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既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作为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双重故乡”，回顾其城市化历程并概括发展特征，对促进中国城市化稳健发展，无疑有非同寻常的政策启示意义。
英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始于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从1760年产业革命开始，到1851年，英国花了 9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50%的国家，基本实现了城市化（1830年初步完成工业化）。[1]而当时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即世界城市化率仅为6.5%。[2]1863年，伦敦开通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便捷快速的立体交通网络和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优良的港口区位优势，使得伦敦这个16世纪末的欧洲贸易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到1921年，英国城市化水平已达77.2% 。[3]可见，英国初步完成城市化用了90年时间，而从初步完成到成熟阶段用了大约70年左右的时间。
（一）农业革命为城市化作准备
英国城市化的崛起与发展，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正相关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长达几个世纪的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则为演绎这种正相关属性提供了前提条件。
就农业革命而言，圈地运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促进英国农业实现商品化经营，从而为城市化正式拉开帷幕作了必要的准备。圈地运动摧毁了传统的农村小生产方式，使土地能够集中，大量资本投入到农业生产生并与资本主义农场制结合起来，为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打开了通道，农业生产率飞速跃升;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准备了失去土地的无家可归的产业工人，部分土地贵族变成了资产阶级工场主，土地贵族将大片土地租给大农场主，农场成为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地理大发现和新航道的开辟，商品化农业开始由国内面向海外，到16世纪中期，英国农业生产从自给自足的小农产品经济过渡到面向广阔海外市场的商品化农业经济。到1700年，英国完成农业革命，这个早在16世纪引进荷兰农业技术的国家彻底摆脱了“马尔萨斯低水平均衡陷阱”，跃变为当时世界农业的麦加。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英国粮食、肉类和农业原料越来越靠从外国进口来满足。1852年－1859年之间，国内小麦消费量的25.6％是靠进口供应。1868年－1875年，这个比重增至48％以上。1910年，粮食的自给率只有35.6％，棉花全部靠进口来维持。[4]
正是由于圈地运动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行动，才有可能将粮食、牧草种植和养羊全部投入商品化生产。圈地运动所开启的英国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也为包括工业人口或城市人口的全社会提供充裕的粮食，导致人力资源和资金资源最终大规模地流向工业部门。这种“羊吃人”式的土地兼并运动所导致的城市压榨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的产业结构转型，虽然蒙上残酷、不道德的阴影，但却客观上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的进程。当然，这种方法在文明的世界里已经不能再采用了。
（二）商业革命为城市化作准备
在英国工业革命与大规模城市化到来之前，商业贸易的蓬勃发展已经引人瞩目。1615年，孟克莱田发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主张商业流通才是利润的主要来源，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国家财富的增长要靠对外扩张贸易，贱买贵卖。这为英国推行海外殖民侵略、商业资本跨洋掠夺积累作了思想上的准备；16－18世纪，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道的开辟，以及远洋航船的建造、枪炮的配备，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大行其道有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英国商人活动的范围从原来的地中海周围得以扩展到世界各地，商业资本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商业资本积累日渐雄厚，主要从事贩运商贸、奴隶贩卖、海上掠夺、海外开矿的商业资本家大量涌现，资本积累与流动的快速度有力地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1801年，英国与爱尔兰合并，在疯狂实施海外扩张后，英国1914年的殖民地面积达到本土面积的111倍，人口为本土的8倍，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殖民大国。世界贸易往来所开拓的国际市场与经济联系，磁吸了大量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成为推动英国工业革命与城市化展开的重要因素。
（三）在城市化与工业革命的互动中，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实现双重优化
英国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 30年代末基本完成，持续70年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让位给工业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经济思想也由重商主义国家干预转到“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调节，城市化与工业革命的互动实现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双重优化，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世，则为这种双重优化格局的繁荣持续演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许多新城市并不是在原有的封建城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工业村庄和工矿区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矿业资源丰富的城镇、工矿区，借助便捷的运河、港口、铁路的交通优势，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批无家可归的农民产业工人，资源、区位、交通优势的组合优势形成经济集聚的强大能量，呼唤着一批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英伦大地。城市的繁荣则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商品批发、运输业、仓储、旅店等商贸服务业，信贷业务也发展起来。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在新型的工业区出现了象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伯明翰这样的大城市。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则为工业革命与城市化推波助澜，“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5]
（四）交通运输革命促进城市化发展
英国工业革命与城市化互动中的交通运输业革命促进了郊区城市化。1825年，英国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9世纪中叶，基本形成铁路运输网。在19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大中城市都通了火车，大部分地方离火车站的距离已在10英里以内。汽车、运河、汽船、公路、公共汽车、铁路等把英国的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连成一片，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同时带动了许多相关的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建筑业、邮政通讯、商业服务、教育科技、文化娱乐、金融保险等。1863年，伦敦开通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地铁的开通，使得生活居住地带与工作区的通勤距离更加缩短。
（五）“激进式推进”与以伦敦为节点城市的城市化发展
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区域是以伦敦成为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为据点展开的。早期英国城市化的区域移动路径是由东南向北部转移，工业革命首先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而它对英国城市化进程由东南向北部的推进，反过来通过城市功能的“极化”与“扩散”，又进一步推动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关于英国城市化的“激进式推进”过程，著名的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认为:“城市发展并不是一个逐步的、渐近的过程，而是经历了许多不连续的步骤与阶段。今天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激增，与过去的城市发展全然是两回事。”[6]
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治理。1760年－1851年，英国初步城市化完成期间，大量失业工人生活居住条件恶化，死亡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严重。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 “在伦敦，拥有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政府解决城市化中伴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制定有关法规－设立专门机构－提供市场失灵领域的公共住房、就业与福利保障这样一条主线展开的。
（六）有利于城市化问题解决的法律制定
1875年英国第二次通过《公共卫生法》，建立了为贫困无助者提供居住和工作的济贫制度。1866年通过了《环境卫生法》；1909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涉及住房和城市规划的法律(Housing Town Planning etc.ACT,1909)；1945年的《工业分布法》；1946年的《新城法》；1947年英国颁布了《城乡规划法》；1949年的《国家公园和乡村通道法》；1952年的《城镇发展法》。1936年凯恩斯发表《通论》，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调节必然经常导致失业与生产过剩，主张国家实行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中心，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以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城市化就业不足、住房不足、贫困等社会问题；1942年，“福利国家之父”的威廉·贝弗列奇发表《社会保险及关联服务》的报告，提出消除“贫穷、疾病、懒散、无知、肮脏”等社会问题，建立以医疗保健和国民教育为核心的全国性社会保险制度的主张。这些经济思想与社会政策主张，受到长期处在城市化社会问题困扰的英国政府的赞许。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更是推动政府拉开了第二次大规模治理城市化负面问题（城市病）的序幕。这一次英国主要利用法律法规推行“福利国家制度”，以弥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局限性给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不和谐。福利国家是指那些通过立法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英国把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看成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的重要职责，通过总的纲领和服务措施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医疗服务;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提供教育服务;即向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社会保障。福利国家全面的社会保障要依赖一种“正式的城市体系”贯彻，这个“正式的城市体系”是指用于集体消费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由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组织机构和各种服务项目(集体消费部分)组成。包括土地、道路、下水道、饮用水、电、煤气等，也包括了规划、警察、消防、卫生、教育、住房等。提供这些服务和物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部门和国营企业，它们的运作对城市生活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R.E.帕克；)
战后，英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阶段，城市化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力量来完善，“正式的城市体系”必须对城市化进行干预[7]，这种干预方式就是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相应的组织机构的建立，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金融和产业措施提供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来消解城市化的负效应。
结语：英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呈现出的六方面基本特征，正可以对促进中国城市化提供有益的启示。如重视交通运输的现代化建设、克服城市病的法律建设、重视农业和服务业现代化对城市化的促进、重视以超大城市为中心节点的城市圈发展，以及通过城市化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双重转型。回首中国城市化已经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在重视农业现代化以及依法治理城市病，从而促进城市化稳健发展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重视并创新更为有效的政策，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在其它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则相对显著。
注释：
[1]邬沧萍等主编：《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
[2]盛郎：《世界人口城市化进程》，《人口与经济》，1986（6）。
[3]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4]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00页。
[6]参见K.J.巴顿：《城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研究室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6月版。
[7]“正式的城市体系”，与现在讨论的宏观调控体系并无二致，城市化作为经济与社会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城市病如环境污染交通住房拥挤等公共服务实施短缺,使得英国城市政府认识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干预城市化的必要性，对发展中国家推进城市化中充分采取宏观调控力与市场力的协调以推进城市化提供了启示和先导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