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创业者或正迎来改革开放以来力度最大的一轮创业政策利好。
9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构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快发展众创、众筹、众扶、众包（以下简称“四众”）等支撑平台的发展。这是最新的一份国务院发布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文件。
而此前8月5日中国政府网发布的消息称，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5月至今，中央层面已经出台至少22份相关文件促进创业创新，其中3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和6月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系代表性文件。全国多个省份已经出台相关促进创业创新的政策措施。
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此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不仅成为挂在总理嘴边的高频词汇，亦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政府大力推进“双创”与“互联网+”浪潮的双重叠加效应之下，中国新一轮创业大潮正在涌动。企业家、创业投资者、大学生、海归人员、体制内科研人员、农民工等各种社会群体，无一不在这轮创业潮中寻求自己的立足地和可能性。新常态下兴起的本轮创业潮与以往相比有何特点？各种社会群体在创业潮中应如何自我定位？如何看待创业与创新的关系？财新记者专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杨德林，解读本轮方兴未艾的创业潮。
财新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多轮创业潮。以往的几次创业潮都是在何种背景下发生的？
杨德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创业潮，每一次创业潮都是由思想观念、经济制度或技术基础的重大变革引致的。
在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在深刻理解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要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从而使一大批“个体户”发展起来，这算是一次创业潮；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全国掀起一股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的“下海潮”，催生了一大批的民营企业，例如王石的万科、潘石屹的SOHO等都是那时起家；2000年前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带来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变化，一批互联网企业和国际经营企业发展起来了，例如新浪、网易等互联网企业。这一批创业潮中，也有很多海归回来创业。
财新记者：本轮创业潮跟过去相比，有何不同之处？
杨德林：2014年后，新一届政府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正在推动新一轮创新创业潮的兴起。这轮创业潮由政府力导，与以往几次创业潮相比，具有很多新特点。
从宏观经济形势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降了下来，需要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同时，还有很多过剩的产能需要消化，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因此经济结构升级和转型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因此，本轮创业潮的大背景是在中国“新常态”下，如何解决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
因此，在这一轮创业中，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创业企业才可能得到更好的、长远的发展；从政府扶持看，这一轮政府对创业的扶持是比较全面的，力度也比以往更大；从创业参与群体来看，参与者更加广泛，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批刚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也有众多回乡的农民工，还有许多各类科技人员，回国创业的海归等等。
财新记者：本轮创业潮由政府大力推动而起。那么从政府角度而言，应该为创业者提供怎样的创业环境，才能有效推动创业创新？
杨德林：从政府角度看，起码应该为创新创业做好这么几项工作。首先，要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如果政府对特定的企业或者行业保护过多，对创业者的积极性将是很大的打压。
其次，要推动创新性创业，就必须真正保护好知识产权和创新者应得的经济利益，努力营造尊重创新，尊重创新者的社会氛围。创新者之所以去创业，往往首先是受到创业带来的经济利益驱动。长期来看，创业对创新往往有支撑作用，但如果知识产权和创新者的合法经济利益得不到保护，创新利益很容易被别人侵蚀，那创新者为什么还要费力去创业呢？
再次，对具有创造性的初创企业提供必要的孵化支持。刚开始创办的小企业往往是先天不足的，虽然他们的创新意识很强，但往往会缺少资金，缺少各类创业资源等等。因此，政府要想法设法给他们提供初期孵化机制。
但是，我认为，政府不宜直接去掏钱建孵化器，做孵化支持，而是要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创业孵化中来。政府能拿出多少钱，能有多大的精力和“本事”做孵化呢？很多政府官员本身也不熟悉企业经营。所以，政府要尽力营造社会资源做创新企业孵化的条件，要让社会资源在帮助初创企业的过程中自己也能真正得到利益。政府要设计机制和政策，平衡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比如在技术成果评估中，技术入股怎么计算，能否和如何做抵押，如何获取回报等等，政策要有合适的界定。政府直接去补贴、贴息，远不如鼓励创投好。
最后，政府要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让创业者的创业成本降下来。例如，对于互联网的基础建设和互联网使用费用优惠等。
财新记者：从推进简政放权到发布“互联网+”指导意见等文件，你认为目前政府所提供的条件和创业环境是否足够？还需要做些什么？
杨德林：当前，简政放权、互联网+指导意见等政府文件出台，政府所提供的条件和创业环境正在大大的改善。从我上面谈到的几个方面看，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查研究，对相关政策和制度建设的问题进行细致地跟踪研究，动态地去完善。
财新记者：对于本轮创业潮，有媒体指出，这是每个人都应参与的不可错过的创业机遇。你如何评价这一说法？
杨德林：我个人认为，这轮创业潮对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在“经济新常态”下获得长期、持续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些媒体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参与的不可错过的创业机遇”，我的看法是，在这轮新的创业潮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去养成“创新的意识”，提升“创新的能力”，培养起“创业的精神”，而不必每个人都去“创办一家企业”。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和能力特点”，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办和经营企业”。况且，我们的社会还需要人们去从事各种各样其他的工作。你试想一下，每个人都去创办一家企业的话，谁去做企业的员工？这样全社会的创业企业都不会有竞争力。
财新记者：从创业者角度而言，你认为哪些社会群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比较适合创业？创业成功需要哪些因素？
杨德林：从创业者角度来看，适不适合创业要有很多方面的判断。首先，创业者要看自己是否是一个适合创业的人。
例如，一些人的个性特点是习惯在一段时间专门把精力放在一个问题的探索上，他把一个问题弄清了，再考虑转入另一个问题。有这样特点的人可能适合做科学研究。而创办一家企业，创业者在每个时间段都会面对一大堆综合的、多头绪的问题，他需要在信息还不完全的时候做出决断。如果信息完全了再做决定，可能市场机会已经没有了。换言之，创业者要具备“不完全信息判断能力”。因此，不具备上述这样特点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创办企业。又如，创业者还需要具有领导能力，领导力不足难以把一个企业给带好。创业毕竟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当然，对个人是否适合创业这样重大问题的判断，有时可能需要在尝试了不同的事情后才能得出结论。因此，我常常在我的课堂上对学生说，请你们结合学校的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尽力尝试不同的事情，并养成评估的习惯。
如果一个人判断自己性格适合创业，也不是说马上就可以去创业了，还需要做一定的创业准备。比如说，要尽力去积累创业领域要求的知识基础和经验，要培养起自己的一些专门技能，努力构建创业所需要的人脉关系等等。
财新记者：当前，从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到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政策层面利好频频。你认为这些不同社会群体在创业中应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他们需要的创业环境和扶持政策有何异同？
杨德林：我个人认为，各个群体里都有适合创业，也愿意创业的个体，关键要看他们个人的具体情况，包括他的个性，经验积累，技能的掌握，资源和人脉关系的建设等等。不能简单地说那个群体适合或不适合创业。
对于在读大学生这个群体，那些已经发现了很好的创业机会，有很强烈的创业冲动的学生，可以尝试一下休学创业。现在的政策给他们提供了尝试的条件。我个人认为大多数的学生还是要踏实认真学好各自的专业知识。实际上许多真正有竞争力的创业企业，往往是基于创业者或创业团队在专业领域的重要创新结果发展起来的，要成为真正的专业人士。因此，今日学好专业，打好扎实的专业基础，可能是这些知识群体今后创业成功的重要基础。即使现在很多大学里面为学生提供了模拟创业的环境，但毕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商业生态，一旦真正开始创业会发现有很大不同。
我们对清华大学和MIT毕业生中的创业者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多数成功的创业者还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去创业。像比尔盖茨这种休学创业的案例，还是属于少数，而且仔细分析起来，比尔盖茨创业时候，他的专业能力在行业中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对于科研人员、海归等群体，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了，创业会更好一些。现在我们还是缺少鼓励他们潜心研究或者进行成果转化的环境。农民工创业，也是要在打工过程中先学到了一些知识和管理经验，才能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创业，比如开装修公司的，此前往往在装修公司工作过等等。
对于大学、科研人员、农民工，留学生群体，他们各自需要的创业条件会不一样的，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群体制定一些专门政策。
杨德林：简单的说，创业是用创新的办法和手段去创办和发展一家新企业。一般来讲，没有创新的办法和手段，所创办的新企业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狭义的创业认为，仅仅创办了新企业不一定算作创业，只有运用了创新方法和手段的新企业创办才视为创业。
创新不仅在新创企业中存在，在大型的、成熟的企业中也有。这就是说创新并不是创业企业特有的。然而，新创企业往往相对于大企业更具有创新的活力，他们的创新精神更足，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重要的创新性成果来自于创业企业的原因，虽然他们往往比大企业的创新资源要匮乏一些。
为了社会的长远发展，政府和社会不仅要鼓励大企业的创新，更要对创业企业的创新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立足于“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在这一轮创业潮中，政府应该更多去鼓励创新性的创业企业，而不是去催办一堆不能持续发展的新企业，否则可能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在政策扶持中，要识别和鼓励真正具有创新性的企业，特别是推助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友好型的企业，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