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力图理解美国政府提出的再平衡战略以及中国政府倡议的新型大国关系。在这里，我愿意和你们分享一些我的理解。
概念转型
先谈一些背景。我想，中美两国正处于新的战略十字路口，即所谓的转折点。或者像蓝普顿教授谈到的，中美关系逼近临界点。在中美之间、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正进行着一场宏大的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亚洲的权力结构，涉及中美关系的本质和国家战略的选择。这场辩论将在更大程度上塑造2016年大选后美国新政府的未来中国战略，就像2000年、2008年那样。今天的讨论因处在政治权力转变的关键节点上而显得重要。
如我们所知，在2012年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全球趋势2030：不同的世界》中，展现了2030年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图景。到那时，世界将会彻底转变。任何国家都不再称霸，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大国。
未来的权力分散将恢复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依据GDP、人口规模、军费开支、技术投资等指标，亚洲实力将赶超北美和欧洲的实力总和。我们都知道，李光耀曾在2011年预测，亚洲崛起“将使经济重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中国自身将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
亚洲崛起是以亚洲合作和一体化为特征，并非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的实际领导，而是会以某种集体领导的形式，例如亚太经贸合作组织（APEC）、东南亚合作联盟（ASEAN）、上海合作组织（SCO），以及正在进展中的中日韩首脑会议。
美国并不绝对地是守成大国，中国也并不绝对就是崛起大国。两国都既是守成大国也同时是崛起大国。
中国一直是既存世界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成员，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G20和核俱乐部的成员国。
美国始终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是世界技术创新的主要源头，是IT行业、网络革命的领导者。美国改变了全球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产品、消耗和沟通模式。美国的新能源革命将重绘全球地缘政治地图。从绝对数值上来说，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将不会收缩，反而会继续膨胀。
谈判桌上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身影，在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外交和经济挑战几乎无法成功应对。
从绝对值上来说，美国实力并没有衰退。在可见的未来，美国将会在亚太竞技场上继续处于领导地位。中国将始终保持发展动力。但是，中国崩溃论也将继续存在。
理论创新
我要探讨的第二个话题是理论创新。
第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不能解释世界范围内亚洲区域性集体崛起的复杂现实。
第二，零和概念不能解释这个地区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全球化和区域化都将导致国家间和地区间的相互依赖。
第三，新世纪背景下新的安全威胁和发展问题是20世纪冷战理论不能解决的。由于诸如全球金融、贸易、能源、网络技术、太空安全、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SARS和埃博拉病毒等疾病，以上种种非传统问题越来越突出，传统安全问题也将和非传统问题交织在一起。
下面我来谈第四点。其中有些观点是基于一些新的理论或是新的理论概念。
第一，必须要以一种包容的、而非排斥的方式尊重文明多样性。第二，全球化和带有互助合作观念的区域化有利于共同安全和共享繁荣。第三，中美之间是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对抗性联盟关系。第四，关于“均势与接触”。均势政策是来源于冷战期间两大集团对峙的遏制战略。诸如空海战、离岸控制、多岛防御等概念，都来源于均势概念。
政策导向
第一，美国再平衡战略将使集团政治、地区极化分裂、彼此猜疑不信任等再度出现。
第二，中国主张中美两国应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相互尊重的，也是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这项新的政策倡议是中国历届政府诉诸的“加强对话、减少疑虑、增强合作、避免对抗”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第三，中美两国同为太平洋大国，广阔的太平洋足以容纳这两个大国。在亚太地区对话和合作机制方面，政策导向应避免互斥。在这片区域里，为了共同的安全和共有的利益，中美双方都应致力于建立太平洋共同体。
第四点，中美两国虽不是盟友，但也不是敌人。他们是竞争对手和伙伴，他们是亚太事务的利益攸关者。两国需摒弃冷战思维，倡议安全发展的新概念。如果各方都设法把对方看作敌手，那么中美将走向敌对状态。中美关系不仅将影响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会或积极或悲观地塑造亚太地区的未来。
最后，通过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调整彼此之间的不同，中美两国应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促进地区发展，共同创造繁荣和平的太平洋世纪。
注：
本文是刘学成在2015年5月6日于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中美关系”分会上的发言。英语原稿由乔治亚州立大学学生邓乔、华侨大学研究生郭剑峰听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生米诗雅翻译。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与美国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中国项目（The Carter Center China Program）授权澎湃新闻独家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