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的开放性越来越重要。一国NIS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其全球影响力，科技资源配置全球化趋势中开放式NIS建设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当今，全世界科技经济领域的联系和互动越来越频繁，资本、产品、专利、国际期刊及技术服务与贸易等元素都在不断突破各国NIS之间的篱笆，推动开放式NIS发展，各国创新的外部性也在促进各国NIS效率提高。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只有开放地学习与借鉴，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提高自身的学习效率和创新能力，充分利用全球技术、知识、人才交流与合作，才能有效地提高其科技的国际竞争力。研究和构建开放式NIS已成为各国提高其经济与科技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2013），NIS的建设位于其中关键地位，通过NIS建设提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及再创新能力。此前，《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已明确NIS建设的重要意义，为了加快NIS的建设，2012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以推进NIS的建设。基于全球化视野，外资研发中心与中国海外研发中心快速增加，双向的跨国研发交流不仅从微观层面有效地提高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且从宏观层面正在有力地推动中国NIS向开放式NIS的发展。相关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现实发展迫切需求相比仍显滞后，因而梳理和探索开放式NIS及其发展路径有重大的理论和学术价值。
二、开放式NIS理论的基础与发展
开放式NIS理论的形成主要源于NIS理论和开放式创新理论。广义上讲，NIS理论涵盖宏观层面NIS、中观层面产业创新体系（IIS）和区域创新体系（RIS）、微观层面公司创新体系（CIS）；狭义上讲，则是指宏观层面NIS。开放式创新理论起源于微观层面企业创新理论。两者思想融合，逐步形成开放式NIS理论，适用于广义NIS概念。
NIS概念通常被认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但是其理论基石是由李斯特（List）的“国家体系学说”和熊彼特（Schumpeter）的“创新学说”共同构筑。早在1841年，李斯特针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和策略选择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学说；熊彼特（Schumpeter，1912）则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使用了“创新”（Innovation）一词。丹麦经济学家伦德瓦尔（Lundvall，1985）是首次使用“国家创新体系”（NIS）这一概念的学者，1987年弗里曼对这一概念予以阐述，他认为NIS是一种网络组织，这种网络组织由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两个部门所构成，通过这两个部门的互动实现技术的扩散和转移。弗尔曼、波特和斯特恩（Furman，Porter&Stern，2002）在国家竞争优势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NIS的概念模型（简称FP&S模型）；胡玫驰和马修斯（Hu&Mathews，2005）的研究又进一步扩展和细化了FP&S模型。伦德瓦尔主要从微观层面研究一国创新主体之间是如何实现创新绩效提升的，弗里曼等学者则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技术创新与国家创新绩效和竞争力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揭示出了NIS的本质内核。
20世纪80年代后，与封闭式创新模式相比，开放式创新逐渐成为企业通用的创新模式。开放式创新延续了合作创新的学术理路，应用技术转移的研究方法，认为开放度与合作创新度存在某些重叠寓意。尼尔森和温特（Nelson&Winter，1982）认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得益于外部新技术的影响，蒂斯（Teece，1986）认为创新的成功与否与互补性资产的有效利用有关，科恩和列文托（Cohen&Levinthal，1990）的研究认为创新成功的核心要素是外部知识的获取能力，罗斯维尔（Rothwell，1994）认为创新的产生是多种影响因素交互产生的，因此，外部因素的引入对创新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界首次将关注点聚焦于企业外部及其互动。切萨布鲁夫（Chesbrough，2003）系统性研究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指出开放式创新是指通过知识或技术的流入和流出促使企业创新的产生，当企业有提升技术的需求时，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渠道获取。切萨布鲁夫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此后开放式创新的研究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Gassmann，2006）：一是创新全球化的发展；二是以利用外部资源为核心的研发外包的出现；三是通过整合供应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四是充分调动用户的积极性参与到创新环节；五是通过外部商业化促使技术的引进和利用。开放式创新是企业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整合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形成开放市场的机会。其具有开放的环境、开放的主体、开放的资源和开放的创意四个重要特征（West&Gallagher，2006）。
开放式NIS最初起步于NIS全球化或NIS国际化的研究。波特（Porter，1990）首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了NIS，提出NIS的运转不仅受到国内创新主体的影响，而且势必受到国家间相互作用的影响，通过内外两种作用机制的互相影响促进NIS的开放性。邓宁（Dunning，1994）认为跨国研发中心对东道国NIS存在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尼尔斯（Niosi，1994）和贝隆（Bellon，1996）认为全球创新网络是以NIS为基础构建的，虽然各国的国家类型和开放程度都具有较大差异，但是通过技术扩散转移和知识溢出等可以实现创新的发展。阿尔基布吉（Archibugi，1997）和梅林（Michie，1997）的研究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全球创新的互动不会因此削弱国家的地位，相反从某种程度上使国家变得更加重要。弗兰斯曼（Fransman，2002）从日本NIS及其国际化程度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指标。帕特洛（Patel，1991）、帕维特（Pavitt，1999）和维嘉（Vega，2001、2002）长期研究了NIS及企业创新国际化问题，发现本国NIS比其他国家NIS对企业影响更大；与其他领域国际化相比，创新国际化明显滞后。凯森（Carlsson，2003）针对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概念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层面创新体系国际化。OECD（2008）将开放式创新引入全球视野，同时把开放式创新从企业层面引申到产业及国家层面，探讨不同层面、不同边界的开放式创新的作用机制。芬兰科技政策委员会（2002）从知识创新方面研究NIS国际化的必要性，认为各国NIS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从横向上进行整体的互动。
桑托尼（Santonen，2007）认为开放式NIS（National Open Innovation System）包括技术和社会预见性研究、基于三重螺旋模型的顾客需要和经验（例如：顾客导向，战略导向）两个创新资源，开放式NIS是一个全面而有效的开放式创新结构——大学学生和中产阶层作为这个商业体系总的重要资源被纳入到政府所构建的NIS中。从未来创新库（FMB）与当前创新库（CMB）两个维度构建开放式NIS模型，未来创新库基于未来的可能性提出一些创新的新方法、模型和预测，创新的资源主要体现在知识密集和技术的密集；当前创新库注重当下消费者需求，并强调市场的重要性，根据消费者需求、消费者存在的问题、消费者面临的突发事件、竞争对手等进行有效的创新。德容（De Jong，2010）对开放式创新的维度与范围的研究继续推动开放式NIS的学术发展。崔新健（2011）基于跨国化研发理论和NIS理论，应用NIS方法构造了一个研发全球化背景下嵌含跨国研发中心的开放性NIS研究框架。将跨国研发中心与NIS联系起来，视其为影响NIS的内生变量，是技术转移与合作的一个渠道，是各国NIS以及跨国公司网络相互桥接的管道。将NIS搁置在研发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既可以从宏观层面研究各国NIS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把NIS的微观机制与宏观实绩联系进来。因此，开放式NIS是指为了提高创新能力，NIS主体不仅通过内部互动与合作，而且进行与外部创新主体的互动所形成的开放式创新网络，实现创新主体及创新资源在空间与组织上的重整，其本质是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的全球化。
开放式NIS理论的发展历经了三个时期：一是2003年以前的萌芽期，波特首次将NIS搁置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明确来自于本国以外的影响；邓宁研究跨国研发中心与东道国NIS的相互作用；弗兰斯曼测度NIS国际化程度；等等。二是2003-2006年起步期，帕维特、凯森等从企业创新国际化逐步进入研究NIS国际化问题。三是2007年以后为发展期，桑托尼等开始明确研究开放式NIS及其相关问题。总体上讲，开放式NIS仍然是一个有很大研究空间的学术领域。
三、开放式NIS的类型与构成要素
开放式NIS的类型不同则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开放式NIS理论尚不成熟，开放式NIS的类型同样可沿循其理论渊源脉络探讨，从NIS理论分类与开放式创新分类认识开放式NIS类型。不同开放式NIS类型即反映了其发展状态，亦决定了其不同的测度趋向。
NIS理论揭示了政府、企业、学界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创新必须以组织的方式进行的规律。埃兹科维茨（Etzkowitz，2007）提出了阐述政府、企业、学界在创新体系中三种关系的三重螺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模式（etatistic model）、自由放任的模式（laissez-faire model）和重叠模式（over-lapping model）。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指政府居于创新的主导地位，引导并控制着产业部门及学术部门，由于这两个部门隶属于政府部门，两个部门的创新空间较小；自由放任的模式是指政府、学术部门、产业部门三者的边界较为清晰，每个领域部门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独立发展，但彼此之间缺乏相应的沟通和交流；重叠模式是指政府、学术部门、产业部门之间不仅任意两个部门之间互动，而且三者还存在重叠，除了执行自己职能之外，还承担新的职能，彼此之间互相交融。
开放式创新可分为内向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开放式创新（Chesbrough&Schwartz，2007）；也可以划分为输入式开放式创新（outside-in open innovation）和输出式开放式创新（inside-out open innovation）（Chesbrough&Garman，2010）。在此基础上，达兰和江恩（Dahlander&Gann，2010）将开放式创新分为内向—整合型（acquiring）、内向—获取型（sourcing）、外向—释放型（revealing）以及外向—授权/出售型（licensing）四类。第一类内向—整合型创新是指企业利用外部的知识源，将外部有价值的创意、知识、技术整合到企业中来进行创新和商业化的过程。第二类内向—获取型创新是指企业从外部知识源免费地获得相关创新信息和知识，在这种类型的创新中引入了内向开放度（inbound openness）的测度。第三类外向—释放型是沿袭了汉高（Henkel，2006）的相关研究成果，他以嵌入式Linux为例，从开源系统的角度阐释外向—释放型开放式创新，首次对外向开放度进行了初步研究。外向—释放型是企业可以通过向外部免费释放的方式，将企业内部的知识、信息和资源输出到外部环境中，而不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第四类外向—授权/出售型是指企业通过出售/授权给其他组织的方法，来实现组织内部技术和创意的商业化的过程。这些开放式创新分类研究可用于划分开放式NIS的类型。
开放式NIS的构成要素不仅决定NIS的效率与创新能力，而且直接关系到NIS测度。基于不同视角，开放式NIS构成要素则会有所不同。首先，从NIS微观主体角度看，开放式NIS是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等主体要素构成。各主体NIS角色与作用各异，企业主要表现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及其对各种要素的吸引和集成能力；高校主要发挥创新知识源头和基础的作用；科研机构主要指公共研究机构，由国家、地区或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并资助，主要功能是承担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的重要领域的研究；中介机构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基础，与各创新主体紧密联系，为创新活动提供金融、保险、咨询、评估、调查等重要的支撑服务；政府通过完善制度法规政策等促进创新环境的优化，为创新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其次，从NIS投入要素视角看，开放式NIS投入要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源和技术等。人力资本是最重要的创新资源要素，是创新活动的第一资本。资源是国家创新活动的重要投入要素，如创新活动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且创新活动的风险因素，也影响了资金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技术创新是创新活动的灵魂和源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最后，从NIS环境方面看，开放式NIS环境要求主要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情况及配套状况、政策法律、社会文化环境、各类社会服务等构成的复合要素集合体，这些要素对开放式创新能力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开放式NIS的环境因素又可分为硬环境因素与软环境因素，硬环境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配套等物质性的环境因素，软环境包括区域社会文化环境、政策法律制度、社会服务等。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硬环境不断改善，软环境的重要性日渐突出，软环境的打造和整治成为重要内容。
四、开放式NIS的衡量与测度
开放式NIS的衡量与测度是推动开放式NIS发展的基础，由此不仅可以辨识传统NIS与开放式NIS的异同，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从测度体系考察与测评现实开放式NIS状态，寻求探索开放式NIS建设和发展路径。
NIS衡量与测度是开放式NIS衡量与测度的起点。NIS衡量主要聚焦于国家创新能力，苏亚雷斯（Suarez-Villa，1990）提出国家创新能力概念，国家创新能力是创新能力理论在国家层面的应用，同时也涉及教育、知识产权制度和法律等环境驱动因素，并应用专利水平衡量国家创新能力。国家创新能力构成的理论模型是建立国家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弗尔曼等（Furman，2002）等基于NIS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创新能力理论进一步界定国家创新能力的概念，强调创新成果的世界新颖性（“new-to-the-world”）的重要性，从公共创新基础设施与创新集群环境两个重要影响因素方面，构建国家创新能力构成的FP&S理论模型。FP&S模型的指标侧重于上游指标的测度，如技术经验积累、贸易开放度等。胡玫驰和马修斯（Hu&Mathews，2005）认为创新潜能、创新持续性及制度变迁对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提出包括国家创新能力下游效应概念的H&M模型，H&M模型的指标侧重于下游指标的测度，如GDP、人才密度、科技期刊、利用外资与市场占有率等。刘和怀特（Liu&White，2001）提出了一个用于分析创新绩效的描述性模型，准确地说是构建了一个分析NIS的理论框架，选用研发、生产、最终使用、联系（连接）和教育5项最基本的活动，分析NIS的结构变动和运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常和肖（Chang&Shih，2004）也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从制定技术政策、研发执行、研发投入、人才开发、技术转移和企业家精神六个维度的NIS测度指标体系，对NIS的构成与运行进行了实证研究。波特（2002）借鉴NIC（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国家的创新能力进行了由大到小的排列。纳斯尔诺和阿克赖斯（Nasierowski&Arcelus，2003）研究并开发出了一个数据包分析模型，通过对NIS指标的细化和量化，构建了一个相当完善的测度体系。
各国学者对NIS衡量与测度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尼尔斯（Niosi，1993）从贸易和专利数据两个维度衡量一国的创新水平。波特（2002）借鉴NIC的概念和方法，对75个国家NIC进行调查研究，并根据结果对创新能力进行排序。波特和斯特恩从人才当量、创新政策指数、创新环境指数、创新联系指数与创新导向五个维度测度国家创新能力。巴扎特（Balzat，2006）综合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NIS绩效模型，应用创新激励、创新能力、知识基础、金融环境、组织框架和国际化程度六个维度，共58个测度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18个国家的NIS运行绩效。中国科协发展研究中心（2009）出版的《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潜能三个角度，构建了包括21个指标的国家创新能力测量指标体系。由于NIS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要素的复杂体系，增加了国家创新能力衡量和测度的难度。波特和斯特恩（2002）指出，创新产出的测度很难完美，只有特定类型的创新可以被测度，而且随机波动的影响较大。当然这些并不能否认该测度方法的有效性。弗里曼和索托特（Freeman&Sotete，2009）认为，创新指标的测度比较难以确定，选取各种指标时须倍加小心，应充分认识到它们的局限性。甘和舒伯特（Grupp&Schubert，2010）也指出了创新指标测度的局限性，并引入雷达图弥补创新指标测量的缺陷。
国际组织机构对NIS衡量与测度亦高度关注，研究推出的NIS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有更加广泛的影响，把对NIS衡量的定量化变为现实。最有影响的测度指标体系有（见表1）：一是OECD作为最早研究NIS国家创新能力并对国家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的组织，其研究报告（1997）《科学、技术和工业：记分牌和指标1997》提供了一个对OECD成员国科学、技术和产业活动绩效进行比较的分析框架。2007年修订后的报告从R&D和知识投入、科学技术人力资源、创新政策、创新绩效、信息与通信技术、特定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科学技术国际化、全球经济流动、生产率和贸易九个维度描述创新，是目前流行的测度方案中指标最多的测度方案（九个一级指标、90个二级指标），除了将与科学技术活动直接有关的科学技术活动人员数、创新政策、创新绩效等一级指标做了细化之外，还大量使用了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效率指标（OECD，2007）。二是欧盟（EU，2001）的《欧洲创新记分牌（EIS）》，提供了检测欧盟创新进步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分为人力资源、新知识的产生、新知识的转移和应用以及创新的投入、产出和市场4类；2008年欧盟（EU，2008）提出GIS，从创新驱动力、知识创造、扩散、应用和知识产权5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对全球主要国家的创新能力进行了比较分析；GIS指数提供了一个对OECD及非OECD国家都适用的标准。三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1）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技术成就指数（TAI），提供一国社会技术成就的大体描述，研究其是怎样参与技术的产生和使用，主要分析技术的产生、新技术的扩散、已有技术的扩散，以及人际关系技能等四方面的内容。四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3）在工业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产业竞争力绩效指数（CIP），选用4个指标“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人均制成品出口”、“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出占制造业总产出比重”、“中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占制成品总出口比重”作为绩效衡量指标。产业竞争力绩效指数（CIP）主要体现了产业领域的竞争力。五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05）在世界投资报告中提出了创新能力指数（ICI），包括科技活动指数和人力资本指数。科技活动指标中包括人员、专利和论文；人力资本指数突出了公民的受教育情况，企业描述较少。六是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2006）的《国际竞争力年鉴》提出的科技竞争力（CST），只选择了科学和技术两大类指标，在两个一级指标下设计了39个二级指标，同时CST将科学投入与科学产出一并纳入科学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重复计算的问题。七是世界银行（WB，2006）提出的知识经济指数（KEI），应用经济激励与政治体系、创新系统、教育与人力资源、信息基础设施四个方面对一国或地区知识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含有12个二级指标。与STI、CST相比，KEI指标相对简单，且考虑了创新载体、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4个方面，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八是世界经济论坛（WEF，2007）出台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创新能力指数（ICI）》，包括科学与工程人力资源指数、创新政策指数、集群创新环境指数、创新联系指数、企业创新导向指数。
关于NIS衡量与测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无疑有助于构建开放式NIS测度指标体系。随着NIS逐渐从封闭向开放转变，NIS的国家边界被逐步淡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开放式NIS，除了NIS一般测度指标，还推出了国际化或开放性的测度指标。尼尔斯和贝隆（Niosi&Bellon，1994）研究了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NIS开放度，将跨国研发、跨国技术联盟、跨国技术转移、国际贸易、国际人才流动作为衡量NIS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帕维特（2002）认为跨国研发是开放式NIS的重要载体，创新国际化不应局限于企业层面，还应从国家层面的金融机构、高校、商业和政策机构、法律、文化、社会规范等展开分析（Pavitt，2002）。桑托尼（2007）以NIS创新能力与NIS开放性两个关键维度建立开放式NIS模型。
综合NIS尤其是开放式NIS的衡量与测度及其发展趋势，NIS创新能力与NIS开放性两个方面是形成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一个基本思路和框架。前者NIS创新能力有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创新产出和创新潜力4个维度，其中，创新投入主要包括人员投入与资金支持；创新环境主要包括教育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创新产出主要包括专利许可收入、专利、论文、科技中心数量；创新潜力主要包括品牌、高科技产品出口量、国际竞争力。后者NIS开放性有技术开放性和政策开放性两个维度。其中，技术开放性主要包括专利合作、来自外国的研发经费比例、技术国际支出、技术国际收入、技术转移等；政策开放性主要包括贸易开放度、金融开放度、投资开放度、人才流动等。
五、中国开放式NIS的发展路径
过去30年，学术界对NIS的理论研究有很大发展，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各国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综合经济系统的发展。当然，这一领域仍然存在明显的学术争议及其应用问题，尤其是开放式NIS理论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凯森（2006）通过总结归纳学者们对NIS国际化的研究，发现与开放式NIS或技术创新体系国际化相关的文献仅有36篇，并且这36篇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研究技术国际化的，仅仅5篇文献聚焦于NIS国际化，进一步分析这5篇文献的研究内容表明，主要研究的是欧美国家NIS国际化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匮乏。事实上，有关文献多数集中在NIS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国际化，尤其是基于企业视角，缺乏整体性的研究。毫无疑问，企业在NIS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企业绝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开放式NIS至少存在创新制度和组织网络的国际化、创新资源流动和配置的国际化、创新主体互动和创新活动的国际化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综合而言，开放式NIS创新能力主要包括NIS创新能力和NIS开放性两个方面的衡量与测度。有关开放式NIS理论，特别是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更为现实所迫切需要。
中国NIS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进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NIS。NIS状态分析主要关注各创新主体的发展状况及相关制度的影响，各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及相关制度建设，以及NIS的相关制度建设。通过分析表明，我国NIS整体而言逐步由行政指令型、政府指导型向市场经济型转变；各种途径的科技投入日益增加；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与科技中介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逐渐确立，且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强，中国NIS已经构筑了雏形（崔新健，2011）。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已有明显提升，对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在资源配置上，大量的研究开发主要集中于短平快项目与靠近技术链末端的项目。相应的，在技术创新活动方式上，仍然以建立在引进基础上的模仿创新和渐进性创新居多，而缺少自主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政府影响着NIS的政策领域，在政策制定、政策工具选择、政策实施及科技计划的评估等多方面，仍有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从传统的NIS到开放式NIS存在一定的演化规律，从传统的NIS（“弱创新—低开放”状态）到未来的开放式NIS（“强创新—高开放”状态）发展，存在许多潜在的演化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有三条：第一条路线为创新带动型，从“弱创新—低开放”状态→“强创新—低开放”状态→“强创新—高开放”状态的演变路线，即首先突出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当具备较强国家创新能力、能够应对来自国际的创新竞争时，再逐步对外开放，进行全球创新互动。第二条路线为开放促进型，从“弱创新—低开放”状态→“弱创新—高开放”状态→“强创新—高开放”状态演变路线，即首先进行开放，加强全球创新互动，由此促进国际创新能力提升，逐步达到较强的国际创新能力。对于科技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非“内生性闭锁式发展”，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创新环境，吸收外部知识会更加快地促进国际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三条路线为交互影响型：从“弱创新—低开放”状态→“强创新—高开放”状态演变路线，即创新与开放同时演进提升，基于交互演进动力学原理，创新带动与开放促进共同交互发展，两方面力量均衡发展，较快速度达到高层次的开放式NIS。现实中开放式NIS发展路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NIS是紧密联系其它空间的网络系统（Staber，1996），其内外是一种互动的、动态的结构（Lambooy，2002），NIS创新能力和NIS开放性两个变量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的动态复杂过程，会出现各类复杂的过渡状态。这三条抽象理论化的潜在发展路径模式，可清晰阐释从传统的NIS到未来的开放式NIS内在发展规律，为推进中国开放式NIS发展提供政策基石。
从现有NIS到开放式NIS，中国选择不同发展路径但其战略重点有所不同。一是选择创新带动型发展路径的战略重点是内部创新能力发展先行，待时机成熟后再推进全球创新互动。目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是提升整个国家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与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新能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要借鉴欧美比较完善的投资机构和资本市场，为创新发展提供较好的金融和政策环境，逐步完善创新机制，通过不断挖掘国内创新动力，从而提升国家创新绩效，同时，还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突破目前创新的壁垒，寻求创新的重大突破。二是选择开放促进型发展路径，其战略重点是突破封闭的创新体系，融入全球创新环境，强化内外部知识流动，促进创新能力快速发展。中国需要提升整个国家的创新意识，形成企业、高校等创新主体的良性互动机制，形成融入全球创新环境中必备的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以及创新主体互动的体系。这一发展路径下，中国的创新会尽快与全球创新趋势接轨，但是与此同时也会形成创新的路径依赖，这种依赖决定中国将难以超越领先国家的创新，并且会面临来自外部冲击和影响的风险。三是选择交互影响型发展路径，这是中国正在尝试的一条发展路径，相对而言这是一条发展捷径，但是在实施中却是最具挑战的路径，因为只有创新带动与开放促进的不同功能组合机制共同协调演化，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演化路径。国内的企业、高校、政府、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为创新的载体，吸纳引进国外创新主体，形成一个相互促进、交互作用的网络系统，形成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发展。
随着当今世界各个经济体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创新已经不能单独依靠某一个主体独立完成，或者说一个独立主体很难取得较高的创新绩效。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提升同样离不开与其他各国的交流互动和知识交互，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探讨开放式NIS是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加快建设开放式NIS，需要从NIS创新能力、NIS开放性及其两者相互作用的角度构建切实可行的政策体系。具体政策建议为：第一，加强创新人员投入与资金支持；改善教育环境、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等创新环境；提高专利许可收入、专利、论文、科技中心的数量等创新产出；不断培育和释放创新潜力，由此提升NIS创新能力。第二，提高包括专利合作、来自外国的研发经费比例、技术国际支出、技术国际收入、技术转移等维度的技术开放性；扩大包括贸易开放度、金融开放度、投资开放度、人才流动等维度的政策开放性，由此深化NIS开放性。第三，关注NIS创新能力和NIS开放性之间的协调及其衍生机制，重视两者相互配合的政策，推动NIS多层次、多维度交互演进，由创新与开放协同促进开放式NIS发展。中国必须提升NIS开放性，嵌入全球创新网络和链条，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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