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乔-安妮•迪莉娅鲍斯（Jo-Anne Dillabough）博士现在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师，同时也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曾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教育社会学博士。其研究领域主要是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青年亚文化与全球性城市问题、视觉研究方法论、教育社会学以及性别研究。
迪莉娅鲍斯的学术研究旨趣最集中体现在她对于跨学科研究的爱好与关注上。这种偏好不仅表现在研究问题的经验层面，而且表现在对于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与选择方面。因为其最初所受到是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训练，所以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见解，深受大陆哲学、政治科学、文化地理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她很乐意将自己形容为一名跨学科的文化社会学家，即专门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去处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微观社会学的知识分子。
迪莉娅鲍斯所秉持的基本态度是，在她所有的实质性研究工作中一以贯之地开展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对社会排斥、跨国流动以及城市问题等更大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取得学术目标性的统一。同时，她也围绕教育这一主题，关心更一般性的理论问题，比如社群文化和政治身份在社会国家及不同的场域中的政治氛围与地理分布。当前，她从事的研究课题有：青年与社会排斥、比较教育与国家教育、教育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跨国人权与低收入青年群体、道德宗教、文化地理与都市变迁等。
著作简介
《全球化城市中迷失的青年：等级，文化和城市想象》（Lost Youth in the Global City: Class, Culture and the Urban Imaginary）一书于2010年在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在本书中，合著者迪莉娅鲍斯和肯内利被称为“迷失的青年”（Lost Youth）这一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往往具有低收入、移民、被剥夺公民权等特征。他们过着复杂而两极分化的社会生活，往往隐藏在有关青年的公众讨论之外，因为这些话题的对象主要是住在城市中心的被称为“城市青年”的人群。但是，一旦到某些关键时刻，“迷失的青年”就成为公众焦虑和恐慌的中心，尤其在9•11事件发生以后。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共七个章节。前三章为第一部分，全面介绍了文献和理论方法，理论概念，运用的理念、研究方法和技术。后四章构成了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有移民背景或者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加拿大青少年进行采访和民族志研究。书中列出的青少年和城市极化研究资料，是以前人的青少年和文化研究领域的成果为基础的。迪莉娅鲍斯和肯内利灵活地将各种观点和概念形成相应的理论研究资源。以此为基础，本书探讨了保罗•利科的作品，斯坦•科恩著作《民间鬼怪和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中的符号，以及汉娜•阿伦特的现象学和政治哲学。这两位作者乐于将各种理论和观点捆绑在一起，然后以此为理论基础对青少年文化进行研究。
本书七章的标题都很长，其内容及立场从中可见一斑。第一章“理论“断裂”与青年文化研究：后工业时刻，概念困境与空间变换的城市维度”，第二章“民族志探究的空间视野：现象学，道德精神与文化内涵的研究”，第三章“迷失的青年与城市视野：移民青年与都市化的接触研究”，第四章“加拿大城市学校中的“帮派”：性别竞争与后现代性中的亚文化防御”，第五章“城市想象与青年的情感地图：矛盾，焦虑与家庭阶级幻想”，第六章“全球化大都市中的不可能公民：种族，权力视野与城市新‘情感地图’”，第七章“全球化城市中的合法性，风险与归属感：个体化与公民语言”。
简要评述
关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城市中弱势青年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全球化倾向。2005年，巴黎郊区的青年骚乱让人注意到被忽视的城市边缘群体。2011年9月，英国警方枪击了一位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少年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宣泄不满。事后，关于这一事件的政治言论和媒体报道在分析和认知上存在分歧，参与者被贴上了“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帮派成员”（Gang Members）、“黑人”（Black）以及“反叛者”（Rebels）的标签。这些标签揭示了对暴动起因存在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认为起因是低收入者、有色人种的文化缺失，有些人认为是“失控的消费主义观念”所致，还有些人认为是执法机关针对有色青少年的“截停搜查”命令造成，更有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街区上的战争，这是场为了青少年的战争。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现在的社会毫无未来可言。”
这些暴动和相关的公众辩论，凸显出世界的不连贯性，以及世界观的分割——种族、文化、阶级和空间，揭示出全球化城市中存在已久的矛盾，也使人注意到“迷失的青年”，他们正是迪莉娅鲍斯和肯内利在本书中的研究对象。两位作者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对弱势青年群体的看法，他们是根据经济和地理变动性进行变化的文化群体，他们与空间排斥及性别、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多层次角色相关，不能将之视为既定的亚文化群体。
两位作者身处加拿大，近年来经历了诸多城市变迁，见证了“城市边缘”（Urban Fringe）的出现，城市内充斥着阶级不平等和多种族人群聚居现象，并逐渐被新自由主义国家遗弃。她们将两个调查地区设在两座城市的相邻地区：一个在多伦多，另一个在温哥华，研究这两个城市的青年是如何生存下来，并成为城市中的一员。研究对青年在不同的经历、压力情况下所做出的真实的、虚构的以及想象的反应进行考察：这些城市边缘的青年如何想象、划定、分类他们的生活内容？他们认为空间和时间对青年文化有何影响，譬如，时空是如何影响校园、家庭、社区中的性别关系？他们是如何在竞争性青年文化群体中进行种族等级划分的？处于劣势地位的青年是如何理解“公民”这一概念的？青少年在寻找一种适合的叙述方式来表达这些困扰，虽然他们“既不算叙述主体也不算叙述客体”。通过民族志研究、青少年文化研究、文化现象学研究，作者试图揭露青年生活中的潜在意义，通过历史和现状的不平衡，来讨论他们生活的象征意义，揭示青年文化是如何被限制、规范、赋予仪式性意义的。
根据“青少年亚文化和等级差异并没有消失”这一基本观点，作者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通过视觉再现和叙述再现，揭露了青年身上等级差异的象征符号，即等级差异是如何体现在青年身上的。此外，9•11事件给周围很多的年轻移民、难民及少数族裔都带来了恐慌，这说明，全球化事件会对国家和地方造成持续性的影响。作者认为，如今的青年生活已超越了地区局限性，不过还没达到全球化的地步。
研究的方式
本书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叙述其理论架构，可见其主要理论论点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可以归纳如下：在青年文化研究中，所谓“转向”（Turn）或者“断裂”（Break），这种以阶级的消亡为分析核心的框架是非常不成熟的。进一步地，对当代青年文化的解读，必须植根于空间和地点背景中，并要与时俱进：青年（亚）文化必然与地方背景、全球化现象和趋势相关，同时还与历史传统有关，它们不仅有助于揭示青年当下的行为和思想，而且有助于对其未来的生命历程进行定位。虽然这看上去不言自明，事实上青年研究却很少对此进行考虑。迪莉娅鲍斯和肯内利通过创新的方式，在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同时，还对象征性（Symbolic）、时间和空间（Temporal and Spatial）进行了研究。
通过多重选址的民族志聚焦（Enthographic Lenses），迪莉娅鲍斯和肯内利以多伦多和温哥华两个加拿大城市中边缘青年的流行文化为对象，以期解决对这一群体文化的无知和误解。作者试图挑战对城市青年的固有观点，特别是对低收入、有色青年的妖魔化认知。通过这两个城市折射出全球现象对北半球城市空间的影响，包括对移民问题、高档化问题、跨阶级冲突问题的影响。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摄影、自画像及关键媒体分析的视觉方法论，以及青年的叙述分析，作者意在揭示青年自我认同的建构，即将21世纪的城市、周围环境、仪式、城市的历史、全球化的现状等与个人生活经历编织在一起。
青年文化和亚文化，在青年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作者通过对学生进行采访来研究这一问题。研究者的询问内容包括：青年的邻里关系、安全情况、地理位置、家庭情况，以及学校在建构“阶级/地位身份”（Class/Status Identity）中的作用。最后，采访者还询问了青年对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地位的认知，及他们在9•11事件后的一些经历。
考虑到对象是“青年”，故受访者年龄被限制在13岁至16岁。然而，这种年龄限制受到一些青年文化研究者的质疑，他们认为，青年文化和生活方式中的诸多细微差别，会对研究的信度产生影响，应当适当放宽研究的年龄限制，提高受访年龄上限。他们认为，这些青年显然不是“迷失的青年”，只是“一群沉浸在无止境的右翼消极说教中的青年”。
为了对13岁至16岁的青年进行民族志研究，迪莉娅鲍斯和肯内利对在校学生进行采访，并根据档案资料引导青年做出相应评论，通过这种方式使年轻的受访者将过去和现在紧密结合起来并反映二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第七章中，研究者要求学生画出他们心中“好的”公民形象和“坏的”公民形象，以此激发学生对公民身份进行讨论，学生的绘画和发言让人耳目一新。要求学生迅速拍下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使相机成为一种可视化的研究手段，通过学生拍摄的图片，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日常活动和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这个方法可以激发学生参与到对他们生活及周围环境的调查中。
青年（亚）文化
本书通过青年的各种“标签”，揭示出城市及经济结构的不均匀性，这种标签包括“吉诺”（Ginos）、“暴徒”（Thugs）、“黑帮”（Gangster）、“越南人”（Nammers）、“拳击手男孩”（Boxer Boys）、“亚洲底层”（Hardcore Asians），以及“初来乍到者”（Fresh off the Boat）。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移民的空间性和定居的连续模式，会对空间和地点的封闭理解产生影响，因此，这其中的种族问题值得关注。研究发现，殖民地历史对现今的青少年文化差异及全球化城市的重新分配会产生影响。当大都市生活经验与不同的跨国移民社区文化交汇时，会产生失落感、怀旧感、焦虑感，构成我们所说的边缘文化。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种族、等级的重塑会激化社会经济矛盾，促进青年的紧张情绪。对此，现象学理解（Phenomenological Understanding）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感情、情绪、感觉等非物质世界。
在书中，作者通过青年的反应，识别出他们自我定义的标签。作者指出，“领土的新旧规则和高度使用性的话语聚集在一起，通过青年自己的身份反抗，与文化实践连接起来”。
本书给出了青年进行自我社会监管的例子，“黑帮成员”（the Gangstar Boys/ Girls）有时会嘲笑“吉纳”（Ginos/ Ginas）过于保守的着装，有时又会嘲笑她们的着装过于性感。迪莉娅鲍斯和肯内利成功地解释了这些行为在当代全球化语境过程中的作用——青年构建了一种道德界限，以确认自己在社会环境中的价值和发展空间。他们认为，“一场规模宏大的相互竞争对抗的文化进程，会重塑青年亚文化的叙述，并预示新亚文化实践的风格”。
这种重塑青年环境的进程包括：内城（Inner City）的重组和“清理”，将第一、第二、第三代移民的叙述和经历做对比，新自由主义政治在重视私人企业和强调个人责任中对社会安全网络造成的破坏。“城市及学校的‘符号支配’叙述与全球化的关系既隐蔽又无形，当代青年亚文化叙述……主要就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
青年所依靠的准则是以全球媒体描述的地方性文化的接受对象为基础的。通过穿着打扮来体现性别、种族、民族的特性，通过所着服装的档次来体现阶级社会地位，体现学生对各自团体及不断变化的城市形象的归属感。这些分类是变化的——白人男孩不断与亚洲青少年群体接触，并参加该群体的活动，这个白人就是“超级亚洲人”（Super Asian）。
与美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相比，在本书的研究中，种族并不占据受访者生活的中心位置。作者“论证了城市空间和民族想象之间的关系，以及9•11事件后的安全议题”，还探讨了处于经济发展边缘的青年表达种族主义“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方式。
但是当提及身份认同问题时，青年认为种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不是他们身份认同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以“吉纳”（Ginos）为例，它既指葡萄牙的青年，也指意大利的青年。作者认为，这是由这些群体的地理集中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以及他们相同的移民历史造成的。“吉纳”并不表示他们之间具有种族共性，而是表示这些青少年在地理分布或历史上具有共性。托尼（Tony）是一名加拿大籍葡萄牙人，他曾经认为自己是“黑帮成员”，通过对他的访谈，我们看到了身份认同的变化性，也认识到了亚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交集性。托尼在采访中表示，他曾经自称是“黑帮成员”，由于他喜欢听摇滚，所以那些摇滚派“很喜欢和他进行沟通交流”。
他还指出，由于他的音乐爱好和不羁的发型，大部分人都给他贴上了“恶棍”（the Thugs）的标签。在他的描述中，种族并不是青年的身份认同因素，相反，一些身体和精神上的因素才是亚文化身份认同的因素。作者将青年生活中的种族元素描述为一种展开叙述（Unfolding Narrative），这种叙述有时会同肤色或民族毫无联系。青年的行为和互动过程产生或是消除了一些界限，从而形成了种族区分。
存在的问题
作为一本实证研究著作，与理论占四分之一的篇幅相比，实地调查仅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比重过轻。虽然作者解释了强调理论的原因，是因为理论帮助他们“对抗了……虚构访谈记录及对话叙述的诱惑”。
但是，对理论的强调，以及对青年的空间定位，还不足以使读者全面了解青年的生活。尽管研究已帮助我们确定了青年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和空间位置，但青年仍然与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作者花了半年时间对温哥华进行实地研究，并且花了两年的时间对多伦多（包括12个月的“行为研究”和“合作教学”（Team Teaching），对青年、老师、管理者进行采访）进行实地研究，但她们还是缺乏丰富的教学研究经验，与青年之间缺乏沟通，没有对青年的关系本质进行日常研究；她们并没有像读者所期待的那样，对“迷失的青年”的生活进行全面阐释。事实上，书中支持理论论断的实证数据仍不够丰富，书中关于学校研究的篇幅也被大规模压缩，许多数据并不能证明什么。虽然书中有大量的访问资料，但作者在对“迷失的青年”进行社会理论分析时，并没有将读者代入分析过程，也没有向读者解释，她们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这种研究缺陷也许可以理解为，作者过于强调在强大的理论框架支持下对当代青年进行定位。
瑕不掩瑜，本书是一本理论丰富的著作。作者从微观、中观及宏观层面将青年研究理论化，将青年个人叙述同当代社会、全球力量相结合，将她们对于青年的研究同历史和地理背景结合起来，揭示了“迷失的青年”是不能同他们的过去、现在、将来以及他们的想象分离开来的。书中的多重研究方式激励了研究者扩大定性研究的深度，拓宽了数据收集的形式。作者通过有力的辩诉，揭示了如何通过种族和等级的断层线对青年的经验进行深刻的描绘。她们认为，青年表现出的歧视性是“符号和空间经济”（the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s）中的一部分，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一个特征。正如作者所示，对许多青年而言，全球化城市并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的娱乐空间，同样也是一个充满危险、充斥着各种界限以及社会分层的地方。通过找出这些区别，我们就可以对将城市定义为商业和享乐主义（Hedonistic）消费地的新自由主义的定义进行挑战。如果挑战失败，我们就会屈从于各种有害话语，对新一代的青年进行否定，将他们看成迷失的一代，忽视了城市管理、国家立法及全球化地理政治（Geopolitics）的形式，抹去青少年同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经济和文化急速扩张，并伴随间歇性暴力分裂和收缩的世界，我们可以借助理论的指导，来了解各式各样的弱势群体。这就是本书给读者的启示。
注：本文摘自朱洵《西方教育社会学近著导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摘选时文字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