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土耳其东南部小镇苏鲁克发生炸弹袭击，袭击导致至少32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对这起袭击尽管土耳其各政党和国际社会普遍表示严厉谴责，但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总理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和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AKP）在内，都试图回避一个在其他观察家看来绝不容回避的主题词：库尔德（Kurd）问题。
对于许多稍稍熟悉中东掌故的人而言，库尔德问题都至少不会陌生。
这个总人口达3000多万的中东第四大民族历史上虽涌现过萨拉丁这样威震欧亚的君主兼统帅，却从未建立过属于自己的王朝或国家，而是相继被古波斯、马其顿王朝、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统治。1639年奥斯曼-波斯《席林堡条约》将库尔德斯坦地区一分为二，约38万平方公里划归奥斯曼土耳其，约2万平方公里划归伊朗。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土耳其加入同盟国，结果战败解体，1910年8月，一战善后的巴黎和会通过《色佛尔条约》试图肢解奥斯曼土耳其，条约仅给新的土耳其国家留下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安纳托利亚高原一部，和欧洲的伊斯坦布尔周边一小块，其余都被英、法自行瓜分，或分配给周边亲英、法的邻国。
《色佛尔条约》明确提到“库尔德斯坦自治”问题，规定“幼发拉底河以东、亚美尼亚边界以南、叙伊边界以北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可以实现自治，如果时机成熟可以组织当地居民公决，以决定是否独立。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巴黎和会提出“以民族为单位划分国家”的原则，也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进一步瓦解曾是欧洲几个世纪头号敌人的土耳其。
但这项被奥斯曼土耳其签字画押的条约因“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Mustapha Kemal Ataturk）的异军突起而成为一张废纸：1922年，凯末尔在土耳其境内战胜协约国军队，迫使后者同意妥协，1923年7月，凯末尔的代表和协约国签署《洛桑条约》，土耳其保住了本土的绝大多数领土，但本土以外的保护国、领地等则仍被瓜分殆尽。
至于库尔德斯坦，双方同样达成了妥协性结果：凯末尔获得了面子——《洛桑条约》不再提及“库尔德斯坦自治”，这等于承认留在土耳其版图上的库尔德斯坦土地属于3个月后将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协约国将不再干涉；列强则获得“里子”——原属奥斯曼土耳其的38万平方公里土地中近一半（18万多平方公里）被分别划归英属伊拉克和法属叙利亚。
对土耳其人而言，《洛桑条约》无疑是一次民族尊严、主权独立的伟大胜利，但对库尔德人而言则截然相反，他们不仅丧失了最好的独立建国机会，且从此被分割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四地。
从那时起，“库尔德斯坦独立运动”就成为困扰中东地区的“大结”：在伊朗，库尔德人曾借助苏联势力在1946年建立过短命的“马哈巴德共和国”（Komari Mehabad），这也是库尔德人所正式建立的第一个“独立政权”，此后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PDKI）成为困扰伊朗巴列维王朝和伊斯兰共和国的痼疾；在伊拉克，1946年成立的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PDK）曾在几十年时间里和执掌伊拉克中央政权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PI）时而合作、时而斗争，曾一度获得“自治”承诺，却最终在BPI的背信弃义和国际支持力量的反悔变卦下变成南柯一梦。漫长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伊拉克政府不约而同采取了支持对方境内库尔德武装、镇压本国境内土耳其势力的手段，这不仅让两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实力白白损耗，也让本就存在龃龉的两国库尔德人间矛盾更甚，他们（尤其伊拉克库尔德人）口中的“库尔德斯坦国”概念，也越来越接近本国境内的库尔德人居住区、而非历史上横跨四国的“大库尔德斯坦”概念。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次年初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战败，盟军为削弱萨达姆，战后在伊拉克南、北方分别设立了禁飞区，PDK借机在伊拉克北方库尔德人居住区建立了武装割据，于1992年7月4日单方面宣布成立“库尔德斯坦自治区”，由穆萨德. 巴尔扎尼（Massoud Barzani，PDK创始人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stafa Barzani之子）出任领导人。伊拉克战争后巴格达中央政府长期处于弱势，库尔德斯坦的自治地位得到巩固，并于2015年1月30日获得伊拉克过渡宪法的追认，从此这片面积达7.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一块实际由库尔德人完全控制的“库尔德斯坦”。
与两伊相比，土耳其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斯坦运动”显得更加耐人寻味。
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第一个主要政党——土耳其库尔德民主党（PDT）直到1965年才成立，和伊拉克、伊朗境内的“姊妹党”相似，其提出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局限于土耳其领土范围内的，包括平权、自治、经济倾斜等，但这种政治诉求却在土耳其“内外交困”，不仅遭到政府的反对、压制和取缔，也在许多土耳其库尔德人中得不到共鸣。
如前所述，在一分为四的库尔德斯坦地区中，土耳其境内部分人口最多（约有1400-2000万人口，几乎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三国库尔德人口总和）、面积最大（20万平方公里，也是另外三国库尔德人居住区面积总和），因此一些土耳其库尔德人仍恪守古老的“大库尔德斯坦”（即所有库尔德人居住区合并为一个库尔德斯坦民族国家）理念，对PDT的诉求觉得“不过瘾”，当土耳其政府连这种“不过瘾”诉求都不能容忍之际，奥贾兰（Abdullah Ocalan）便在1978年发起成立了以建立“大库尔德斯坦”为目标的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
自1984年起PKK发动武装斗争起至今据土耳其内政部统计，已有逾3.7万人死于所谓“库尔德战争”，PKK问题一度在土耳其境内成为“库尔德问题”的代名词。
PKK成立后便开始向境外库尔德地区“输出”，先后在伊朗和叙利亚成立了附属党（伊朗的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至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由于其在漫长的游击战阶段始终是PKK的避难所、大后方，所以没有成立附属党的必要。
对土耳其政府而言，叙利亚库尔德人和PKK的关系，是最让其头疼的“小结”。
一方面，叙利亚土耳其面积最小（仅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最少（最多仅约200万），国际间“存在感”最弱，但另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库尔德人间的亲缘纽带远胜于其它库尔德人居住区之间，两者山水相连，同文同种（都使用基于拉丁字母的库尔德语，而两伊库尔德人的库尔德语基于阿拉伯字母）；不同于PKK在两伊所受的冷遇（伊拉克的PDK自从实现自治后就多次公开对PKK的“鸠占鹊巢”表示不满，因为土耳其军队屡屡借口“反恐”越境扫荡，对他们的“小库尔德斯坦”构成现实威胁，而伊朗的PJAK在伊朗库尔德人中一直是曲高和寡的小众组织），PYD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一直是“主流团体”，当地库尔德人对支持PKK也更积极主动，上世纪90年代，PKK在和土耳其军队交锋中屡屡受挫，其武装大多躲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地区，而首领奥贾兰却常常栖居叙利亚境内，正是看中了这里的良好“群众基础”。
尽管如今的埃尔多安政府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势若水火，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土叙两国政府间维持着良好、甚至有时亲密的关系。因此最初土耳其政府往往通过政府间交涉的方式协调和叙利亚相关的库尔德问题，而不像在伊拉克那样动辄越境狂轰滥炸、大打出手。
上世纪90年代，土耳其政府通过和叙利亚当局斡旋，达成了君子协定，随后后者向本国库尔德社区施压，迫使奥贾兰“自愿”离开叙利亚辗转各国，最终于1999年在肯尼亚被希腊警方抓获，并引渡回土耳其，至今仍关押在马尔马拉海中一座四面环水的监狱里。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让一切乱了套：
出于“大突厥复兴”的勃勃雄心，曾一度热衷于在伊朗、叙利亚与“海合会”阿拉伯逊尼派各国间扮演“大调停人”角色的埃尔多安转而试图通过介入“叙利亚革命”，强化其对叙利亚和中东局势的话语权，同时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困扰自己的库尔德问题。在这种战略构想主导下，土耳其政府不但对“老朋友”阿萨德当局反目无情，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从“叙利亚自由军”（FSA）、“胜利阵线”（Jabhat AL-Nusra），到“伊斯兰国”（ISIS），都在一段时间内把土耳其当成了输入兵员、装备、物资和资金的桥梁。
然而善于利用“大环境”的远非埃尔多安政府：事实上叙利亚库尔德人是“叙利亚革命”的更大赢家。
迫于反对派武装的政治、军事压力，阿萨德当局在2011年初正式承认了此前一直拒不承认的库尔德人少数民族地位，并在事实上允许以库尔巴尼为中心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居住区自治，叙利亚政府军借此可以不必顾忌库尔德武装的掣肘，专心对付更危险的敌人，而叙利亚库尔德人则实际成为继伊拉克之后，又一个“小库尔德斯坦”。
2013年11月，由“叙利亚库尔德最高委员会”（LSC）组成的“叙利亚库尔德自治政府”挂牌，又一个和土耳其一界之隔的“小库尔德斯坦”诞生了。
对此埃尔多安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他们看来，这个“小库尔德斯坦”比伊拉克的那一个更危险，因为后者暂时看来并没有“大库尔德斯坦”之梦，其主要威胁不过是充当PKK的避难所，而前者则不然，LSC是由PYD和“叙利亚库尔德民族委员会”（LNC）在2012年7月联合组成，LNC则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组成的新组织，叙利亚库尔德自治政府、武装实际上都掌握在曾是PKK分支的PYD手中，这不能不让埃尔多安政府担心，这个“小库尔德斯坦”有朝一日会“出口转内销”，和土耳其国内库尔德势力合流，成为土耳其的心腹大患。
自奥贾兰被捕后，土耳其库尔德人的现状，以及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人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
一方面，埃尔多安政府试图缓和与库尔德人间矛盾，而库尔德人也力求通过转型寻求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2011年11月，埃尔多安宣布对上世纪30年代土耳其军队杀戮数十万库尔德人道歉，这在土耳其历史上是第一次；翌年，土耳其公立学校被允许用库尔德语进行教学；2013年底库尔德政党被正式允许参加竞选，同年稍早埃尔多安政府一改此前“只有国与国才能停火”的口径，和PKK达成了停火协议。
库尔德人方面，原先的PKK在1999年就对外改名“库尔德自由与民主大会”(KADEK)，单方面宣布停火并表示希望进行“合法斗争”，被逮捕的奥贾兰也多次呼吁做“和平反对者”。
尽管如此，埃尔多安政府和PKK（或KADEK）间的关系依然险恶，2014年当有人在公开场合谈论“KADEK和ISIS性质不同”时埃尔多安当即表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而当库尔德人为核心组成的合法政党——人民民主党（HDP）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异军突起时，埃尔多安感到极大恐慌：他担心HDP会坏了他通过大选掌握国会绝对多数，从而推动修宪以加强自己权力的好事。
在选战中，埃尔多安不断抨击HDP，并频繁使用“异教徒”、“恐怖分子”，甚至“边缘人群、同性恋、无神论者”等在土耳其社会生活十分敏感的词汇，但效果并不理想。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HDP不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库尔德政党”，而定位为一个民族色彩淡薄的“土耳其的中左反对党”。
因为库尔德人长期被边缘化，且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比例18%。长期以来除了支持反政府、谋求独立的PKK支持者外，大多数库尔德人会投票支持AKP，以换取政府对库尔德地区和部落的补贴。HDP的成功在于，它不仅将自己定位于库尔德人的政党，也不再将活动重心局限在传统的库尔德部落和农村地区，而是一方面加强这些传统地区的工作，另一方面大胆深入都市贫民窟，宣扬传统中左的社会民主主义，这在土耳其经济下滑、底层公众对埃尔多安不满滋生的背景下取得广泛共鸣。
不仅如此，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对埃尔多安的不断集权感到不安，许多人开始警惕其煽动性、抹黑性政治言论，给HDP贴上“恐怖主义”或“异教徒”标签的做法甚至在土耳其人中也难获赞同，甚至向来对HDP不以为然的保守派神学家、资深伊玛目耶尔马兹（Selim Yilmaz）都在选前公开站出来驳斥埃尔安的这种“政治抹黑行为”，指出这种做法“为教义所不容”。
6月7日土耳其立法选举结果公布，AKP的得票率为40.8%，略低于选前民调所统计的41%，赢得总共550个席位中的258席，不仅未能实现埃尔多安原定的超过330席（即启动修宪公投所必须的70%议席）目标，甚至也远离了276席的简单多数席位（较上届损失近70席。原本的第二大党、老资格凯末尔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CHP)赢得25%选票和132个议席，算是“不赔不赚”（损失了5、6个议席），新兴右翼政党民族运动党（MHP）获得16.3%的选票和80个议席（上届仅53席），而HDP则历史性地突破10%得票率的政党进入议会“铁门槛”，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首个正式进入国民议会的库尔德党派，赢得了80席。
这一结果打破了埃尔多安借选举推动修宪、再借修宪推动集权的“大战略”，也让他的“库尔德攻略”变得更加棘手。
回到土叙边界
让我们回到土叙边界，这里围绕库尔德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尽管表面上看，土耳其、海合会和北约在“阿拉伯之春”中是盟友，但其利益和态度都有微妙差别，在叙利亚和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上尤其如此。
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变脸”，目的一在恢复奥斯曼时代在叙的影响力，二在借机解决PKK-PYD的心腹大患，但保守、阿拉伯人的“海合会”国家不愿突厥人为主且世俗色彩强烈（尽管埃尔多安已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最“不世俗”的国家领导人）染指叙利亚，而事实上一手托起伊拉克“小库尔德斯坦”的美国人则不情愿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影响库尔德地区的政治空气，以及叙利亚境内的政治平衡。不仅如此，埃尔多安政府在巩固自己保守、偏原教旨权威的同时，极大削弱了向称“世俗主义保护伞”的土耳其军方权威，也不愿后者通过“越境扬威”重新树立威信，进而威胁自身地位。因此自“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革命”爆发以来，土耳其虽摆出对叙利亚当局的虎视眈眈，并一再恫吓PYD等库尔德武装，却始终未采取越境军事行动。迄今土耳其仅有的两次对叙越境军事行动都在今年选举前夕，分别为2月21日进入叙境内土耳其飞地苏莱曼沙阿移陵（根据1923年协议，土耳其保留在叙境内苏莱曼沙阿圣墓所有权，并可驻军40），以及5月24日达武特奥卢不经叙利亚批准入境谒陵，这两次行动虽被公认有明显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挑衅、威胁和试探性质（两次都穿过库尔德控制区，第一次甚至直接从库尔德控制区首府库尔巴尼大门口经过），但在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库尔德武装警惕克制和随后埃尔多安和AKP选举受挫、陷入组阁危机的变化局势下也只能浅尝辄止。
埃尔多安削弱、牵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借刀杀人”：通过纵容或支持叙利亚境内既反阿萨德、又反库尔德人的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
许多中东观察家指出，埃尔多安先后纵容自由军、“胜利阵线”和ISIS，任由他们对付PYD武装，去年起至今年初，库尔德重要据点库尔巴尼和艾因阿拉伯遭到ISIS围攻，许多平民惨遭屠杀，对此埃尔多安视若无睹，尽管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比尔基奇（Tanju Bilgic）、副总理库尔图尔慕斯（Numan Kurtulmus）矢口否认“ISIS借道土耳其进攻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的说法，称之为“彻头彻尾的谎言”，但埃尔多安却一直咬定“叙利亚库尔德人是对土耳其安全的巨大威胁”，而指责土耳其为“借刀杀人”对各路“危险势力”大开方便之门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响亮。
去年斋月期间，ISIS异军突起，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攻城略地，并犯下一系列令人发指的反人类暴行，迫使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对叙、伊境内ISIS武装的军事打击。
在叙利亚，多国部队采取的是空袭为主、部分地面部队协助的战法，在当地则主要依靠伊拉克政府军、库尔德自治政府武装和什叶派民兵配合作战；在叙利亚，由于矛盾错综复杂，美国等不愿或不敢直接卷入地面作战，主要以空袭为主，地面则只能支援并依赖“温和反对派”——既然与大马士革当局合作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事。
问题在于美国等国在叙利亚“温和反对派”选择上屡屡自食其果：如今被证明为极端恐怖组织、反人类组织的“胜利阵线”和ISIS，曾几何时都曾享受过“温和反对派”的“补贴”，如今他们自然要亡羊补牢，避免再扶植出又一个ISIS。如此一来，相对世俗、政治色彩相对明朗化且具有一定凝聚力和战斗力的PYD库尔德武装就成了香饽饽。
自今年1月起，在美军等空袭配合下，PYD武装连连获胜，不仅接了库尔巴尼和艾因阿拉伯之围，收复了库尔基什、塔尔艾卜耶德等被ISIS占领的城镇，并在6月占领距离ISIS“首都”拉贾仅50公里的原政府军第93旅营地。但6月下旬风云突变，ISIS重夺库尔巴尼，并攻入库尔基什南郊，甚至一度再度兵临已被驱逐6个月之久的艾因阿拉伯城下。
由于前述原因，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已被国际社会树立为唯一正确的“反ISIS叙利亚标杆”（事实上也实在找不到别的标杆可树立了），因此库尔巴尼和艾因阿拉伯的“抗战”引来全世界聚焦，更吸引了许多既不喜欢大马士革当局、也不喜欢“自由军”或“胜利阵线”的反ISIS“国际志愿者”的纷至沓来，对于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反ISIS的战局，以及土耳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七嘴八舌的非议自然远非此前可比。
一方面迫于国际社会压力，一方面也确实感到ISIS对土耳其本身的威胁（在短短几年间ISIS已在土耳其境内建立起密如蛛网的组织体系，并向其境内输入了包括突尼斯人在内的大量国际恐怖主义者，这些都已让许多反恐专家惊呼“土耳其如今成了极端组织所针对目标中最脆弱一环”，因此埃尔多安不得不在近期作出一些政策调整，如开始逮捕境内ISIS极端分子（据说至文章开头爆炸案发生前已逮捕了500多人）、放软对库尔德人姿态（尽管仍然继续谴责本土库尔德武装，但已暂时不再公开指责PYD，更口头表示将“声援”伊拉克库尔德人），但这些姿态更多带有策略性和敷衍色彩（毕竟美国的脸色还是要看的），至今土耳其一直不愿允许美国就近使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支援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就是其真实态度的体现。
7.20爆炸案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
遇害的大学生志愿者都属于左翼组织——土耳其社会主义青年协会联合会（SGDF），他们受苏鲁克的阿玛拉文化中心委托，打算越境前往叙利亚艾因阿拉伯和库尔巴尼，协助当地人重建被ISIS摧毁的家园。如前所述，库尔巴尼和艾因阿拉伯是PYD的大本营和“抗战圣地”，而苏鲁克是土耳其库尔德人聚居区，距离土叙边界不足6英里，此次协助越境重建行动，是两国土耳其人“和平合法合作”的一次创举，这对于埃尔多安政府而言，显然具有复杂意味，而迄今没有任何组织承认负责、却被多数人认定和ISIS有关的爆炸事件，则无疑加剧了俄问题的复杂性。
尽管埃尔多安、达武特奥卢等矢口否认，但国际间对“土耳其纵容ISIS”、“土耳其支持极端分子”的指控无疑会较前强烈，土耳其在国际联合反ISIS行动中的消极姿态将变得更加醒目，继续拒绝开放因斯里克空军基地也会受到更多诟病。
但另一方面，倘埃尔多安矫枉过正，借此契机越境干预叙利亚战局，则又可能引发叙利亚库尔德人、大马士革当局和“海合会”多方势力的警惕，引发一连串多米诺骨牌的倒塌。
不仅如此，此刻正面临组阁、修宪危机的埃尔多安还会因此遭到国内各反对党的借机施压，CHP副主席科克（Haluk Koc）就批评政府的处理方式，认为1月份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官方宣布国家哀悼日，而如今自己国民遇害反倒无动于衷，而本身就是实际上的库尔德政党的HDP，其主席德米尔塔斯（Selahattin Demirtas）则一面批评政府在打击ISIS等暴恐组织方面“为时已晚”、“不得力”，一面呼吁探讨日益恶化的东南部安全局势。
虽然一些分析认为，“7.20爆炸”会令土耳其在叙伊库尔德问题上改弦更张，但从情势上看可能性并不大。
美国等盟国虽对土耳其“边界不设防”不满，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有所倚重，但土耳其作为北约前线国家的战略地位决定了美国、北约势必对其有所妥协，PKK及其一系列分支（除被“洗白”的PYD外）至今仍是美欧等国“榜上有名”的恐怖组织就是实例，且不论任何一国也都不愿见到“大库尔德斯坦”在任何层面上成为事实，因此同盟国可能迫使埃尔多安加强边境控制，或施压让其开放因斯里克空军基地，也可能给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更多（但有节制）的军事援助和支援，但绝不会付出让土耳其“伤筋动骨”的代价——这从美欧十多年来不断容忍埃尔多安向保守、集权迈进，却反过来帮助其压制土耳其军方的做法就可见一斑。
土耳其各政党虽想借机对埃尔多安和AKP“逼宫”，但库尔德问题由来已久，最初让“大库尔德斯坦”胎死腹中的，恰是如今反调唱得最高的CHP，就“大利益”而言，CHP等政党在库尔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埃尔多安、AKP并无区别，他们可以借题发挥影射、抨击AKP和埃尔多安，但绝不会为库尔德人张目。
甚至两地库尔德人自己也是如此：叙利亚库尔德人好不容易借“迟到的春天”，在各方阴差阳错的默许和鼓励下经营起属于自己的“小库尔德斯坦”，自不愿节外生枝导致“胜利果实”丧失，因此近来不断和PKK撇清、切割，唯恐被混为一谈；同样，土耳其库尔德人中的大多数刚刚在立法选举中通过“HDP”模式首次进入土耳其主流政治社会，尝到了“合法斗争”的甜头，当然也不愿这一良好势头就此打住。因此他们可以批评土耳其政府，却心照不宣地避免“步调一致”，更尽可能不去突出“库尔德”这个关键词。
7月24日，土耳其空军又一次空袭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境内的PKK武装营地，这一例行公事般的军事行动表明，埃尔多安政府的“库尔德大战略”并没有丝毫改变（至少他想让公众认为如此）——继续越境打击PKK，但避免直接卷入叙利亚库尔德人控制区的战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