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体系多元化是必然趋势
中国经济时报：人民币可能是继美元之后未来非常重要的国际性货币，拥有人民币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未来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定具有战略价值，请问全球金融体系变革是必然趋势吗？
吴晓求：作为经济的重要符号，赖以支持金融市场的实体经济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现在的全球金融体系、货币体系和市场结构都是在二战之后所确立，直至今天，全球金融体系和结构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吴晓求：全球金融变革对中国来说有两方面的战略意义。其一，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有很多缺陷，显而易见是需要改革的，而且也具备了改革条件。以前人们常说G7，后来俄罗斯加入变成G8。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加入，形成G20，中国的话语权显著提高。后来又出现G2的概念。G2既是对中国的赞扬，也是对中国的一种预期。尽管从战略意义上看，两国集团时代远未到来，中国还没有那么强大，但是从G7到G8，到G20，最后到G2，反映出中国实力的不断强盛。
中国政府一向强调，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投资保护主义，推动贸易市场的自由化，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同时要求现行国际货币的发行主体要有责任感。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包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含义，包含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不可能是单极的、以美元为核心的体系，而一定是一个相互制衡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不过，多元也不会太多。比如，欧元从诞生之日起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欧元是超主权的，在现代货币史上是里程碑，但它的确有缺陷。
中国经济时报：也就说，新一轮的全球金融体系变革的核心特征是“多元”？
吴晓求：从单极走向多元将是这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基本特征。人民币可能是继美元之后未来非常重要的国际性货币，拥有人民币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战略价值。
中国经济规模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不论从规模、单个经济指标来看，还是从影响力和未来增长率来看，都没有问题。但是一些国家还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不能适应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人民币问题上，美国一直主张人民币升值。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内部不利因素，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消除了很多，或者说解决得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比内部因素更复杂的外部环境。现在是从贸易开始，未来会延伸到金融领域，会非常复杂。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强国，金融就一定要强。这涉及到国家的战略目标。
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更有利于全球的稳定。人民币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人民币要取代美元。人民币和美元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恶性竞争的关系。
把握人民币国际化机遇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当前中国金融战略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年底前将讨论决定中国是否纳入特别提款权 （SDR）一篮子货币，这对中国会产生哪些影响？
吴晓求：人民币国际化和新的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有重要的内在联系。没有人民币的参与，未来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是没有实质意义的。目前，我们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做了一些政策安排。同时，推进双边贸易鼓励人民币结算，特别是边境贸易、区域贸易用人民币结算，虽然数量有限，但意义很大。从政策安排上看，我们应不断地扩大人民币的影响，从区域扩展到全球，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安排。
姚余栋：目前，美国GDP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已经从2001年的33％下降至2013年的22％；美、欧、英、日四大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70％下降至不到50％。如果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对全球经济实力变化做出调整，国际货币发行国对全球流动性的调整就会更加“力不从心”。未来，如果四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降低，国际货币体系也必然需要新的国际货币，以避免出现全球流动性短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补充全球贸易投资对流动性的需求，这既是应对全球经济低增长的需要，也有助于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从而有利于现有国际货币发行国。
近些年，人民币国际化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于2009年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此后几年中，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框架逐步建立，人民币跨境使用从贸易结算扩展至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交易。人民币跨境使用不断迈上新台阶，为跨境贸易投资提供了更多选择，并与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紧密契合、相互促进。
未来市场需求仍将是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的决定性因素。从外部看，全球流动性需求、储备货币多元化和财富管理分散化的国际趋势，将为人民币市场接受度提高提供有利条件。从内部看，人民币跨境使用和离岸市场发展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宏观经济是否稳健以及金融改革开放进展。
金海年：近一段时期，我国金融改革有序推进，2014年3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由1％扩大到2％，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今年存款保险制度和大额存单相继推出，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已调高至存款基准利率的1．5倍；2014年11月 “沪港通”正式启动，2015年6月人民银行开始允许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及参加行进行银行间债券回购交易，今年下半年，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和“深港通”也将推出；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去年以来各项金融支持意见、措施和细则逐步落地，分账核算业务推出并先后启动自由贸易账户的人民币和外币功能，积极探索投融资便利化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形成多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相关政策的出台给各类企业和个人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提供了更多机会，给贸易结算、投融资和企业资金管理带来了切实的便利。随着人民币汇率波动浮动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特别是人民币中长期投融资可降低汇兑风险的优势更加明显。
未来应继续立足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把握人民币国际化机遇。一是应继续有序推进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提升金融市场化水平，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二是在中国经常项目保持顺差的情况下，通过资本项目逆差实现人民币“走出去”。可以结合“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加大人民币对外投资，并通过经常项目回流，实现人民币的双向良性循环。三是应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完善人民币资本项下流出和回流途径，提高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便利程度，增强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和吸引力。四是继续完善人民币跨境清算体系，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人民币国际化只是金融战略的阶段性目标，那我们最终的金融目标是什么？
吴晓求：我们最终要构建全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所以人民币的国际化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还希望各国政府和投资者拿着人民币到中国的金融市场来投资，这样，我们就能把金融市场做大。
为什么美元在60多年里都受到世界各国的推崇？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庞大且非常开放的金融市场，无论是债券还是股票市场，人们都愿意到美国去投资。对中国来说，未来更大的目标是要构建新世纪全球新的金融中心，这个金融中心将是中国金融崛起的核心、支柱和基础。
全球金融中心有一个漂移的过程。从13世纪到21世纪，全球金融中心随着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随着相关国家的强盛、贸易的发展，国际金融中心以世纪为期限不断地移动。13世纪是威尼斯，15世纪开始是阿姆斯特丹，从17世纪开始慢慢漂移到伦敦。那时金融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贸易结算；没有金融中心，贸易就很难发展，所以，早期的金融中心更多是结算中心、是货币的交换中心。到19世纪末，金融中心开始漂向纽约。重要的是，20世纪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清算中心、货币交换中心转变成资产交易中心，金融资产成为财富的主要存在形态。这一时期的金融中心，已经升级为财富管理中心。美国的兴起有很多因素，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客观地讲，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识不清中国金融模式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我们把金融改革的重心长期放在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市场化平台，这些金融机构迟早都会变成类银行。所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心一定要从建金融机构转变为搭市场平台。金融市场的核心是资本市场。要搭建一个又宽又厚、具有高度流动性又很透明的金融市场，这才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心。把这个平台搭建好，金融机构才有创新空间和市场竞争力。
这就是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价值所在，它可以改变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能使风险流动起来，使金融体系既安全又有效率。我们不能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就否定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不能因为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就否定美国金融体系的优越性。美国要是没有这个金融体系，将风险分散到全世界，全球受到的损害会更大。
有人提出，要回到实体经济占绝对统治的时代。我不赞成。金融危机后，新的金融增长极的出现将会彻底改变全球金融市场的格局，新的金融中心的出现将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最重要的结果。
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一定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这又会带来很多挑战，需要很多软条件加以匹配。这一战略目标实现的过程，将会是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过程。建设全球金融中心，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带动社会的进步。社会不进步，经济进步也就没有意义。
中国经济时报：坦率地讲，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还不是很强壮，尤其是监管能力与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匹配，如何加强监管建设？
金海年：建设全球新的金融中心，不是说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央行和监管部门，也不是说商业银行很强大，而是说市场很强大。
从理论上说，金融体系现在已经演化成两种模式：一种是以传统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其典型代表是日本和德国。这种模式的缺陷主要是风险不太流动，财富管理的功能不明显。另一种就是以市场或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其典型代表是美国和英国。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较落后。教科书上说，中国要构建一个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多元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这是对现实的概括，不是我们的发展目标。我是强烈主张以第二种模式，也就是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来发展中国的金融。现代金融体系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资本市场，只有它发展起来了，风险才能流动起来。所以，建设全球新的金融中心，不是说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央行和监管部门，也不是说商业银行很强大，而是说市场很强大。
吴晓求：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社会总是用一种“有色眼镜”去看待资本市场，因而也经常会出一些歧视性政策，来打压资本市场的发展。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几乎没有发展，至少其发展的速度大大低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市场的增长速度却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2到3倍。
从2005年开始，我们对资本市场的认识慢慢进入轨道，但其间仍有波折。商业银行本身要转型，因为靠利差生存的银行是没有竞争力的，利差终究会越来越小。中国的商业银行有那么大利差的根本原因，是公司债市场没有发展起来。
从2007年开始的3年时间里，我们的资本市场总市值从1万多亿元增加到最高峰值的32万亿元。到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可能会达到100万亿元，因为届时的中国经济规模将接近于美国。这里，我们只算了股票市场的市值，如果加上急需发展的债券市场，规模会更大。中国是一个重股票市场、轻债券市场的国家，这不符合金融发展的规律，这样的风险匹配机制存在重大的缺陷。缺乏风险结构调整的机制，大家都去买股票，系统性风险都一样，差别只表现在行业和公司本身所存在的非系统性风险上。我们没有风险管理的结构性产品，所以，要大力发展公司债市场和国债市场。国债市场目前主要在银行间市场，老百姓买不到，交易所交易规模很小，这也影响到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和公司融资安排。现在的情况是，公司要么向银行贷款，要么发行股票，没有中间的融资工具，因此，一定要大力发展公司债市场。只有资本市场上的产品丰富、结构多元，中国金融市场才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中心。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除了理念要正确，政策也要恰当。把市场做大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过去20年，我们的主导理念是控制市场，这与我们金融改革的目标不匹配。因此，供给政策并注重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是发展中国资本市场的政策重心；不断开放、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性是关键；提高透明度、改善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是基础。
金融崛起是经济崛起的必然保障
吴晓求：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大国，而且加快了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步伐，一个经济大国必须要有与之匹配的金融体系，为此，要制定一个大国金融战略。中国经济崛起有金融的崛起才可能持续，建立一个能吸纳全球资源的开放性金融平台日益迫切。
中国所要构建的大国金融必须具有以下结构元素：一是发达、透明、开放、流动性好的资本市场。这样的资本市场具有资源特别是存量资源调整、风险流动和分散以及经济增长的财富分享机制等三大功能。二是具有市场化创新能力和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金融中介。三是发达的货币市场。通畅的货币市场主要负责流动性管理，它与商业银行一起形成大国金融的血液循环系统。四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不仅包含人民币的可自由交易，还包括人民币成为国际重要的储备性货币。
四大结构性元素中，资本市场处在核心、基础的地位，发达、开放、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资本市场是中国大国金融的核心元素，这是建设大国金融的基石。经过24年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已是具有大约2800家上市公司，到2015年6月末市值超过54万亿元，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并存的全球市值第二大市场。但无论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市场投资功能和法制建设等方面，还是在开放与国际化方面都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
中国经济时报：无疑我们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完善的金融体系仍具有相当距离，请问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内容有哪些？
吴晓求：首先，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点是以股票发行注册制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市场在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和退市机制等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有序合理地引导证券化金融资源的流动和配置，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场透明度。
其次，现行并购重组规则遵循的是核准制条件下的审核程序，复杂而冗长，责权不清晰。要按照注册制的改革思路调整现行并购重组的规则和程序，就要从过去的实质性审查过渡到简化程序、明确标准、强化责任、事后监管的并购重组规则上来。
还要制定清晰、可操作的退市标准并严格执行。严格而有效的退市机制，是市场具有投资价值的重要保障，也是市场保持足够吸引力、抑制疯狂投机的重要机制。
最后，必须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和改革。从中国目前的现状看，债券市场是个短板，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成为制约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约束力量。
同时，还必须对包括《证券法》在内的与资本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相应调整和修改，必须改革与资本市场投资资金来源相关联的资金管理规则和政策。此外，由于各种社会形态的资金是市场的稳定器，要允许甚至鼓励一些社会形态资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