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近期因为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打了不少“口水仗”，甚至还充斥些许的火药味，双边关系显得颇为紧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些人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和判断。但中美关系实质上一路走来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中美建交36年来，两国之间结构性矛盾引发的分歧和对立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分歧和对立有时甚至很严重，但大体上主流的和积极的因素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主导作用。
这说明两国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对世界的重要性和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和矛盾。
否定了这一点，也就无从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说到底，中美关系就是在矛盾中、斗争中不断前行发展的，就是在一个一个的分歧和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不断取得进步的。
中美关系今天的确再次走到了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性抉择。根本性的变化是，中国的综合实力已非昨日。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面对力量均势的变化（尽管中国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美国能否真正接受现实，与中国携手打破历史的魔咒，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目前中美关系平稳健康前行的最大绊脚石是战略互疑。这对中美两国来说不是福音。
因此，避免中美两国最终走向战略对抗，既是中美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避免战略对抗应该成为两国的共识，双方应有朝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政治意愿。
如何避免战略对抗，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是一重要途径，从目前来看，还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尽管美国人不愿心悦诚服地接受。
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也谈到了新型大国关系。他说：“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构成类似的结构性挑战。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是美国和中国，两国的总统（主席）誓言通过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的悲剧重演。这一概念需要共同详尽阐述。它可能是这两个或其中一个大国作为一种战术策略提出的。尽管如此，它仍是避免重复以往悲剧的唯一道路。”
基辛格肯定了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重复以往悲剧的唯一道路”，但又认为这一概念是作为一种“战术策略”提出的。应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是一个战略构想，它的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将从根本上摒除国际政治关系中的零和思维。当然，实现这一目标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需要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
中美关系的确很复杂。一方面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合作，有利益交汇点；另一方面两国又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深，立场相悖。后者稍稍管控不慎就可能引发摩擦乃至冲突而影响大局。
这种双边关系中少见的复杂性要求中美对双边关系加强战略管理。
保持国家元首级别经常性的定期会晤和定期对话，是加强战略管理的最高层次。
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协调，是不可或缺的，更是不可替代的。这是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层面来说，最高领导人是双边关系走向的掌舵人和定音者，尤其当双边关系遇到困难和挫折、各种杂音四起的时候，他们的最后拍板和定调往往是历史性的。
近期，两国在南海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上立场尖锐对立，分歧严重，这种情况下，高层战略对话和沟通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说，最高领导人保持定期的战略对话是确保中美关系不偏离轨道的重要方面。
政府部门间的对话机制同样是战略管理的重要构成。
从工作层面来说，对话机制承上启下，最高领导人确立的战略部署和大政方针要靠政府部门具体贯彻落实。
目前中美两国已建立了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其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为加强关系、深化协调、促进合作、管控分歧提供了重要且定期平台。
管控分歧应该是两国战略管理的着力点。
应当看到，中美都有管控分歧、管控风险的政治意愿，应在竞争中管控好分歧，将分歧置于可控范围。两国都要警惕不要让低层级的、次要的分歧和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被其绑架，更要防止因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导致的冲突。当前，两国应就争议颇大的网络安全规则的制定展开磋商。
战略管理还应包含两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务实合作。
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应在打击恐怖主义、阿富汗问题、气候变化、打击海盗、海上安全、世界经济、能源安全、食品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协调、协商与合作，共同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从而承担起作为世界大国应承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