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2114.8万人，比2012年末增加了45.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占38%。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压力主要来自流动人口，北京出台了很多进京的准入制度，包括抬高北京户籍的门槛，其结果是并未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北京市在人口管控的方式上存在哪些弊端？如何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从而合理的调控人口流动？带着这些问题，光明网记者采访到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张英洪，以下为文字实录。
1990年代以来，北京市开始推行一些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特别是逐步放开了人才进京的户口限制，但相对于广州、上海、重庆、成都等其他大城市来说，北京户籍制度改革十分谨慎，户口准入限制依旧存在且严格。改革以来，北京市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达到控制人口规模的预期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北京市的人口管控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障碍。
北京现有的户籍改革思路仍然受到传统的严格控制人口流动思维的严重制约。在对外来人口问题上，北京市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外来人口增长，对外来流动人口还主要侧重于治安管理。这种人口管理方法实质上是以“堵”为主，试图通过抬高户籍门槛阻止人口规模的膨胀。在对本市农业人口问题上，北京市主要采取传统的“农转非”政策，特别是在征地过程中，加大了失地农民的“农转非”工作力度，促使部分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
人口流动的规律是由资源配置的优劣来决定的，在中国，资源配置过于向城市、大城市集中，城市越大，各类资源配置越优越，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大。不改变资源配置而一味地靠户籍限制人口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
北京市在人口管理和人口规模控制上长期局限在北京市行政空间区域内，缺乏在更大的范围内缓解城市压力的视野。一方面，北京市没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统筹人口布局，未能有效构建城市多中心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北京没有有效利用和发展首都圈的特殊作用，以北京为核心的环首都圈发展需要提速。北京“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格局，使过多的公共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人口不能有效地向城市郊区以及首都圈范围内分流和疏解，导致北京城市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人口分布严重不均衡，首都圈发展滞后，造成城市核心区的人口过度集中，城市交通严重拥堵，“大城市病”暴发，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巨大，反过来又促使人们加强人口控制和户籍管理。
北京要从本市全部行政区域、首都圈、京津冀城市群等空间层次上进行人口布局与调控，同时要进行产业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的相应调整。在以后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北京人口增长到3000万人左右是可能的。面对北京人口聚集增长的现实，靠行政手段限制人口进入，对流入北京的外来人口拒绝给予市民身份和待遇，虽是长期实行的政策，却并不是合适的选择。事实上，在北京的常住人口中，有的已经买了房子，有的买了车子，有的已经结婚生子，他们享受着北京提供的部分公共服务，只是没有户籍而已。这种户籍限制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北京要切实从整个行政区范围内对产业布局和公共资源投入进行新的调整，从而引导人口向郊区新城、小城镇集中。从北京行政区域来说，北京本身也是一个城市群，即由中心城区、新城、郊区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组成的城市群。只要中心城区的产业和公共资源有效地向郊区新城、小城镇转移，人口就会相应地从中心城区向郊区疏解。北京要真正建设数个城市副中心，分担中心城区的功能与压力。
另外，北京应从首都圈、京津冀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带这个更大的空间范畴内统筹产业布局和公共资源配置，从而引导人口的合理布局与聚集。学界认为，首都圈由北京市与河北省的廊坊、保定、承德、张家口4市组成；京津冀城市群（也称京津冀都市圈）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廊坊、保定、唐山、秦皇岛、沧州、张家口、承德8市。北京的人口布局和户籍改革，应当有效结合首都圈、京津冀城市群以及环渤海城市带进行产业布局与公共资源配置的统筹谋划。
北京作为首都，在新的发展时期，在对待人口调控上，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惯性，变限制为疏导，变集中为分散，建设一个去特权化的公平包容的特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