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共同的价值观，广泛的安全、经济、文化联系，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身处大西洋两岸的欧美一直寻求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统一步调，共同维护其利益。但近来围绕亚投行、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与俄罗斯相处问题，以及中东局势等，双方发生了较明显的分歧。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战略态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深刻的变动，欧美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无疑值得关注。
分歧表现
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和其欧洲盟友的分歧可能最为突出。尽管奥巴马总统后来否认美国曾阻止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但种种迹象表明，美国事先与盟国协调过立场。因此，当2015年3月12日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后，美国难以掩饰内心的不满，称英国“不断迁就”中国的做法不是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继英国之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亦纷纷表态申请加入亚投行。至此欧美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英国媒体发出了“英美对华政策渐行渐远”的感叹。[1]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亚投行的立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片质疑和反对声。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明确认为，奥巴马政府反对亚投行是个错误。[2]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提供一个机遇，并为支持自己的计划提供大量融资。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消极反应“是一个战略性错误”。[3]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兼名誉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反对加入亚投行不符合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期望，也不利于增加中美互信。[4]
对于乌克兰危机，以及俄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欧美之间的立场也越来越难以协调。欧美对俄政策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管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等欧洲国家与美立场相似（主张对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对俄强硬），但在德、法等国主导下，对俄接触、以谈判化解危机的立场占据了欧盟的上风。2015年2月签署的新明斯克协议正是德、法与俄、乌激烈讨价还价之后达成的。尽管四方相互不断指责这一协议未能得到很好履行，但显然正是有这一协定危机才得到遏制，并为最终解决乌克兰危机提供了基础。同时，法、德等坚决反对美对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援助。
第二，在对俄制裁方面，欧美均以此作为对俄施压的工具，但当奥巴马2015年6月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威胁对俄施加更多制裁措施时，默克尔迅速做了澄清，强调对七国集团领导人而言只涉及是否延长对俄制裁，而不涉及是否增加制裁。有迹象表明，在2015年6月底欧盟峰会上欧盟28国将会做出对俄延长制裁的决定。但随着制裁对欧盟利益损伤的扩大，欧盟内部要求取消制裁的声音将日益增大。2015年七国集团会议刚刚落下帷幕，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现身意大利，受到伦齐总理的热情欢迎。显然，欧盟对俄共同制裁立场已经开始动摇。
第三，与美国矮化、妖魔化俄，并高调反俄相比，欧洲国家倾向于就事论事，强调有必要与俄保持在伊核等问题上的合作。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奥巴马对俄曾发表过数次或“惊人”或“雷人”的言论，一是2014年3月在荷兰参加核安全峰会时称俄为“地区大国”；二是在2014年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将俄罗斯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埃博拉疫情并称为“世界三大威胁”。最近一次是在2015年七国集团会议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向普京提了两个问题：为了重建苏联帝国辉煌这个梦想，俄愿意继续削弱本国经济并加深俄罗斯的孤立，还是普京将认清俄国真正的强大并不取决于这个旧梦想？[5]与奥巴马相反，欧洲国家领导人一直比较谨慎，避免公开刺激俄罗斯。在2015年七国集团会议前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外长斯泰因迈尔不仅表达了愿意看到俄重返七国集团的态度，而且强调俄在国际上仍是重要合作伙伴。[6]意大利总理伦齐则表示，尽管意大利坚定地站在“希望莫斯科遵守新明斯克协议”的一边，但他不会对俄罗斯领导人进行说教。意大利外长真蒂洛尼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段因乌克兰问题而产生的紧张时期，不过这不妨碍我们与俄罗斯就许多国际问题进行对话，在那些与制裁无关的领域，我们不会踩‘刹车’”[7]。
在中东方面，由于各自所关注的重点以及政策具有差异，欧美矛盾也比较突出。欧洲国家不少人认为美国应为目前“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兴起负责，对美国在军事打击“伊斯兰国”方面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深感不满。此外，英、法等国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自2014年10月以来，已有法国、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四个欧洲国家的议会通过不具约束性决议，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近来，欧盟还在法国等国的推动下积极重启巴以和谈。2015年5月，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在与欧盟国家外长协商后表示，目前巴以问题的现状是不能接受的，欧盟愿意并已做好准备，要在解决中东问题上起主要作用，同时指出，欧盟拒绝讨论“两国方案”以外的任何替代办法。[8]
原因分析
欧美产生上述分歧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分歧背后反映的是欧美地缘政治和战略重点的差异。这与冷战的结束有直接的关系。欧美同盟关系发源于二战，固化、发展于冷战。冷战时期，欧美所谓的“共同敌人”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和重点。苏联解体后，美欧关注的战略重点已经难以实现统一了。如果说这一点在冷战结束之后一段时间还未清晰地反映出来的话，随着奥巴马2009年上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欧美地缘政治和战略重点差异已基本成为事实。美国对于其战略东移的解释是，欧洲已经实现了和平和稳定，它可以“撒手不管”了。但真正的原因却在于美已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其新时期战略重点。乌克兰危机后，美不认为俄西关系出现了“新冷战”。正因为如此，当2014年俄收并克里米亚后一些欧洲国家希望美国“重返欧洲”时，奥巴马却不为所动。与美国不同，欧洲仍然将俄罗斯锁定为其地缘战略重点。虽然争取美国一起应对乌克兰危机，但欧洲国家日益意识到乌克兰危机以及对俄关系，事关欧洲自己的根本利益，是欧洲自己的事；欧洲必须全力以赴，即使与美国意见不同，也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
第二，当发生分歧时，欧洲国家能够坚持立场不仅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还在于其具有这样做的“底气”。这并非因为欧盟实力的增大，而主要在于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减少。冷战时期欧美利益也非完全一致，但由于对付苏联这一压倒一切的共同任务，以及对北约和美军事实力的依赖，有分歧也只能掩盖起来，唯美国马首是瞻。
第三，欧美出现上述矛盾与二战后欧洲独特发展经历所形成的新“DNA”有关。这一点在冷战结束后欧美首次重大对立中已得到反映。2003年法、德等国公开反对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国际上曾引起很大关注。这一场欧美各为一方的冲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为尽管并非所有的欧洲国家站在反对美国的一边（如英国布莱尔政府、西班牙阿斯纳尔政府参与了美国小布什政府倡导的所谓打伊“志愿者联盟”），但几乎所有的民调显示，欧洲各国多数民众对伊拉克战争持反对态度。这一对立的背后反映的便是双方围绕后冷战世界治理问题所持有的不同观念。与当时美国小布什政府不同，欧洲主张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应依照新型国际关系规范而建，包括倚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遵循多边主义原则和国际规则等。欧洲的想法是把战后欧洲国家合作和一体化的经验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目前欧洲无论对华还是对俄的一些主张仍反映了这一“世界观”，如强调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通过制度建设来加强国家间信任等。欧美在这方面的观念差异在奥巴马当政后虽有所减弱但仍存在。
第四，欧洲国家对外政策中体现了较强的务实性。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国家多陷入经济衰退或低迷增长困境，摆脱危机、恢复增长成为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在对外关系中，欧洲国家更加重视发展商业、吸引外国投资以及开发新市场。资金充足的中国正是欧洲青睐的投资和贸易合作伙伴。英国等国争先恐后申请加入亚投行，以及积极响应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均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五，在一定程度上，美欧之间存在的一些矛盾也是美国对欧洲的看法发生变化造成的。如果说，小布什时期欧美矛盾主要是由双方不同的世界观和秩序观引起的话，眼下奥巴马时期的分歧至少部分与美国，特别是奥巴马本人对欧洲的作用定位有关。与小布什相比，奥巴马的“世界观”与欧洲更为接近，奥上台曾让许多欧洲人对于欧美关系寄予厚望。然而奥巴马对欧态度令欧洲国家感到失望。而这并非仅因为奥不再将欧洲视为美战略重点，还因为他日益感觉到欧洲国家难以扮演美国有用伙伴角色。奥巴马对欧洲所表现出的“怠慢”和“轻视”，引起欧洲精英的极大不满。这无疑不利于双方出现分歧时开展有效沟通或化解。
影响评估
由于欧美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欧美关系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一方面，如前所述，国际大环境对于欧美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欧美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对于国际战略态势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对于当前欧美矛盾对其关系的影响需要尽可能客观和全面。
通过上述分析，首先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由于欧美已基本形成各自不同的地缘战略重点，在不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欧美将日益难以协调立场，因而既合作又“自顾自”将成为未来双方关系的“新常态”。欧洲国家曾经非常担心美国战略东移，毕竟自二战结束美国一直“留在欧洲”。要让欧洲国家适应这一新变化并非易事。但在当前应对乌克兰危机以及与俄打交道中，德、法已经冲在第一线。美国没有参与新明斯克协议的谈判、德国带头协调和统一欧盟成员国对俄立场，以及欧洲大力发展对华关系，均表明欧洲国家正在努力根据新形势，寻求新定位，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可以判断，尽管欧美仍然会将对方作为最亲密、“第一时间打电话”的伙伴，但未来在真正的外交实践中，欧美在国际上相互提供有力支持的程度将受到限制是不可避免的。如前所述，欧美关系的这种松散化趋势与冷战结束、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密切相关。只要这一“大前提”不发生根本变化，欧美关系就难以回到“老常态”。但同时欧美关系的变化也将对未来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欧美之间尽管出现了“自顾自”现象，但横向看，与现有其他大国关系相比，似可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即欧美之间的联系程度和合作水平还是现阶段其他大国关系所难以比肩的。将大西洋两岸连接在一起的“四大纽带”，即所谓“共同的价值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紧密而全面的经济合作，以及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将会继续发挥作用。其他大国无论与美国，还是与欧洲都难以超越欧美之间这种联系，而其他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也难以企及欧洲与美国关系的这种全方位合作水平。
目前关于所谓英美“特殊关系”或欧美“特殊关系”是否终结的讨论，以纵横两个角度来分析似更有意义。无视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变化，或夸大欧美分歧和矛盾，均会影响到我们对欧美关系及国际战略形势的客观认识。
以北约为例，与冷战时期相比，北约的重要性无疑已大幅下降。但随着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欧洲对俄的担心，北约再度受到欧洲国家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和部分靠近俄的中东欧国家的重视。出于对俄进行威慑的考虑，以及对中东欧北约成员国 “安全承诺”的兑现，北约2014年威尔士峰会重新将集体防务确定为该组织的首要职能。2014年以来，北约在中东欧地区频频举行军事演习、增设或扩大在东部成员国的军事存在，充分反映了欧美关系的韧性。
注释：
[1] 吉迪恩·拉赫曼，“英美对华政策渐行渐远”，《金融时报》（英）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078.（上网时间：2015年6月10日）
[2] 新华社华盛顿2015年3月31日电。
[3] 罗伯特·佐利克，“美国抵制亚投行是战略性错误”，《金融时报》（英）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2418.（上网时间：2015年6月12日）
[4] 新华社华盛顿2015年3月18日电。
[5] 德国《焦点》周刊网站2015年6月8日，转引自参考消息网， http://news.sina.com.cn/w/2015-06-10/090431934120.shtml.（上网时间：2015年6月12日）
[6] 同上。
[7] 新华网北京2015年6月11日电。
[8] 见新华网2015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