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是关系到中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发展的重大课题，也是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对于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中国来说，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紧迫、艰巨而又痛苦的历史任务。对此，我们绝不能等待观望，而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主动作为。一方面国内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已经不能支撑原有的经济结构，传统的发展方式必须转变。另一方面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措施，加快自身的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已成为全球性趋势。如果不能在新一轮的全球化竞争中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新常态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的成功转换，我们“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将很难实现，而且，也难以跨越类似一些拉美国家曾陷入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经济进入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7.3%，今年第一季度增速进一步下降到7%。特别是3月份以来，工业增加值、进出口、用电量、货运量等指标增速均出现明显下降，CPI、PPI数据也都逼近通缩的边缘。不少地方与企业反映，这一轮经济下行的压力甚至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那一段时期。准确认识这一轮经济下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我们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使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平稳运行，避免大起大落。我们认为，这一轮经济下行的根源在于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和尖锐化。对此，可以从主导性、全局性和长期性这三点来认识。
第一，国内结构性矛盾是经济下行的主导性因素。应当注意到，这一轮经济下行是在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稳、没有出现明显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发生的。2014年，美国经济稳步增长，增速达到2.4%，产能利用率维持在80%左右。欧洲经济出现复苏态势，截止到今年3月，欧元区信心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日本经济回到正增长区间，去年第四季度剔除物价因素增速达到0.6%。虽然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的增长不能令人满意，但印度2014年第四季度GDP增长达到7.5%，整体而言，新兴经济体的状况并未对中国经济运行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如果把这些情况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进行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内外部双重因素，但主导性因素不在于外部，而在于我国经济的内部矛盾。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新常态阶段。我认为，在这其中，结构调整是最核心的内容、最关键的环节。结构调整是否到位，一方面表明前期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是否得以消化，另一方面也决定着速度换挡能否顺利实现。可以说，如果结构调整不到位，经济运行很难达到期望的新的稳态。
第二，结构调整是全局性问题。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从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结构调整是我们迈向现代化新时期的必然过程。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新技术对传统技术的替代；随着各类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和人们对发展的新要求；随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和贸易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以新的发展方式替代传统的发展方式，必须以新的结构关系替代现有的结构关系。这种转变不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可以说是遍及所有领域。二是从空间上来看，结构调整是所有地区都面临的艰巨任务。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加工贸易加快退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中西部地区要重点解决延长资源性产业价值链的问题，东北地区面临装备制造业高端化升级的问题，而全国都面临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产品升级换代的挑战。三是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是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做文章，而是与世界经济新一轮分工调整息息相连，利益攸关。这一调整的过程伴随着更为激烈的全球化的科技竞争、产业竞争、产品竞争、企业竞争和人才竞争。
第三，结构调整是长期性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穿石需长久之功。我国结构性矛盾是长时期积累的，这也意味着并非短期可以解决的。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结构调整受主观愿望和政策推动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受经济规律的影响。这个过程孕育着新的机遇、开辟着新的空间，但也是痛苦的、漫长的。即使是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结构调整也不是短期而成的。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到现在为止已经二十多年了，其经济发展仍在艰难地徘徊。美国2007年发生次贷危机到现在已经七八年了，但其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显著进展。欧洲主要发达国家虽然早几年就提出了结构调整、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但至今仍未走出这一轮经济危机的泥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经济运行惯性很大，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矛盾突出，结构调整更加困难。同时要看到，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始终存在，结构调整的步伐必须与新就业岗位创造的速度相匹配。
二、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早在编制“九五”计划时，中央就提出我国发展存在“经济素质不高，经济效益较差”的问题，指出要“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并提出“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有所缓解。
如从1995年到2014年，万元GDP的耗能从2.1吨标准煤下降到1.3吨标准煤，下降了40.1%。但从总体上说，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还远未解决，而且在“十二五”期间更为突出。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五个失衡”。
一是需求结构失衡。在开放条件下，从需求侧看，拉动经济增长要靠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国际经验表明，三者只有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才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需求结构如果失衡，即使可以带来短期的增长，也会损害长期增长的基础。我国需求结构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内外需关系的失衡。虽然金融危机之后，出口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到2014年，这一比率仍在20%以上，比日本高6个百分点左右，比美国高13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状况与我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并不相称。第二是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近年来，随着出口拉动增长效应的递减，投资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增大。但是，投资的贡献增长更多：2007年至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了0.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这说明，多年存在的投资和消费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还在不断加剧。
二是产业结构失衡。从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上升，并已超过了第二产业比重。2014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关系是9.2:42.6:48.2，应当说，这一比例关系与我国目前发展所处的阶段比较吻合。但我国产业结构方面的矛盾主要存在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从第二产业内部来看，结构矛盾表现为高耗能高污染等重化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制造业大而不强，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的需求变化；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缺乏有影响力的品牌和产品，这两年，国内旅游者在国外大量采购奶粉、电饭锅甚至马桶盖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从第三产业内部来看，结构性矛盾表现为整体竞争力不强，现代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支撑力不足。我国是货物贸易顺差国，但却是服务贸易逆差国。2007年到2013年，服务贸易逆差从77亿美元扩大到1185亿美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不强的事实。
三是经济部门间收益失衡。这种失衡突出地表现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均衡。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也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反作用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效率提升；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则会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能否实现均衡发展，取决于两者间的分配关系是否合理。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必须走实业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由于企业成本上涨过快、部分市场竞争过度、部分产能过剩、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等原因，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率出现了明显下滑的态势，不少企业的利润率低于银行贷款的利率。与此同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却出现了利润率过高的局面，进一步压缩了实体经济的收益空间。根据2014年上市公司年报，仅16家上市银行就累计创造净利润1.25万亿元，占上市公司总利润额的半壁江山。按照一年365天计算，16家银行相当于每天净赚34亿元。根据“财富美国500强”发布的数据，即使在金融业全球领先的美国，金融业利润的比重也没有达到1／4。这一数据还只是反映了正规金融的情况。在实业发展越来越难的背景下，我国还出现了民间金融失范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
四是市场竞争结构失衡。一般认为，垄断会扭曲市场机制，阻碍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目前，在资源、电信、金融、交通等产业领域也的确存在一些垄断现象，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性影响了行业整体效率的提升。但同时，我国大多数行业占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中小企业发展质量还不高，竞争力还不强；我们的市场还存在低水平竞争、集中度不足的现象，还缺乏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现阶段，中国企业无论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国内市场上，都面临着跨国公司的竞争。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是在长期的优胜劣汰中发育成长起来的，其全球资源调动能力、技术和人才储备、企业管理水平等有明显优势。与这些国际巨头进行竞争，我们还必须有一大批规模大、竞争力强的企业。
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跃升，各类要素成本快速上涨，我国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上面临着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不少低端产业已经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国家，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新的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的模式还未形成。从科技创新能力来看，虽然我国研发总支出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创新整体能力并不强，很多行业主要还是依靠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价格战来争夺国内外市场。创新能力不足的另外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很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2013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的总价值超过原油，高达2313亿美元。创新能力的不足不仅会制约经济增长，也会阻碍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要看到，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是科技进步，没有科技进步，结构调整可能只会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经济结构调整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的工程。推动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必须明确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根据我们对于中央精神的理解和研究，我认为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均衡的结构关系，使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均衡，使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更加均衡，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加均衡，使市场竞争结构更加合理，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我国经济成功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优化的阶段演化。
实现上述目标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同时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任务，必须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平衡，既要在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也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结构调整。但实现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快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培育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要通过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与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要通过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和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第一，加快创新步伐，构建结构调整的技术基础。一要着力提升生产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是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例如，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支撑，电子商务等的快速发展就难以想象。要形成更加优化的经济结构，提升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在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价值链上不断向高端攀升，必须在关键的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加快对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追赶步伐。二要着力推动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生产环节的技术创新提升了生产效率，但要使经济结构保持平衡，避免新技术条件下的产能过剩，还需要通过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来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三要进一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从人均水平来看，我国创新资源仍然稀缺，必须提高创新资源利用效率，这就要求根据不同类型创新的特点来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在基础性的共同技术和重大的关键技术方面，实现创新突破，必须有相当规模的研发资金和专业人才，这就需要在政府和企业层面建立起整合创新资源的协调机制，加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否则我们难以与拥有雄厚创新资源的国外企业进行竞争。四要建立起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和制度体系。一些地方为了发展，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很不到位，这确实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抑制了创新主体研发的积极性，阻碍了整体的技术进步和全面创新。在新的发展阶段形成竞争力，必须通过建设更加完善的创新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特别是完善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和转化机制，为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创新提供更大激励。
第二，加快推进改革，构建结构调整的制度基础。一要破除阻碍各类资源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制度壁垒。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激励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发展，设置显性的或隐性的要素流动壁垒。这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加剧了各地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造成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未来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进一步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通过公平竞争来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和产业的整合重组。同时，要认真吸取地方政府主导地区产业发展的教训，避免“地区合理，但全国、全球市场撞车的重复建设之路”。如风电设备制造业、多晶硅、光伏电池、碳纤维等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已出现产能过剩。二要完善收入分配结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于生产部门和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也不够公平。这种分配格局既会制约家庭消费能力，影响短期的宏观经济结构平衡，也会抑制居民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投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而迟滞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未来要矫正初次收入分配的市场扭曲，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制度，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和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完善税收政策和规范分配秩序来增强再次分配调节力度。三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有利于释放市场活力，强化市场调节功能，激活社会创造力，推动结构调整。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在简政放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去年一年，国务院各部门就取消和下放了246项行政审批事项。但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今后要根据中央的部署，把该取消的权力彻底取消，把该下放的权力下放到位。当然，要注意的是，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也要增强政府维护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的能力。四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更好发挥财政税收政策在推动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发展和企业兼并重组中的作用。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更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济的减税清费降负力度，不断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水平。
第三，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构建结构调整的全球化参与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增长要靠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结构调整同样需要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推动结构转型升级，建立合理的结构关系，必须进一步对外开放。因此，一要按照中央要求，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通过不同地区、不同侧重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加快探索：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外资管理新模式；加快对外投资备案制改革，建立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进出口政策，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二要依托“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加快对外投资和贸易合作。要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掘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明确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相互贸易和相互投资，使我国发展的潜在能力得以充分实现。
注：
摘自李伟主任2015年5月16日在中国市长协会第五次市长代表大会上的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