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共提出336项改革任务，其中财政部门作为牵头单位的有76项，作为参加单位的有129项，财税改革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时间表与路线图，2016年将完成重大工作与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财政作为配置公共资源的核心制度安排，体现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三大重要关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对所有与公共资金相关的主体、行为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与各级政府、所有政府部门更是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加强对新一轮财税改革的认识，把握财税未来的趋势性变革。
所有政府收入将纳入预算管理，部门财力成为“过去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一些部门还掌握着形形色色的公共资金，如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押金、土地出让金、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资源转让收入、各类基金等。这些资金虽然大部分已经被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但总的来讲，其“部门”特色是客观存在的。根据《决定》精神和新修订的《预算法》，未来财政将设立“四本预算”，即一般公共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绝大部分现在由部门掌握的收入都将陆续纳入预算管理，即使不在这四本预算之内的一些特殊收入—如住房公积金—也将逐渐走向管理规范化和信息公开化。更重要的是，这些资金将与相应的执收执罚部门完全脱离联系，各部门不可能继续保有对这些资金的实际支配权，所需要支出缺口将转由公共财政体系提供。
编制中长期预算将成为常态，部门工作计划性大大提升。过去和当前，我国预算管理执行的是“一年预算、预算一年”。这种管理方式不仅给年终突击花钱提供了口实，而且不利于各部门制定、实施中长期工作计划和政策目标，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绩效。对此，《决定》提出要建立跨年度中期预算，在财政部门的大力推动下，中期预算要于2015年进入实施阶段。这意味着，今后各部门要制定至少3年期的计划与政策，并合理分解到各个年度，进而据此向财政部门提出预算申请。这对各个部门的工作方式、工作安排、资金使用管理方式将产生重大影响，促使各部门加强相关政策研究、趋势预测，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与计划性。
绩效预算从局部走向全面，财政审计与问责从弱到强。跨年度预算管理之下，必然会同时赋予各部门一定的资金调剂权，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打酱油的钱可以用于打醋”。但与此同时，绩效预算将从局部走向全面，一方面所有的项目资金都将被纳入绩效管理，另一方面绩效管理的主体将由财政部门更多地转向各部门自身，后者要提出本部门的绩效管理目标、实施路径以及绩效评估的具体方法等，管理责任较以往有所加重。另外，绩效结果将在更大范围内使用，比如与下一周期的预算申请相联动，不排除在某种时期会向社会公开各政府部门的绩效信息。根据国务院批转的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的要求，以后各部门每年都要向财政部门提交财务报告，并接受审计、公开信息并对不良管理承担责任，审计部门也已调整了内设机构以应对未来加大财政审计的需要。因此，未来一个时期，各部门将面临经常性、严格的财政审计，对审计中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也很难止于现在的“点到即止”，财政问责系列制度将陆续走上前台。
税收增长有所放缓，但不会出现“断崖式”下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税收的增长速度将有所下降，以往那种每年10%～20%的高增长将成为过去时。但是，综合考虑我国经济的成长韧性与税收征管方面的巨大空间，税收收入并不会出现“断崖式”下降，5%～8%的年增长率仍然是可以预期的。随着对各类费与基金的清理归并，税收收入在地方政府收入结构中的比重将明显上升。
税收制度将进行结构性调整，间接税下降，直接税上升。新一轮财税改革下，税收方面的重大变化将主要体现在税制结构性调整上面。调整的方向有两个，一是降低间接税比重、增加直接税比重，二是将主要从生产经营等“前端”环节征税转向收入、消费、财富等“后端”环节征收。具体而言，“营改增”将于2015年全面完成，此后营业税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有“中性税”“良税”之称的增值税将承担扛鼎重任。消费税将进行重大调整，除了征收范围之外，征收环节将由生产、进口改为零售环节征收。致力于保护生态、促进节能减排的环境税将于2017年出台。如果立法进展顺利，房地产税将在2017年面世。个人所得税将进一步改革，但绝不会再走提高起征点的路子，而是向“广覆盖”“较低税率”和“以家庭为计征单位”的方向变化。遗产与赠予税一直不受待见，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其开征只是时间与方式问题。
税收管理将更加重视个人，税收优惠受到严格管控。长期以来，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主要是针对企事业单位的，对于个人的税收管理很弱。根据已经修订的《税收征管法》，未来对于个人的税收征管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展开。个人将有终身税号，所有的收入与纳税信息都将在此归集。个人还将形成完整的纳税记录，并成为个人信用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自主申报将成为税务管理的常态，税务机关每年进行一定比率的抽查，对于违规者进行重罚。2014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清理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未来各地区一律不得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未经国务院批准，各部门一律不得规定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今后税收优惠将不再会是各地用来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主要工具。针对社会上“减税”的强烈吁求，要看到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政府收入秩序的混乱而不是税真的太重，因此要主要从减费、减基金的角度予以回应，以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创新创业。
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将逐渐清晰，稳定性明显增加。政府间事权的清楚划分、相对稳定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体制的基石，也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硬骨头。未来，事权将分为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和共同事权三类，宏观调控、国防、安全、生态保护、司法、基本公共服务将主要归于中央，地方事权主要集中在本地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上，跨区域的事权则归于共同事权。在事权的改变上，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将有所缩小，支出责任有所减轻，相应地中央的事权范围和支出责任有所扩大；二是相对以往而言，省一级政府的责任将有所加强，省政府要承担起本区域内均衡财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当然，鉴于我国政府管理的现实情况，政府间事权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当会先对各方已取得共识的事权归属进行调整，现在问题不突出、认识不清楚的事权会留待以后慢慢形成共识。新一轮政府间事权调整结果可能会通过某种制度进行确认，但短期内不会上升到法律层次。
分税制仍然是划分各级政府收入的基本制度框架。“分税制是市场经济的奠基性制度”，未来变革将主要发生在如何分税上面。经过改革后的税种将重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增值税很可能将全部确定为中央税收，地方政府不再参与分享。消费税将调整为地方税。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成为主要分享税种，但很可能由“分成”转向“分率”，即中央确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地方政府可在此基础上增加某个比率。资源税、房地产税是典型的地方性税种，也是未来政府最可寄望的创收主力。
转移支付制度将成为分税制的有力支撑。即使分税制调整到位，但任何地区、任何时期，地方政府都不可能达到收入与支出的完全对等，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发挥其对分税制的重要支撑作用。改革的方向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将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下进行调整，各地获得的一般转移支付金额将趋于标准化、公开化和稳定化，并在地方政府的收入盘子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专项转移支付仍将存在，但额度将大大缩减，且管理也更趋规范，“跑部钱进”将得到抑制。省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将陆续建立，省级政府的辖区责任将进一步加强，财政体制将渐臻合理完善。
财政政策继续积极，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伙或合营）将成为主流。财政政策方面，积极财政政策仍将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且要加大力度，据2014年年底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2015年财政赤字率将从2.1%调高到2.3%左右，债务规模温和上升。未来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也将出现重大变化，这在国务院43号文件中已经表述得很清楚，在此不再赘述。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破冰同步的是，未来地方政府仍然将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市政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部分依赖债务，但大部分将转向PPP模式，即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来实现，由此将对地方政府的法治意识、管理模式、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总之，随着财税改革时间表与路线图的完成，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制度的基本面貌已经清晰可见。基于财政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基于财政制度的综合性与全面性，改革将对各地区、各部门甚至每个人产生重大影响，需要认真辨识趋势，调整认识，未雨绸缪，主动适应财政管理“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