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家有时可以洞烛社会发展的先机，见微知著的能力使他们从征兆和萌芽中看到根本的趋向乃至内在的逻辑。当然，他们的看法并不总是正确的，而且他们的看法相互之间也不尽相同，还经常可能是持有矛盾或对立的看法。不过，他们的观点若是传播开来，参与到公共话语之中，进而渗透到社会世界，就可能成为社会成员行动的指南或理由甚至规范。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吉登斯曾经试图以“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来揭示其中的交互作用。[1]
在二战大势已定但仍是炮声隆隆的1944年，哈耶克和波兰尼就在筹划未来的发展路径，他们不约而同地各自发表了对现代社会截然相反的论断。哈耶克认为西方理性和科学的惊人发展，形成了“致命的自负”，以为可以完全掌控社会发展的进程，结果却可能是在计划经济和极权政治之下走向“通往奴役之路”。[2]针对于此，哈耶克鼓吹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波兰尼则认为，“一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意味着一种全然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人和自然的实质，否则这种制度一天也不可能存在；它将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为一片荒漠”。[3]在此情况下，社会不可避免地要保护自身，予以抵抗，于是形成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双向运动。跟哈耶克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概念不同，波兰尼认为“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而且“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4]当然，对于“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探索，仍是未竟的事业。
这场争论在当时谁也没有成为胜利者，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所忽视。哈耶克虽因《通往奴役之路》一举成名，但在凯恩斯主义一统天下的时候，也只处于边缘，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才再获认可。而波兰尼则是在新自由主义遭到质疑和批评时，方被人发现其洞烛先机的价值。值得关注的是，近来他们则经常被相提并论，可见他们的问题依旧有待深究。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话语或许已成为我们理解自身处境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如果用卡尔•波兰尼的兄弟迈克尔•波兰尼的话来说。[5]其实，在分歧之外，他们也有着共同之处，即尊重社会本身经过长期演化而积累下来的传统和智慧。
他们主要还在经济学范围内讨论一般性的发展，而社会学家也很早就关注到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差不多在上述两人争论的1/4个世纪之后，爱兹尼提出了“积极社会”(theactive society)[6]的说法，图海纳提出了“规划社会”(programmedsociety)[7]的观点。他们都强调随着有关现代社会知识的增长，自觉规划我们社会发展的能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要比图海纳的《后工业社会》晚出几年，但影响更大，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是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成为社会革新与社会管理的根据。在后工业社会中，理论要优先于经验，一个领域的发展有赖于理论指出方向，提供模型。理论知识成为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8]
但无论是“基于知识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还是干脆“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都未能创造出一个依照知识运行的美好而理性的社会。相反，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自福柯以后，我们已习惯以“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来看待有关问题——使得我们不能单纯依赖知识的增长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发展。相反，知识在何种社会状况下产生、知识受到怎样的社会制约的问题，重新又凸显了出来。爱丁堡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大卫•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就简明扼要地点出了其中的关键。[9]但是，“社会意象”(social imageryor imaginary)成为一个理解当代社会的关键词，还有待其他不同学科和源流的研究。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的意象体制》[10]、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11]，泰勒《现代社会意象》[12]，一直到斯特格的全球意象(globalimagery)。[13]按照阿帕杜莱的说法，“意象、想象、形象——此类词语都向我们指出全球文化进程中的新颖与关键之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想象。不再只是幻想(大众的鸦片，其实际作用则在别处)，不再只是逃避(逃离一个主要是由更为具体的目的和结构所界定的世界)，也不再是精英的消遣(从而无关于寻常百姓的生活)，想象已然成为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实践场域，一种工作方式(既在劳动的意义上，也在有组织的文化实践的意义上)，也是能动场所(个体)与全球界定的可能场域之间的磋商形式”。[14]
何谓社会意象？“粗略来看，社会意象概念大致相当于‘视野’、‘话语’、‘符号母体’、‘惯习’、‘背景’、‘常识’、‘生活世界视角’及‘意识形态’之类的概念。”[15]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意象颇类于韦伯所说的“世界意象”(world image)。[16]一般而言，社会意象是社会成员想象、理解和憧憬自身社会存在的方式，涉及如何相处、应当抱持何种期待以及支撑此类期待的深层观念和意象。泰勒认为，社会意象不同于社会理论，一般体现为形象、故事和传说，为多数社会成员所共享，也使他们的共同实践和广泛认可的正当性成为可能。最初为少数人所创造的社会理论，可能逐渐传播开来浸润整个社会，最终渗透到社会意象之中。社会意象也可谓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会知识，是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正常期待感，也是有关集体实践和道德秩序的共识。[17]
任何时期的社会意象都是非常复杂的，既是借以创建共同生活的维度，也是用以表征集体生活的方式，还可能是支配特定社会结构的意义体系。社会意象是根深蒂固、不假思索的理解模式、知识库存、价值取向、情感结构。社会意象既可能体现为具有调节和监管作用的理念(regulatory ideas)，也可能是潜移默化而形成的情感规则和制度，还可能是值得向往的理想境界的图景。也就是说，社会意象既是关于整体社会存在是怎样的解释，也是关于社会该当如何的表征，既是对事实的反应，也是关乎行为的规范。当然，社会意象攸关社会整体，也是各种具体解释和解说的主导框架。或许可以将社会意象视为社会生活得以展开的基座和背景，甚至是集体无意识，永远是模糊的，无边界，不确定，无法予以清晰表述。
虽然如此，社会意象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揭示。譬如泰勒就对现代西方世界的社会意象进行了多方位的描述，从社会契约衍生出社会成员相互尊重和彼此服务的规范准则，从以对话为主的社交模式衍生出文明社会的雏形，由等级性的传统意象转变为平等的、直接进入的现代社会意象。总之，“现代性涉及我们社会意象中的一场革命，……公共领域，在其中人们可以认为自己直接参与到全国(有时甚至国际的)讨论之中；市场经济，在其中所有经济行动者都被看作是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进入契约关系。当然，还有现代公民社会”。[18]
中国目前盛行的社会意象，无疑是相当混杂的。社会意象最常体现在话语之中。现今中国至少存在着三套与社会意象有关的话语，一是官方的，一是民间的，一是学术的。官方话语固然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但本身也处在“与时俱进”的重塑过程之中。民间话语既有世代相传的惯常想象，也有当下体验凝聚而成的常识感觉。学术话语则集中了学者基于抽象学理的探究而传播开来的观点和看法，其中不乏舶来的理念。
社会意象概念的提出，正是超越了知识或真理会自然地掌握群众的观点，而强调理性和认知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所以，我们在此暂不讨论学术话语。当然，我们最终关心的还是抽象理论如何渗透到社会意象之中，与多数社会成员发生价值关联和情感共鸣，融入他们的愿景之中。惟其如是，多数社会成员方能认同之珍惜之，激发追求的动机，从而变为实际行动，最终改变社会现实。现在学界就社会发展理念，已有一定共识，但因——按照民间的说法——不接地气，无关民众之直接痛痒，那又如何成为他们行动中的内在构成要素呢？
那么，民众现在如何想象我们的社会？这要从普遍的感觉入手。这个时代，将所有人都从原有社会脉络中连根拔起，然后抛到一个生存竞技场，让他们为有限的资源展开角逐。所有人都失去了安全感和确定感。大概没有什么意象比“丛林”更符合如今中国民众对于社会的想象了。丛林的实质是弱肉强食。但在中国，丛林法则也有不少优雅的表达，譬如优胜劣汰、物竞天择之类。在影响甚大的“百度百科”有关“丛林法则”的释文中，就有如下文字：“角逐天下，惟强者为尊。在社会丛林中，只有竞争做强者，才能任意发挥，才不至于被人践踏。”①这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毫不令人奇怪，众多成功企业家更是公开呼唤“狼性”。
其实，在迈入现代门槛的过程中饱含创伤记忆的中国，达尔文主义的最初引入，无疑与亡国亡种的忧虑紧密相关，论者原本希望借此说以警醒国人。相信引入这一学说的严复，绝不希望此说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的行为准则。但大概这种观点太符合我们“成王败寇”的传统意象了，加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社会动荡中残酷的生存竞争，使得这种学说竟成为我们社会根深蒂固的说辞和共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我们社会的丛林化，加之急遽的社会变迁摧毁和重组了原先的熟人圈子和社会关系——社会关系金钱化，其中的情感联系减弱，关系成为冷冰冰的利害计算(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传销”和“宰熟”，大概要算是最后一次利用熟人关系了)——我们在丛林中已无任何巢穴可资庇身。
迅疾的城市化导致大量陌生人群的聚集，冷漠和互不信任成为社会常态，这都使社会丛林意象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然，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公权力未被关进笼子，未曾受到有效制约，更未曾保障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原则，相反，倒如韦伯所言，“家产制国家通过支配者之恣意，提供了整个可以自由利用的、作为积累财富之狩猎园地的空间。只要是传统的或定型化的约束没有明确设限的地方，家产制即赋予下列这等人致富的自由空间：支配者，廷臣，宠幸，地方长官，官员，税收者，各式各样的恩宠中介者与拍卖者，兼具包税者、御用商人与贷款者身份的大商人与金融家”。[19]我们现有的公权力运作方式在基本精神和关键方面，仍与家产官僚制一脉相承，尽管具体的名目和角色或有不同。在这个“增长联盟”(Growth Coalition)[20]狩猎财富的园地，普通民众岂能不感觉到置身丛林之中？
如果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来看社会意象，则显得稍微复杂。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进程，在不同时期对于如何对待社会或者说如何塑造和引领社会生活，确有着不同的筹划和策略，当然，其中也不乏深层的连续性。建国之初，对旧社会的一切，从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一直到在原先土地制度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统统予以改造和重组。事实上，在摧枯拉朽的革命力量面前，旧社会的道德秩序和权威结构都被视同无物。毛泽东就曾满怀豪情地认为，一穷二白的中国，如同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图画的效果显然要受到结构性条件的制约，集体化和国有化并未让整个社会一蹴而就进入理想之境，相反，倒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无论如何，一种君临社会之上的“总体性支配模式”已然形成。[21]这种支配模式其实跟古远的“编户齐民”颇为相似[22]，只是凭借现代控制技术和动员能力贯彻得更为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维持特定秩序方面，运作成本高昂的总体性支配模式也许不无成效，但在社会活力和创造性方面，则乏善可陈。改革开放，就是要释放社会中蕴含的活力和创造力。当然，这种活力和创造力主要限定在经济活动领域。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力量也逸出了原先“单位化”的框架和范围，甚至出现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倾向，而不少原有的社会控制结构松懈、瓦解乃至失效。针对这种局势，需要以全新的意象来理解和应对社会变迁。从官方的策略来看，确实也在逐步进行调整，从最初的“综合治理”，到后来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再到目前的“社会治理”。但是，正如官方文件中“治理”一词的用法，官方意识形态中的社会意象，也是颇为复杂。现在所谓的“治理”，既有原先的齐抓共管、综合整治的含义，也透露出一种新理念，即与统治、管制不同，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而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不一定非得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至少从官方的表述来看，其中主体涉及“党委”、“政府”、“社会”、“公众”以及“法律”。由此承认了其他主体的作用，尽管社会何在、公众是谁的问题并不明确。
面对社会中日益增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官方的具体实践又是如何呢？目前作为成功经验(也有称之为“革命和创新”)而盛行的，是“天上有云(云计算中心)、地上有格(社区网格)、中间有网(互联网和物联网)”的网格化管理。所谓网格，就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网格”，作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人口信息不清是制约管理的瓶颈，而以“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工作模式，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可对人口信息进行摸底，建立网格内的人口信息册、人口定位图，甚至区分出基本群体、特殊群体、流动群体以分类管理。当然，除了网格化之外，总体性支配模式的核心法宝即等级化控制，依旧赫然在场，据说是上海模式精髓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模式”，自上而下的控制一目了然。网格化加上等级化，令人想起福柯刻画过的“全景敞视”意象，也易让人联想到古老的“编户齐民”。
那么，“网格化”是否治理得了“社会丛林”呢？拜当代信息技术之所赐，可以相对迅速地掌握网格内的人、地、物、事、组织信息以便统筹。这种模式表面看是超越了“人盯人”的做法，但还是要求“社区有网、网中有格、格中定人、人负其责”，基层工作人员的压力可想而知。等级化的控制，本身是一种压力传导机制。而且，这种网格化管理核心是服务于维稳大局。而维稳理念，终极而言，背后又是阶级社会的社会意象——这一意象，从最近的相关争论来看，在较长时期内还将伴随着中国社会。无论怎样，最终效果如何呢？似乎未能够普遍奏效。我们社会中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并未随着这种管理模式的推广而日见其少。试想，在人口流动日益加剧的时代，这种空间管理技术，除了符合满足行政分割的需要外，跟当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根本就背道而驰，且如今的社会联系绝不像“单位化”时期一样主要发生在特定空间范围之内。
那么，学术话语中的社会意象又如何呢？这里的情形更加复杂。为使问题简化，我们抛开种种舶来的学说和理念，而专就自觉的社会意象进行讨论。无疑，费老当年提出的“差序格局”，依旧是理解中国社会构成和运行以及“民情”的重要概念。[23]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社会学者想象中国社会图景时最常用的概念工具。诚然，中国社会的惯性力量依旧在形塑着当代中国社会，譬如门阀化倾向[24]，但如何建构出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社会意象——绝不意味着需要照搬西方的现代社会意象，但也不意味着排除现代社会共通的要素，诸如公共性之类[25]——恰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舍此，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将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从上述诸种社会意象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社会问题之所在。首先，当公权力视社会为可以任意规划和塑造的对象时，极易伤害社会本身，社会成员的权利也不可能得到尊重。目前种种难以解决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核心根源即在于此。其次，我们的权力运作，主要还是靠等级化的监控，而且将这种等级化几乎贯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优势群体普遍存在特权意识。最后，整个社会仿佛一个巨大的利益竞技场，时时处处是利益的算计和倾轧，公权力甚至依靠提供更大利益作为自身正当性的基础。这种情形不仅侵蚀着本已脆弱的道德秩序，而且剥夺了社会生活的意义维度，社会成员普遍缺乏尊严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简言之，目前中国社会治理中的关键问题，不外乎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等级化倾向超出必要以及唯利是图、罔顾道义。
解决的方法，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功能替代等级、以道义整合利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塑造出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社会意象，必须在新的社会意象中融入上述几个方面的理念。如何将此种理念植入我们认可的价值追求和情感结构，乃至嫁接到我们的千古大同梦想[26]，正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其实，先贤早已指出了这种可能性，“中国传统思想的四点：尊理性、主中庸、重自治、崇德化，与现代世界潮流的四点：重科学、尊民主、崇法治、主团结，是并行不悖，互相补充，而相得益彰的”。[27]只有将现代理念接续上我们最为深刻和久远的传统，方能转化为广为接受的社会意象。当然，也是在这种接续中，传统得到重塑而焕发新的活力。
公权力不受制约，尤其是指权力的行使过程不受制约。这在中国由来已久。在传统的家产官僚制中，“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28]，行使着几乎无限的处置辖区事务的权力。在目前社会，权力来自上级组织的授予，虽有条块分工，但一定行政区域内权力归拢到一个中心。虽然对权力清单在不断清理，对权力的界限也在试图清晰划定，在不实行分权制衡的情况下，限制权力的最好方式，是赋予公民以充分的权利，并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手段以维护自身权利。确实，在革命的非常时期，倡导献身集体事业，服从组织安排，是可以取得强有力的动员效果。然而，革命的目的，无非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已有条件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又有什么理由不维护他们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呢。通过维护自身的权利，也就有了无数的制衡公权力行使的支点和力量了。目前我们的公权力掌握太多的资源，如果公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公权力汲取资源的能力必然受到限制。潜含在现代政治秩序中的道德背景，应是个体之间相互享有一定的权利，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权利得到保障的民众履行义务的能力也会得到增强。
等级控制也是我们由来已久的传统了。中国特权政治的基础，是身份伦理(status ethic)。[29]在政治生活中，不同的身份对应于不同的等级。当然，任何组织都需要通过等级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协调。无论是管理制度还是个人技能，都还需要以等级来进行区分和控制。层级控制，既是基于必要的分工，也是为了总体协调，以完成日益复杂的环境适应和目标获取的任务。所以，我们所谓的以功能来替代等级，并非取消一切等级，主要是指社会身份上的等级。功能是指功能性分工，分工中不涉及当事人人格和地位高低的问题。当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对淘粪工人说的“你我本无不同，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话，曾经激励了多少人，但是，这种理念现在似乎越来越遭到遗弃。南京大学在校庆时提出“序长不序爵”，这一理念竟然成为社会新闻，可见我们社会中等级化的问题何等严重。这尤其体现在所谓的行政级别的区分上。这种等级化跟当代社会货币经济条件下忽视内在价值的趋向颇有关联，个人内在的品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30]，于是乎仅能凭借外在的身份来相互区别。身份平等，不仅给予全体社会成员以同样的权利，而且也让他们获得应有的尊严和承认，这是现代人价值感和幸福感的前提。
将追逐利益进行动员，最初大概是为了将民众的政治激情转向到生产之上，以促进经济发展。于是，在早先的意识形态中受到排斥的利益观念，转而成为一切行为的理由和动力。不仅普通民众如此，还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政府部门利益化以及其他种种与民争利的现象。唯利是图、利益至上的氛围笼罩了社会。在这种态势下，人为物役，道德沦丧，丛林法则支配一切，是不可避免的了。而遥想当年，我们的先人尚能以义制利，行儒商之道，至今仍为世人所传颂。故而，以道义整合利益，绝非不可能，而是我们如何重新找回价值坐标的问题。其中尤为迫切的，是将各级政府与民争利的可能尽数排除。民众求利，天经地义，而政府逐利，势必丧失该由它们维护的公平正义。此外，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社会达到小康的时候，精神的需求，对于承认的需求，“仁义之悦我心”的需求开始变得强劲起来。我们应以道义来统摄和整合我们的社会生活。
以上是从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角度，来澄清社会治理的相关理念以及可以诉诸的相应社会意象。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原先的想象，需要不断拓展我们的想象空间，不断丰富我们的意象库存。当然，我们也要尊重社会本身的自我组织的能力和机制。事实上，随着沟通和交通能力的增强，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的能力也前所未有地增强。譬如以往理论家担忧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或者“大众反叛”(therevolt of the masses)的预言并未变为现实。在所谓原子化的社会中，各种关系纽带和社会网络也在自发地形成着[31]，它们是社会治理可以利用的资源。
当然，在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意象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社会生活内在的道义性和正当性的建设。原先我们主要依赖社会生活之外的叙事来为特定秩序提供正当化理由，比如由于列强的欺凌而导致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或者作为通往未来神圣秩序的过渡。而今，必须依靠社会生活本身即是目的，也就是内在的理由，来为社会生活提供正当化理由。而建构正当性的最好方式，是“参与性治理”。受到决策影响的人应当有权参与决策，即便最终的决策并不是基于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已有机会让别人听到他们的看法。事实上，自由而公开的参与，可让不同利益的人分享不同的观点，如此可避免太过自私的或者逻辑上不通的立场，集思广益，作出更好的决策；此外，广泛的参与可以获得和增强相关的知识，从而有利于更好的结果或者预定目标的实现。[32]尤其是，广泛的参与可让所倡导的理念变为社会意象。
隐喻是常用的想象工具，即以熟悉的体验和意象来推测和描述陌生的领域或可能的未来。隐喻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想象的空间和剧目。隐喻又包含在符号体系中。一个文明或者一个时代可以激活的符号储量，基本上决定了其发展的可能和限度。而能够真正融入国人思想意识和情感结构的现代社会隐喻，甚为有限。未经系统启蒙的国人，在涉及社会变迁之时，最先冒出脑海的意象多与“乱”字相连。还有，由于近代以来我们遭受列强欺凌的耻辱性集体记忆，使得任何西方舶来的理念，都容易被打上伪善和霸权的烙印。这种心态难以使我们站在成熟的理性立场上，坦然拿来的同时，保持清醒的批评眼光。
坦率而言，对于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的认知，我们主要还是停留在器物层面。总体的方案，似乎沿着先发展经济，后壮大社会，再改革政治的路径朝前迈进。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启蒙，没有社会意象的准备，可能还会在原地打转，尽管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较高的层面。
社会想象必须融入思想情感之中方能发挥作用。中国人向来“思想情感”两个词语连用并称。这或许提醒我们注意到，话语的力量，不仅要依靠内在的逻辑，还需凭借话语激发的情感。当然，仅有情感是不够的。“秩序的意象，不仅界定了何谓正确之事，而且也提供了一种背景，让人感到去努力实现正确之事是有意义的。”[33]
注释：
①“丛林法则”，见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5800/5112112.htm?fr=aladdi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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