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制造业回流话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过去的几年中，媒体长篇累牍地报道了美国制造业的回流，指出回流原因包括中国工人工资快速增长、美国工人工资增长缓慢、海运运费降低等。Harry Moser是倡议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非营利组织Reshoring Initiative的创始人兼主席，他在2015年5月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制造业的趋势是回到国内，鉴于目前仍有3000-4000万制造业就业岗位被外包出去，因此美国制造企业回流有巨大的潜力爆发出更惊人的增长”。总统奥巴马在发表2015年国情咨文时，暗示了制造业回流是美国就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深信我们能逆转外包浪潮，在国内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过去五年多来，我们已经创造了超过11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然而，没有详细的数据分析，我们无法确知这种回流是代表了大趋势，亦或只是少数企业的个别事件：相比新外包业务的增长，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规模是大是小？Reshoring Initiative是否只关注了跨国公司复杂全球生产活动中的一个流向，而对更大规模的外包业务发展趋势视而不见？近期美国就业的部分增长，能直接归因于制造业的回流，还是只是美国整体经济复苏的一种反应？
我们基于大部分美国企业全球运营活动的数据，认为：尽管一些公司转变了先前外包业务的决定，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制造业回流是普遍趋势，全球供应链依然欣欣向荣，短期内不太可能会改变。但这种情况对美国经济或美国工人而言，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相反，持续的外包提高了美国制造业部门的竞争力，有利于美国工人和消费者。
PIIE此前的研究指出，随着美国企业扩大国外运营活动，带来的净效益是美国国内更多的就业，当然，业务外包确实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有些工人会失业，但是，外包新增的就业岗位远多于失去的岗位，因此，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如何能让美国的工人抓住经济新增领域的优势，而不是纠结是否要限制外包。
此外，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所带来的就业只占总就业的4.6％，这样小的份额与其他驱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相比有着巨大差距，也说明了倡导制造业回流是忽略了美国制造业日趋增加的复杂性。
企业回流案例
自2009年开始，美国企业把生产线从低工资国家迁回美国的报道就屡见报端，诸如：
2009年，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决定将生产热水器的生产线从中国迁回美国肯塔基州路易维尔（Louisville），另外，该公司也将部分高端冰箱的生产从墨西哥迁回美国。
2010年，全球最大的扣锁生产商玛斯特锁公司（Master Lock）转移了原先的100个就业机会回密尔瓦基的工厂。
2012年，卡特彼勒（Caterpillar）在德州维多利亚地区开设了一家生产挖掘机的新工厂。
2013年，惠而浦（Whirpool）宣布计划将其部分洗衣机生产从墨西哥蒙特雷转移至美国俄亥俄州克莱德的一个工厂。
2014年，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宣布将下一代凯迪拉克SRX SUV越野车的生产从墨西哥迁回田纳西州的春山工厂。
2015年，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宣布将在其克里夫兰引擎工厂生产新型EcoBoost引擎。
对于一些希望美国制造业永葆回流趋势的商界和政界领袖而言，以上这些案例无疑抓住了他们的眼球。2010年，一家器械制造商的前董事长Moser创立了Reshoring Initiative，旨在鼓励更多的美国企业将生产环节搬回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对这一组织大为赞赏。
咨询公司也加入了探讨美国制造业回流情况的大军。波士顿咨询（BCG）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报告，认为制造业回流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预计将会有相当大的增长；在其2012年4月主导的一项网上调查中，发现公司身家在10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中，有37%正在着手或考虑将其产品生产从中国移回美国；2014年4月，波士顿咨询又发布了一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的报告，美国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其中该指数关键的四大影响因素包括工资、生产率增速、能源成本和汇率。同年，科尔尼咨询（A.T.Kearney）发布一份报告，阐释了企业决定是否回流时会考虑的因素。
光有案例是不够的
尽管少数知名案例被广泛报道，但事实上并无证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回流是大趋势。尽管根据科尔尼咨询的报告，2014年有300多家的美国企业选择了回流，相比过去有所回升：2013年有210家，2012年是104家，2011年为64家，而2010年仅有16家。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跨国企业有超过25000家外国子公司、全球雇员超过3600万人，上述那些回流案例显示不是在同一个数量级别的。
更重要的是，关于制造业回流的讨论通常只关注单向流动，事实上，同一时期，大量的公司都在扩大其外包业务，那些被广泛关注的回流案例中，其实大部分的公司同时也在扩大外包业务。例如，虽然通用电气2011年在美国建立了新工厂，但该公司同时也在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新建工厂；福特虽然高调宣布了其回归计划，但2015年它同时也宣布在墨西哥投资25亿美元新建工厂，加上丰田在墨西哥投资10亿美元新建工厂，墨西哥因此大概多了6000个工作岗位。这些案例，都昭显了跨国公司生产持续的全球特性，对于任何熟知跨国公司全球决策复杂性的人来说，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计划其实并不令人吃惊，跨国公司的结构是复杂的，进口最多的企业也可能是出口最多的，因为全球生产并不只是单向的流动。因此，相比单纯关注制造业回流，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外包和回流的净效应。
近期美国制造业就业率的提升，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承诺热情。然而，制造业就业率的上升，更多是危机后经济自然复苏所致，相比2009年，2014年美国制造业确实多雇佣了34.1万人，但这种比较非常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反应的是商业周期模式而非长期发展趋势。尽管过去几年美国制造业的总雇佣人数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200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1420万，占总就业的10.6%，而到2014年，制造业总就业人数降至1220万，占总就业份额为8.8%。目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这种小幅增长，远未达到扭转趋势的水平。事实上，自从1976年以来，美国就业中制造业的所占的份额，不管在经济扩张期还是衰退期，每年都在下降。
数据怎么说
为了弄清制造业回流是否已经超过外包业务的发展，我们需要审视更全面的数据。其中一项尝试便是科尔尼咨询发布的2014年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即美国制造业进口的年度变化/总产出变化。根据该指数，在过去10年中，有9年的制造业外包产品进口增速超过了美国国内制造业总产出增速，意味着制造业的外包增长超过了回流。
同样，为了检验美国制造业回流是否已是大势所趋，也可以利用所有美国跨国公司的官方数据去探究这些公司的外包业务是否发生了剧烈的逆转。为此，准确定义外包非常重要，我们将美国制造业的外包产品定义为：在海外生产、回到美国销售的制成品。
图1：1999-2012年美国跨国公司进口额（单位：十亿美元）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图1显示了美国跨国公司在1999-2012年间的进口情况，实线表示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虚线表示美国跨国公司非子公司的进口，通常就是海外代工生产（foreign outsourcing）或正常贸易（arm""s length trade）。实线是测度外包业务很好的一个指标，因为那些商品就是海外生产、然后运回美国进行最后的组装或销售。截至2012年，以上类型的外包业务基本保持了上升趋势，并未发生逆转，仅有的下挫发生在2009年，但这仅仅是对危机后经济衰退的周期性反映。
但有可能所有跨国公司的业务都在上升，而不仅仅是外包业务在上升，为了消除这种偏误，图2给出了美国跨国公司所有外包进口在总销售中的比重，显示的结果与图1的类似，而且，用总销售额调整后，2009年的下挫就消失了。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跨国公司的销售中，只有很小部分是由其子公司的进口贡献的，1999-2012年，其在跨国公司总销售中的份额仅从5%上升到7%，也就是说，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美国企业有普遍回流趋势，但也说明美国没有出现企业外迁的潮流。
图2：1999-2012年美国跨国公司进口额占跨国公司总销售额的比重（单位：%）
对中国的外包业务成本上升时，发生了什么？
很多对美国企业回流的判断，依据是认为新兴市场上升的成本抹杀了外包业务在这些国家的成本优势。尽管缺乏美国企业回流的证据，但中国工人工资的快速上升非常明显，2010年的工资是2000年工资的三倍还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劳动力报酬在2013年上升12%，2014年上升10%。但是，难道因为中国劳动力报酬和其他要素价格的上升，我们就能期待看到美国企业回流的快速增长？当然不尽然，虽然中国劳动力的报酬在上升，但跨国公司还能在其他国家继续享受低成本收益，回流并不是唯一选择。
我们将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定义为美国跨国公司从中国子公司的进口，图3显示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有小幅下降，但2012年又恢复到2010年的水平；同时，美国对泰国、巴西、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的外包业务增加了。图4显示了同期对墨西哥的外包业务情况，之所以将墨西哥单独拎出来，是因为它承接的美国外包业务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2010-12年，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停滞不前时，对墨西哥的外包业务却增长了17%。
尽管外包地点的迁徙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但事实上有大量的企业生产线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迁往另一个发展中国家。
图3：2000-12年美国跨国公司从特定国家子公司的进口额（单位：百万美元）
图4：1990-2012年美国跨国公司从墨西哥子公司的进口额（单位：百万美元）
当然，对于支持美国企业回流的观点而言，中国劳动力飙升的工资并不是唯一的解释，根据科尔尼2014年的一份调查，在选择是否回流时，企业考虑因素的排序如下：首先是缩短交货时间、其次是减少总购置成本、然后是质量提升、减少运费，而工资与改善客户体验一样，只是排名第5的考虑因素。其他的回流动机包括品牌偏好、更高的生产率、产品创新和差异化、减少存货等。因此，美国企业回流不会仅仅是为了应对中国劳动力薪酬的上涨，也为了实现更靠近美国消费者、享受美国工人更高技能等的收益。
尽管企业回流并不是一个广泛现象，但这无损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事实上，美国的跨国公司会持续开展外包业务，但这些跨国公司也将持续变强，在美国本土进行更多的生产，推动更多的美国出口。美国制造业结构已经发生改变，但适应全球商业特性的能力对美国制造业持续的增长依旧至关重要。
图1、图2显示了近年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持续增长，图5显示了这些公司外包业务增长的同时也伴随了其美国本土制造的增长，图6展示了美国跨国公司“美国制造”的出口，很明显，外包业务在增长的同时，美国制造的出口也在上升。
图5：1999-2012年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境内的销售（单位：十亿美元）
图6：1999-2011年美国跨国公司“美国制造”的出口额（单位：十亿美元）
而服务业出口的增速更加惊人。近几年，美国服务业出口的增速已经超过了进口增幅，服务行业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2250亿美元（图7）。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高技术领域，比如工程设计、法务、咨询、研究、管理、信息技术等，无疑会持续推动美国未来经济的增长，而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铸就了美国制造业未来的关键。
图7：1999-2013年美国服务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单位：十亿美元）
美国制造业日益强大，这种趋势也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然而，制造业的含义今时不同往日。尽管制造业就业率在下降，但无论是制造业部门的产出，还是其人均产出，都在持续增长，但回流并不是原因。同时，我们还发现，相对外包量小的公司，将业务更多外包出去的美国跨国公司，它们在美国的就业岗位、产出、资本支出、研发支出的增幅更大。因此，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目前欣欣向荣，而这并非因为企业的回流，相反，外包是美国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一个要素。
但对就业的影响呢？事实上，早在近期企业回流之前，美国制造部门的绝对就业量及其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一直都在下滑，部分原因是美国消费者需求的改变：从消费制成品开始转向服务，但这种下滑最大的原因是技术变革，许多基本的制造业流程实现了自动化，减少了所需的劳动力，目前，机器能轻松胜任制造业绝大多数的常规工作、以及中低端制造业的工作。因此，外包业务的发展不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的最大因素，反而是美国企业保持竞争力的驱动力：通过外包，企业能优化资源，更多聚焦于如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事实上，证据显示企业里低技术含量、更常规的工作被外包出去，但高附加值的业务却在美国国内得到进一步的扩张。
如今，制造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多的改变，而许多与制成品相关的生产企业并未被纳入美国制造业的官方统计中，Andrew Bernard和Teresa Fort将这些企业称之为“非工厂化的产品制造商”，指出这类企业的数量近年来持续增长，其中很多都是行业里的著名公司，比如苹果公司。
在Andrew Bernard等人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他们聚焦于属于制造企业但在统计中却被归入了服务类别的丹麦企业，发现2007年这些企业的就业量占了丹麦总制造业就业的10%，因此，一旦将涉及制造业生产但被归入服务业的企业纳入统计中，丹麦制造业就业的实际降幅就远小于官方的统计。
美国企业回流的倡导，反映了回归传统制造业的愿望，但这却忽视了制成品生产组织的诸多重要变革，同时也忽视了伴随而是的机遇。说到制造业，我们不应该再浮现工人在生产线上装配产品的场景，如今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尤其是高工资、高附加值的岗位，更多是集中在如产品设计、分销、供应链管理等领域。
表1：2005-2014年美国制造业中各类别就业份额的变化（%）
表1显示了制造业10个最大类别子行业过去十年来就业份额的变化：即便是在严格的制造业定义下，增长最快的行业类别是建筑设计、商业和金融、管理、计算机、销售等，更为传统的制造业岗位就业降幅最大，在制造业总就业中大约占一半的份额——鉴于制造部门整体就业只占美国总就业中8.8%的份额，这意味着传统制造业就业，在美国总就业中大概只有4.6%的份额。因此，相对于更能持续加速美国经济增长的大量其他领域，回流倡议却局限于为这4.6%就业份额而努力，这是一种不必要。
总结
未来几年，随着一些企业重新考虑外包决定，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回流例子，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包不适合美国企业。在全球生产日益复杂的今天，跨国公司经常会变换生产地，但至今，还没有美国企业大规模回流的切确证据。更进一步地，这种现象并不代表美国经济的挫败，相反，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利用全球供应链的能力。
因此，聚焦于企业回流、尤其是制造业部门回流的政策是有误导性的，它应该着眼于美国企业最具竞争力的方面，从而在更加全球化的背景下激发最大的增长潜力。抓住未来机会的关键在于培养合格的劳动力队伍，也就是政策应该投资于教育，构建劳动者在数学、科学、管理、交流方面的技能，以便更好地适应美国企业中日益增多的服务岗，代替更为传统的体力生产和装配岗位；这也意味着要增加对高技能人才的签证，以便扩大美国高素质劳动者队伍。这样，美国才能持续营造尖端产品设计和管理的氛围，不至于变成这些产品的装配车间。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即使美国的外包业务继续保持增势，美国制造业也不会过时，美国制造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多年，对美国工人而言，关键是向前看，抓住未来的机会。
注：《思想库报告》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出品的一份公益性电子刊物，以国际智库之思想，关照中国改革之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