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前的中国农村，70%以上的农民家庭都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即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外出务工。正是这种半工半耕模式，为中国制造提供了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高了中国经济整体效率。对农民家庭个体来说，也是智慧的、经济的、理性的选择。
从全世界来看，中国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就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少有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发达国家不用说，全家进城，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有保障。一般发展中国家也是全家进到城市，只是全家进城很难体面安居，收入不高就业不稳定，难有稳定居所，从而在城市中出现了大规模的贫民窟。中国因为普遍性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虽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全家体面进城，但避免了落入农民进城形成大规模贫民窟的问题。
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一方面，城市有了务工经商的机会，农民家庭中的年轻劳动力进城获取这些机会，农民家庭因此增加了务工收入。另一方面，中国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使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耕地，而城乡二元体制阻隔了城市资本下乡夺取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地，保护了农民在农村从事农业的权利。这样一种半工半耕模式显然改善了农民的处境，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对农民有利，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年龄比较大的父母从事小规模农业，不仅可以获得农业收入，而且在村庄熟人社会中可以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可以获得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生意义。
半工半耕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家庭的分离。应该说，如果农民全家进城，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那是最优选择，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农民家庭生活的完整。但如果农民全家进城，却因为无法获得高收入的稳定就业机会，而只能落入到城市贫民窟中，这样的全家团聚显然不是农民所需要的，也是不经济的。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及其在全球经济格局所处位置看，农民全家进城，很难体面在城市安居，因此，目前的半工半耕格局也是理性的选择。农民当然会比较、会作出选择。
为了减少半工半耕对家庭分离的影响，农民工的应对之道有两种：一是将读书年龄的子女带到打工地上学，这方面政策上正在改进；二是当父母年龄太老，不仅难以进行农业生产，而且生活也无法自理时，他们从外出打工中回到家乡，就近打工，甚至干脆务农。通过以上两项应对，农民家庭可以较大程度上克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对家庭分离造成的负面影响，而获得其好处。农民工年龄大了返乡种田，有农业收入，有自给自足的庭院经济，住房不要钱，又有熟人社会的各种便利条件。这样不仅不需要子女赡养，不拖累子女，还可以为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帮助。
在整个过程中，农民家庭是分离的，但是，在家庭代际之间需要照料时，农民可以灵活调整以应对家庭的需要。这里分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是一个大的农民家庭，而不是核心家庭。从核心家庭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往往在结婚之后会夫妻双双打工去，这样的核心家庭并没有分离。相反，年轻夫妻为了在外打工赚钱，而将年幼子女留在农村父母家中，正是包括父母在内的大家庭为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妻提供了最大的社会支持。
如果要解决农民家庭分离问题，则不仅需要让农民工在务工地买得起房子，而且还要让农村父母来共住。大多数农民工只可能在家乡附近的城镇买得起房子，农民全家住到城镇，失去了农业收入，承受更高的生活成本，生活会更加困难。经济困难很容易转化为家庭关系紧张。在城镇缺少就业机会的老年父母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家庭的拖累，是无用的人，这样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不自在。相反，这些年龄比较大的父母若在农村住自己的房子，种点田，有收入，可以自给，还可以为城市子女不时供给新鲜蔬菜鸡蛋，心理就自然会积极正面，就会更加津津有味地生活。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熟人社会中，有无比的安全感，这比城市漂着的日子要好得多。实际上，不仅年老的父母不愿进城与子女同住，而且在城镇买房的农民工，年老时也不再愿意待在城市，而愿意回到农村居住，愿意过“农夫、山泉、有点田”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全家进城从而避免家庭分离的愿望看起来不错，真正落实起来可能不好。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为农村中老年农民保留了从农业中获得收入与就业机会，同时又为年轻人提供了进城务工经商机会，由此避免中国落入到了一般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贫民窟的陷阱。再过2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由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时，农村老年父母开始有了与子女共同体面在城市安居的机会，则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自动消失，从而迎来真正高质量的城市化时代。
在目前阶段甚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人为消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试图让农民全家进城，其良好的愿望很可能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