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就是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劳动人口流失、耕地抛荒以致空壳村普遍化成为制约海峡两岸乡村生活品质、生态环境与乡村产业发展的瓶颈。出于乡村发展可持续的责任和潜在的生态产业回报预期，海峡两岸回归乡村生态建设的探索一直在坚持和试验着。如何探索在地化的生态、文化与产业有效融合的社会经济效益模式？如何创意和发掘新的价值链，建设有别于城市生态的富裕乡村？成为新型城镇化的焦点。“乡村再造”关系到民俗文化生态和环境生态的维系，台湾“乡村再造”运动借鉴了日韩经验，官方极大重视和创意的加盟，以及乡村知识精英的回归创业，有力推动了“有机农业”、“无毒农业”、“乡村社区营造”、“乡村休闲产业综合体”、“主题民宿”等乡村实践，让台湾乡村充满田园情趣和创意的精致意向，成功带动了乡村生态的修复保育和乡村产业的再造优化。
台湾“乡村再造”的最大特色在于将中华传统元素和生态教育理念溶于创意之中，打造出独具东亚特色的乡村生态价值观，其成功的经验范式是围绕公民再造展开的“自下而上”的运作和村民的高度参与，尤其是基于文化与生态融合的多元型态开展的“三生”农业运动。
（一）官方政策支持很到位
如下表１所述，官方在立法、资金支持、乡村基础设施投入、人力教育、市场宣导等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通过对乡村民宿的合规认证、实施培根教育、“三生”理念宣导、乡村休闲线路规划等，有力推进了乡村产业串联和乡村休闲旅游发展，以及在地人才的培养和回归。在立法上，２０１０年７月正式出台了《农村再生条例》，这是针对农村社区量身打造的首部法典，从产业、文化、生态与实质建设四个维度，规范并导向了农村地区的活化再生蓝图，规定１０年编列１５００亿新台币，采取“由下而上、计划导向、社区自治、软硬兼顾”的执行策略，从乡村培根训练着手推动青年回乡根留乡村，从根本上活化农村生产与生活生态。其中，培根训练致力于“三生”理念的宣导、培训在地化乡村人才、提高乡村人文素质，尤其注重实效，课程设置都是根据乡村实际情况实行弹性上课制，９２小时的四阶段培训课程要用一年半至二年的时间，通过不断检讨和整合不同意见与不同看法，来跟进并完善教学与实施效果。这样的培根训练有效凝聚了乡村价值共识，有着良好的影响与带动效应，一些乡村在实施社区营造和培根计划后，社区组织、乡村产业、文脉传承、生态人居环境的再生与自然整合也随之不断优化。
台湾乡村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在地化”，基于“在地化”理念，乡村社区营造和主题创意呈现出多元型态的在地特质，充分印证了基于原汁原味忠实地复原乡村文脉与传统风貌的创意是最可持续的产业成长资源的观点。“在地化”理念开始“自下而上”得以实施，并营造出对于乡村文脉与生态自觉的认同氛围，成为新的乡村产业型态的成长根基。典型如台南县“无米乐”社区的农村再生实验，基于传统资源复苏乡村文脉与产业，通过改造村庄修旧如旧，例如投资修缮嫁妆一条街的连排二层木屋，恢复老的碾米厂、老教堂、钟表铺、诊所、红砖三合院等老建筑和传统产业，复原乡土生活场景，而现代感的记录电影“无米乐”进一步向外界传达了这里老旧乡村农家生活的怡然，营造出一种乡土情结，成功吸引了艺术工作者和年轻人驻留创业、办展。如此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元素的良性互动，使得这个老旧的村庄因着老旧古朴的魅力迎合了都市人的草根情怀而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被誉为台湾乡村“活的博物馆”。另外，经历“９·２１”地震破坏之后的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社区，通过定位和挖掘生态资源优势，而重建了独特的在地生态休闲产业，在２０１３年旅游收入超过２４００万元人民币。同时，经济振兴加深了“在地化”的认同，使得在地乡村教育实践活动得以成功开展，如立足在地特色产业元素，经由农会在乡村社区推广国际流行的四健（身心手脑）教育活动，还配合开办家政成果展、茶艺大赛等营造乡村文化氛围，强化在地生产与生活的归属感与认同，让村民切实感受到在地文化与在地产业的价值魅力，让离乡青年和都市人重新感受到乡村的文化魅力，从而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到乡村从事结合当地文化的艺术创意项目，进而在传统的基石上让乡村文脉与乡村产业有了传承与发展的无限空间。
（三）高效运作的乡村社区组织让“自下而上”的推动有了根基
在台湾“自下而上”的乡村社区营造推行过程中，高效运作的社区组织带动了乡村居民的高度与自发的参与，在乡村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之间形成良好的协作和互动，从而能最大化依据村庄和村民需求提出本村的再生计划，确保了社区自治管理模式的成效和乡村社区再造的成果。此外，经由社区组织和公益组织的互动，为乡村社区再造注入更加广泛的公共资源和志愿服务，推动了村庄公民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在此基础上，订立村庄社区公约来确立适宜社区的共同价值和基本秩序，形成社区组织、保障、公共财政、公共服务等制度。而乡村生态修复与产业重建也是“自下而上”由返乡知识精英来推动的，具体在接下来的第（四）点论述。基于对在地资源的把握，“自下而上”的运作避免了“形而上”的决策，能够在最贴近乡村居民需求和最有利乡村经济成长的选择上优化方案，这与台湾社会重视应用导向与民生幸福的理念不谋而合。
（四）知识精英返乡创业催生“串联共享”的新型产业业态
知识精英返乡创业，成为台湾乡村再造实践的引领与开拓者，经由他们的创意实践打造出一个个乡村在地生态与产业价值链，对于濒危动植物及其栖地的复育也贡献良多。期间催生出的乡村旅游与乡村工业、农业、林业、渔业、文化产业等的“串联共享”，推动了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乡村产销链的有机互动，形成新的产业型态，成功提升了收益附加值和产业的辐射带动能力。这种由民间发起，集生态、产业、经济收益和适地适种相结合的新农业道路，会得到政府的经费支持。例如“日月潭永续生态农渔业教育园区”这样的多元合作平台，由一名返乡创业的台湾中山大学海洋研究所硕士创意出１．５公顷的金针花海，一年近２个月的花期里能带动观光和周边农产品销售３１００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６６６．７万元），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日月潭农产运销合作社及其推出的“台湾农夫”合作社品牌，为最终打造秉承“盈利不分红，投入生态保育等社区营造事业”理念的“日月潭永续生态农渔业教育园区”奠定了乡村社区共识和产业基础。“日月潭永续生态农渔业教育园区”每年将合作社６０％的盈余投入当地的生态复育、乡村文化和环保等公益领域，将成功复育出的４０万棵水社柳种植在日月潭的金针花田堤岸等处，濒危奇力鱼的繁殖模式和栖地复育工程也建立起来，这样用１０年时间修复并还原了乡村原有的生态景观图谱，带动的农产品产销链以及民宿、休闲农庄、创意项目等的“串联”观光收益附加值，每年高达１２００万新台币（约合２５８万元人民币），远远超过传统农业收益。这是典型的通过策略联盟确立乡村社区发展共同主题，继而推动专属产品和服务的创意。
如表１所示，台湾的乡村社区再造的体系构建是“自下而上”，并且具有可持续的发展性。
二、海峡两岸“乡村再造”实践的比较分析
海峡两岸的乡村再造运动都缘起于“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不同的是，台湾的乡村再造从一开始就由官方大力扶持和宣导，所以从规划到实施都是整体而有序的；大陆的乡村再造主要是学者和艺术家的践行，属于局部小范围的实验，缺乏可持续性动力。同时，台湾的休闲农庄、创意作坊、特色民俗等大都是小而精致的项目，经营者是当地的村民，也有外来的投资创业者，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经营者是实实在在的产业或项目执行者，他们中的佼佼者往往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会打造一个地区的产业价值标杆，和农会组织有着很好的互动，或者直接就是农会精英，因此能带动整个乡村产业链发展，成为乡村再造的带头人。台湾都市知识精英回归故里田园的新趋势正在形成，服务乡民富裕乡村的理念已经根植在乡村精英的理念并贯彻在行为中，这些乡村精英有一个新的称号“都市新农夫”，他们带动了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整体提升，在官方培根计划的推动下，一条文化反哺农村产业和生态、生态增值农村产业的高效可持续的乡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初具型态。而目前中国大陆的乡村再造比较无序，政府的宣导与服务欠缺，乡村规划中对于在地文化与生态资源的保护意识比较弱，尤其是对于城市大资本进入乡村可能造成的不可逆转的乡村生态损毁不加禁止，即便是少数回归乡村的知识精英，对于乡村产业可持续经营也缺乏台湾“都市新农夫”的胸襟和远见，政府支持服务体系运作的低效低能使得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在孤军奋战，无论是个人亦或项目的带动力和影响力都很有限。因此，大陆乡村在乡村精英、乡村组织、乡村产业的成熟度方面，都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政府的导向、培育与扶持就显得重要。
（一）乡村文脉的传承与守护
在东亚地区，日韩的乡村被视为东方乡土文化的代表，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乡村文脉的传承一直延续着，而中国乡村也曾经千年被视为传统文化的母体和中华民族的寻根之地。海峡两岸的乡村再造运动，都在探索将现代都市文化和艺术元素嵌入传统乡村文脉元素之中，创意性地去传承和实践复活乡村传统的乡村意识，通过村民的留驻和参与让传统文脉得以传承和守护，进而带动乡村农产品产销和创意休闲产业的成长，激活乡村经济，让乡村生活既能与城市接轨，又能保有一份古旧的山水。台湾的“乡村再造计划”，首先进行的就是基于在地物质文化生态特质的乡村生态修复和保育，然后创意出精致独特的主题休闲园，如“八八坑道”、“鸭箱宝”、“原住民民宿”这样的微型主题创意休闲项目在经营上都是很成功的。这种做法有别于“一乡一品”的做法，
“一乡一品”在台湾推行遭遇到作物连坐制度的瓶颈，而集创意、休闲、文脉挖掘与传承的创意休闲产业，因其小巧精致的独特性，又符合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理念，迎合了都市人乡村休闲的需求，这些散落在乡村的农庄和创意休闲项目，经过有序的休闲规划连成一线，还有官方推出的“台湾好行”项目的拉动，有着稳定的经济效益。可见，台湾“乡村再造计划”的“在地化”特质，推动了乡村文脉的传承与守护。在中国大陆，尽管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乡村文脉的保护与修复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温铁军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发端的乡村基层平民教育和生态农业产销链实验体系、欧宁们的新乡村运动，以及贺雪峰在湖北，李昌平在河南，廖晓义在四川的乡村建设实践。一些艺术家和作家，也陆续入驻乡村甚至建立艺术家群落，以文化和艺术的实践在乡村一边经营有机农场一边致力于中国农村传统民艺的激活，
“而在这些物质性的建设之外，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试图恢复农村的礼教”，例如作家野夫在四川罗江试行乡村代议制度和乡村戏剧的实验，李英强在各地乡村建立的“立人图书馆”并经常邀请作家和知识分子下乡给儿童讲座。尽管如此，中国大陆地区对于乡村生态和传统的破坏依然无法得到很好地遏制，粗制滥造的城镇化过程让村庄迅速消失，在各界的呼吁声中，实质性的制止和保护措施没有落实。相比台湾，存在的不是差距，实为乡村文脉传承与守护之殇。
（二）立足在地资源创意文化项目
台湾的“社区营造运动”是典型的基层设计模式，它依托在地资源，通过村民教育和村民参与，由主题策划激活乡村社区经济活力，并形成高度的社区认同。如淘米生态村打造的“青蛙共和国”、彰化县的田尾公路花园等。这样的实践都是“自下而上、由内至外”的，也就是说是在民间有识之士推动下政府跟进支持的，并且有村民的深入参与。这些实践的共同特点是加强了乡村文脉对于村民的凝聚力，形成“由内至外”的文脉共识，进而寻求文脉资源对于乡村产业发展的提升与发展的切入点，达到文脉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愿景。受到台湾“社区营造运动”的启发，大陆也开始了一些以艺术村、生态村为主题的古村落修复振兴实践，探索借助文脉资源推动在地乡村产业链的发展。例如海口古村博学里学习台湾经验，在确定了“生态旅游村落”的目标后，规划山地自行车赛道，发展乡村自行车旅游，修建“蜂蜜博物馆”，在此基础上，发展民宿业和农家乐等。围绕“人的参与”这一核心经验，博学生态村重建了乡村“分享、生态、生活、共同富裕”的社区意识，发起“大学生返乡创业”论坛等活动，借以提升乡村在地人才的素质和结构。同时，政府介入扮演了“提供资源和监督的角色”。创意的借鉴固然可喜，但是乡村社区可持续的成长和吸引力，还在于塑造“乡魂”，不断提升人和环境的素质。
（三）乡村再造实践的影响力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成立可以视为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实验的标志性事件，它以培养和鼓励初高中学历的乡村青年、大学毕业生、农民精英、赤脚医生、农技人员等的乡村创业为目标，让劳动者免费就学，以此推动城乡互动和“小农村社经济前提下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温铁军．２００３），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作为载体，规划实施了促进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以及推广可持续能源利用方式的试点。期间，一些发展乡村产业经济的实践取得局部成效，比如“碧山共同体”的乡村实践，激活了农村公共生活，还通过创新民艺发掘新的乡村生产力和就业机会，每年定期举办的“碧山丰年庆”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支持，2012黟县国际摄影节被授权与“碧山丰年庆”同期举行，并由“碧山共同体”策划承办。但是，由于缺少有序的乡村再造规划和政府持续的支持机制，产业链发育不完善，以致项目的持续成长不容乐观。而在台湾，规划发展比较好的乡村，会形成不断延展的在地产业链，发展出在地休闲综合体项目。如大湖乡农会根植于在地草莓种植优势，发展草莓种植和加工业，以致“大湖休闲酒庄”成为乡村地标性建筑，由此延展出的草莓种植采摘、草莓酒研发、草莓加工产品展示厅、“草莓文化季”，以及泡汤业、下午茶等休闲产业链，每年不仅创造上亿新台币的营业额，还创造了４万多个商机。产业发展带动了青年回乡创业的热情，自然吸引到人才的回归，乡村经济、社会、生态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此外，在台湾，“都市新农夫”们的乡土实验颇具代表性，文化反哺已然成为当下台湾乡村发展新潮流。在苗栗三义乡广盛村，一群知名大学的研究生回乡开发有机生活农场种糙米，成为“都市新农夫”。而在大陆的广东省，也有一位海归硕士放弃高薪回乡务农，先后租下７０户村民的２００亩撂荒地开办生态农场。他们同样开创了一种商业新机制，在实践对土地价值的回归同时，践行了乡村守护与再造的社会责任。
目前，中国大陆农村和台湾农村发展的差距体现在：（１）社区组织单一且服务水平与管理功能不能满足社区服务的需求，社区服务体系和台湾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管理和服务社区的机构主要是村委会，服务职能少，行政事务为主，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有限，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乡村机构更多在执行城市化、开发区、房地产征地、计生相关的事务。（２）农村社区精英少，甚至出现大量空壳村。一些村庄选出的村长是致富带头人，但他们住在县城，不以村庄为家，这种现象是农村落后的人居环境造成的。（３）社区居民参与度低。村民自治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到村庄事务的方方面面，相关的流程要规范化并便于操作，要改变诸如村庄营建规划村民参与度低的状况。（３）志愿者活动没有常态化与规范化，针对性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活动少，也缺乏后续的辅导跟进机制，以致虎头蛇尾的多。（４）社区营建经费匮乏，无法可依，村文化站大多流于形式。
借鉴台湾经验，中国大陆乡村再造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乡村产业转型与重新建构需要立足在地资源科学规划；二是要将发展乡村产业作为乡村再造的核心项目让市场检验；三是要挖掘生态和创意的潜在价值创新乡村产业；四是乡村再造必须要有高效运作的乡村组织和村民的高度参与。对此，台湾乡村再造的实践将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在新一轮的城镇化建设中，通过海峡两岸的交流、互动与融合，或可加速与完善中国大陆的乡村再造实践，若能借鉴台湾经验予以整体科学规划与扶持，几年后或可出现与台湾乡村相媲美的生态与产业和谐的宜居乡村。
（一）在战略层面以法制化和规范化推进乡村再造的实验
大陆要尽快出台《乡村再造条例》，各地要基于经济发展、生态保育和文化传承因地制宜制定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乡村再造指标体系，用以指导乡村体系的建构格局，最大限度缩小城乡差距，因此，这应该是一个包括城市文化生活元素并强调乡村文脉和生态保育的指标体系。体系要涵盖乡村产业、乡村公约、乡村生态、在地教育培训、人才回归、续修家谱、乡绅阶层、“都市新农夫”等乡村再造的具体内容。要从战略层面规划乡村产业布局。首先，要规划现代化的农业产业体系，以新的农村产业型态树立新农民形象，然后立足乡村资源，通过生态修复和乡村文脉传承激活乡村生态的附加价值，进而激活乡村经济持续发展。其次，在文化、参与、在地化、效益、生态这些乡村再造要件中嵌入城市文化特质进行乡村社区规划。同时，学习台湾培根训练的经验，做好在地人才的培养、回归和引进，为在地产业价值链的成长建立人才基础。最后，围绕城镇化的顶层设计目标，引导“自下而上”的乡村再造实践，并通过广泛的村民参与实现乡村整体价值收益的提升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二）在实践层面凸显“生态、宜居、在地特质”三要素
乡村再造首先应该建立在地人才培养、回归和引进体系，以村民为本，尊重村民的选择和意愿，以村民的适度留存来适度留驻乡村文脉和农业文明。这个过程中，尽量不搞产业园区，不搞大拆大建，以乡村区域内的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取代产业园区规划，借鉴台湾经验，挖掘乡村生态的附加价值，通过健全交通、通讯、电子等基础设施，开发生态产业链。具体来讲，就是要以生态优先制定乡村产业规划，试点以绿色农业标准推广有机农业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农村生态和产业现实的有机农业模式和绿色农业标准融合的新型农业范式，试点立足于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在地特色农产品建立绿色农产品基地和绿色休闲农庄，在其中嵌入有机农业模式，发展绿色农产品产业链，这样做可以兼顾生态效益和农民收入，并有助于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既符合了食品安全消费趋势，同时有机农业模式对于农地环境的区隔要求也有助于改善和修复生态。为此，必须加大财政对于绿色品牌和绿色消费教育的投入，以及农民对于绿色农业规范的培训，面向全社会开展多维度和高频度的媒体宣传；并且对于新型绿色－有机农场的认定和隔离区设置等条件，应尽快因地制宜制定出明确的生产规范和环境标准。
（三）在文脉重建层面重视人才集聚与政府支持导向
《剑桥中华民国史》有这么一段：“在一个组织起来的计划中，任何同农民打交道的企图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问题和合法性的问题，而不管该计划是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动。”台湾的乡村再造，政府在法规、经费和基础设施与舆论宣传等方面都做得很到位，在乡村再造过程中履行了服务者与监管者的职能，使得这场“自下而上”的乡村再造运动有法可依愿景明确，值得借鉴。而乡村文脉的复兴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其中，人的文化自觉是乡村文脉复兴的决定因素。因此，要鼓励知识精英回乡创业，试点规划城市离退休人员的“返乡乐园”，这样既盘活了乡村集体土地流转，也形成了乡村人才集聚区，有利于发挥这些“乡绅”的智慧、才干和资金优势，为乡村文脉的传承和乡村产业的规划出谋划策，让乡村更加富有田园情趣和文化承载。这个过程，就是再造“乡魂”的过程。
（四）在区域层面加速闽台融合推进乡村休闲创意产业试点
随着中国大陆农民工大量进城，农村空壳村大量存在，农业人口老龄化趋势显现。２０１４年福建省旅游协会与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台湾乡村旅游协会签订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合作协议》，闽台合作有着先行先试的优势。可以在福建省试点以休闲创意产业为重点的闽台乡村实验的试点，引进台湾业者与业界精英，建立闽台乡村组织的常态交流机制。尤其对于自然生态资源好的村镇，诸如海边的石屋聚落，甚至乡村木屋，经过修缮，既可以规划艺术家聚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也可以开发成为生态民宿，满足城市居民回归田园的消费诉求，从而带动乡村旅游的兴盛。例如平潭流水镇就引入台湾休闲创意设计团队，探索宗教元素、滨海特质和沙雕、摄影等现代艺术的有机融合之路，规划发展保留了滨海村落特色的“滨海旅游和台湾休闲农业创意展示走廊、辅以现代农业和轻型加工业的沿海特色魅力名镇”的蓝图目标。而政府可以借鉴台湾的做法，给予宣导、资金、政策上的具体支持，例如把散布在乡间的点状项目进行线路规划，沿途做好道路和休闲农庄、创意聚落的标示宣导牌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这样，一个乡村旅游项目就会日臻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