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势观察
日前，李克强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问题，会议明确提出，要针对发展“短板”、民生重点领域和亟须解决的问题，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增加公共产品，加大有效投资，增强发展后劲。从整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当前第一要务就是要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既是保就业稳预期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好发展中矛盾和问题的重要途径。
当前投资增速的基本态势不容乐观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2015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3713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仅为11.4%。从固定资产投资的降幅角度看，有较明显的扩大态势，这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今年上半年已经过去，应当说，在消费和出口没有明显回暖的情况下，投资这驾“马车”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制造业投资增速较为缓慢。2015年1-6月份，制造业投资79663亿元，增长9.7%，其中，增长最快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速达到20.8%，而在制造业投资中占较大比重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行业的投资，增速均在10%以下。较之2014年全国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为13.5%的平均数值而言，降幅同样较为明显。从PPI角度看，今年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达4.8%。预计今年下半年，PPI下降的趋势短期内恐难以扭转，这将继续制约制造业的投资增长。
房地产投资增速显著回落。从房地产投资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来看，1987-2013年平均贡献率为15.1%，而房地产投资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对稳定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5年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95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仅为4.6%。其中，东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4.9%，增速比1-5月份回落0.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增长3.6%，增速回落1.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增长4.7%，增速提高0.7个百分点。与近几年相比较，房地产投资下滑亦十分明显。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压力增大。2015年1-5月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为2.9万亿元，同比增长18.1%，较2014年的平均水平亦有所回落。与1-4月份相比，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16.1%，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16%，增速回落3.9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1.6%，增速与1-4月份持平；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4.2%，增速提高3.3个百分点，而与2014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增速回落压力增大。从整体上看，今年下半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高位回落的压力依然存在。
当前经济增速下滑是新常态下的经济规律使然，从短期来看，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如何改善需求面尤其是有效公共投资需求问题。
一是增加有效公共投资有利于对冲消费与出口回落。从我国经济的实际看，消费需求是一个慢变量，提升消费总量和改善消费结构需要通过做大经济总量、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等一系列利在长远的措施，而在短期内较难达到既定的政策目标。出口需求则主要依赖外部需求环境，从目前国际经济环境看，外部需求在短时期内依然较难有质的变化。因此，通过增加有效公共投资来弥补消费和出口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
二是增加有效公共投资有利于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在经济增速出现下行态势，尤其是出现周期性波动时，市场的悲观预期可能会加剧经济的下行压力，使经济增长滑出合理区间，甚至出现难以挽回的不良后果。世界历次大的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我国当前经济短期下行压力显著加大的背景下，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积极增加有效公共投资，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增强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信心，使中国经济增长加快企稳。
三是增加有效公共投资有利于带动私人投资增长。不少经济学家对扩大公共投资始终抱有疑义，认为公共投资会对私人投资造成“挤出效应”，挤占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我们的研究认为，实际上，有效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引致效应”要远大于“挤出效应”。在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有效公共投资”。顾名思义，“有效公共投资”即为 “有效益的公共投资”，能够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正向效应的公共投资。实际上，有效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方向不同，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力资本等投资方向，这些投资可以显著地增加私人投资的边际生产率，这正符合“收益大于成本”的“有效率”原则。
四是增加有效公共投资有利于维护社会就业稳定。稳增长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稳就业。经济新常态下，增速放缓十分明显，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将会更加凸显，这对“保就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5年5月份，城镇居民的失业率环比下降了近0.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了近0.25个百分点，似乎就业问题并不突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近几年服务业发展迅速，尤其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使经济增速回落下的就业问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但经济增速若下滑幅度过大，就业的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就可能集中爆发。因此，政府通过增加有效公共投资，带动社会投资增长，使投资增速保持稳定增长，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维护社会就业的相对稳定。
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及可能面临通缩等经济风险的背景下，我们在发挥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用好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我们认为，当前应当实施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发挥好投资尤其是有效公共投资的关键作用，而突破口在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第一，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投融资体系。完善的投融资体系是增加有效公共投资的重要保障。我们所讲的“有效公共投资”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这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公机”范畴，而是主要用于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因此，应加快落实《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创新生态环保投资运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运营农业和水利工程，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改革完善交通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加强能源设施投资。事实上，增加有效公共投资，并不是政府唱“独角戏”，而是通过土地、价格、特许经营等政策杠杆，加大推广PPP等模式，合理分配收益，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投资。
第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破除市场准入限制。当前，客观地讲，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进行投资，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玻璃门”、“旋转门”等现象。因此，要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坚持依法行政，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规范对社会资本投资的行政审批行为、提高审批效率，激发市场社会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权力寻租空间。要对现有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最大限度削减行政许可事项，取消全部面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明令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公共投资领域之外，明确规定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第三，深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促进民营资本投资。在传统的投资观念里，像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以及科技研发等公共投资领域，似乎都应由政府大揽大包，似乎政府才是唯一的供给主体。由此，可看到在大部分的公共投资领域，几乎都是由国有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的属性和功能，积极消除国有经济在公共投资领域的垄断地位。加快推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的试点工作，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公共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
第四，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合理引导公共投资。从理论上讲，公共产品投资主要由公共部门动用公共资源来提供，其非竞争性特征使边际消费者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相对于竞争性产品而言容易出现投资不足。因此，政府应该通过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以较少投入拉动社会投资的方式，力争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比如，在加快中西部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时，可以给予投资企业一定的税收减免期。又如，在启动一批新的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设施建设项目的同时，可加大企业债券融资对棚户区改造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增加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指标等。
第五，深化工程和资金监管机制改革，优化公共投资服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公共投资类项目建设往往是产生寻租腐败的“重灾区”和“高发地”，政府对公共投资往往呈现出“两重一轻”的特点，即重建设、重运营、轻监管。为了更好地促进有效投资，对于政府投资类项目，要重点监管专项资金是否按规定及时分解下达、是否按规定进行分账核算、是否按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资金，资金支付是否严格按照国库管理制度执行等。同时，还可在重大公共投资类项目中引入第三方工程和资金监管机制，逐步形成政府、项目法人单位、建设单位等相互监督的良性管理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