学校提供资金。
将教育强调为社会权利源自与天主教学校有关的政治争论。俄勒冈籍参议员韦恩·莫尔斯（Wayne Morse）等教育改革支持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关注贫困学生。换言之，政府没有为学校建设提供资金，而是实行帮助贫困学生的项目，将部分资助直接用于在私立天主教学校读书的学生。这种折中方案为约翰逊政府所采纳，成为ESEA的基础，约翰逊在民权积极分子的帮助下通过了教育立法。
ESEA使联邦政府史无前例地获得干预初级和中级教育的权力。但是，约翰逊意识到，如果不进一步改革，该法案仍不足以有效发挥作用。国会在通过这项法案时，还批准了一系列其他国内改革项目，以扩大中产阶级的机会，如民事权利法、选举权利法、消除贫困、低收入者租房补贴、医疗保健和医疗补助、食品券、典范城市项目和城市公共交通法等。根据伊丽莎白·卡西蔻（Elizabeth Casico）和莎拉·瑞拜尔（Sarah Reber）的观点，60至70年代，联邦政府通过ESEA第一部分的条款，提供了大量教育资金，缩小了贫困学区和富裕学区的差距。该法案还使联邦政府能够对南方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施加影响。
尽管ESEA背后的初衷是好的，但也带来一些问题。例如，该法对于如何使用教育资金未能提供足够监管，对资金分配和利用也缺乏有效指导，许多学校的管理者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因此，本该用于帮助贫困孩子的钱却用于弥补学校预算不足。更重要的是，保守派对“大社会”的攻击阻碍了自由派通过约翰逊其他议程的努力，如为消除贫困而提供更多资金的倡议和城市发展项目等，这导致促进国内发展的预算减少。约翰逊认为，学校条件差是贫困孩子面临的唯一挑战，只有消除其他障碍才能提升教育水平。但是，越南战争升级耗费大量财力，国会中的保守派强迫约翰逊在枪炮（军费开支）和黄油（国内开支）之间做出选择，这牺牲了提高贫困孩子学习条件的努力，结果导致政客对学生学习环境的关注度降低。
小布什与奥巴马：关注学校考核标准
里根执政时期，保守派决策者进一步推动政策转向，使之偏离他们认为不重要的福利开支。多年之后，共和党籍总统小布什与马萨诸塞州籍民主党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相互配合，于2001年修订了联邦教育政策，但他们并未使学生的状况有所改善。该法案的决策者显然没有充分考虑约翰逊的最初意图，即只有政府解决贫困人口面临的一切问题，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人们关于教育改革需要与消除经济不平等的政策相配套才能发挥作用的共识已经消失。两党妥协的产物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这是当前版的ESEA，它寻求强制性标准而非提供各种资源。
新的考核标准主要用来衡量教师和管理者是否达标，却无助于改善学生的处境。瓦莱丽·施特劳斯（Valerie Straus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考试对学生的种种不利，涵盖从备考花费的大量时间到占用其他教育计划的资源等各个方面。许多学校被迫选择努力达到考核标准，特别是在非洲裔美国人和移民聚集的社区。强调联邦考核使得那些学校资金不足的各州陷入窘境，由于考核刺激教师将精力用于标准化的测试而非有实际意义的教学内容，教育质量明显下滑。而考核也不能解决对学生学业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奥巴马政府提供实施“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ndards）继续执行上述政策，这是一项引起争议的政策，它创建了一些供各州评估教学水平和确保教育责任的参数，但有些家长表示反对。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推动削减联邦预算，美国教育面临新的威胁。
政府应该怎么做？也许最重要的，是回归约翰逊和自由主义者设计社会政策的整体性路径，因为教育总是一系列社会政策中的一部分，它是构建“大社会”的一个方面。没有充足的收入、更好的居住条件和更强大的公民机制，一切教育政策只能对贫困社区产生有限的影响。
哈佛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在其新书《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关于低收入家庭孩子社会流动性的丧失》中，分析了低收入社区的条件如何侵蚀教育作为调节性社会力量的能力。除了富裕和贫困学校在各种教育活动中提供的经济条件不同之外，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大多来自缺少相关社会意识和家庭支持的社区。
为了提高教育政策的效果，国会必须在参议院通过当前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修正案。只有白宫和国会有意愿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教育改革才会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如更高标准的最低联邦工资、阻止雇主干涉工会选举的立法、提供早期教育的联邦资助等。自1965年通过教育法案之后，美国两党对开支有限项目的争论使政府逐渐偏离了教育改革的初衷。扭转这一趋势有赖于选民对2016年总统候选人施加相应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