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姜鹏的新著《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该书甫一出版，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
《资治通鉴》由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历时十九年编修而成，意在“资治”，关注官员修为与国家政治清明的关系，成书以来备受推崇。毛泽东晚年在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一生前后阅读达十七次之多，他认为读此书可“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张岂之认为，《资治通鉴》是充满政治智慧、值得一读再读的书；《德政之要》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式，从修身、齐家、治道三个层次，解说中国古人施行德政的关键点，有助于提高今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政治学家李君如认为，《资治通鉴》是给帝王看的，《德政之要》则是给大众读者尤其是领导干部看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史资治，足以扬德政。
姜鹏研读《资治通鉴》多年，有深刻理解与独到识见，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资治通鉴》，目前正参与王水照教授主持的《司马光全集》中《资治通鉴》的整理工作，这本《德政之要》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
近日，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姜鹏就《德政之要》出版，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
读书：您的新著《德政之要——<资治通鉴>中的智慧》受到读者的普遍关注与好评。请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特色及撰写经过。
姜鹏：自十九世纪后期中西文明冲突以来，对于如何面对新的变局，思想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但无论具体争辩怎么变化，其中有一条主线是非常鲜明的，即如何在中国和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平衡。因为中国是太有传统的国家，而且是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放弃自身文化本位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选择，但我们又不可能拒绝现代化与全球化，所以在学习西方与保持自我之间的平衡就显得格外重要。一百多年前的中体西用说，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整理国故，改革开放以后至少出现过的两波传统文化热，都能说明这一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加重，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得以恢复。这种情况下，重新认识传统的呼声也随之增强。最近，屠呦呦先生获诺贝尔奖所引发的热议，事实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情况。拥护传统者强调，屠先生的成就建立在传统中医药学基础上。延续五四以来启蒙思想者认为，最终成果是通过现代西方科学实验方法取得的。这样的争辩是好事，促使我们认真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各自的价值。
在思想资源的开发上，重视传统与引介西方两条络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是同时存在的。介绍西方经典与思想前沿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比如曾影响一代人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近年来随着出版业发达而更为活跃的各类译丛。从传统文化或国学的角度讲，虽然不同阶段音符强弱有所区别，但整体看，呐喊的声音一直未曾断裂，且近几年有越来越强之势。各类国学讲座、国学社团、国学读物遍地开花。
《资治通鉴》作为中国传统最为经典的著作之一，照理说应该得到重视和普及。可能是因为这部著作篇幅巨大，以及其主要内容和政治治理有关，这些年来，在各类传统文化普及工作中，对《资治通鉴》的介绍虽然有，但还远不能和这部书的历史地位相匹配。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试图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撰写一批各有侧重的《资治通鉴》普及读物。《德政之要》是其中的一种。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资治通鉴》的确不是一件轻松事。不仅因为现代人比古人更为繁忙，也缘于对古文有一定隔阂。为了让现代读者能更多地了解《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著作，继续让沉淀的历史智慧发挥作用，为今人提供更多参考，我们撰写、出版了这本小书，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资治通鉴》涉及的内容太广泛，我们只能精选一部分，按主题进行编排。每个篇目都是引用《资治通鉴》或相关典籍的原文在前，用白话文撰写的解读、分析在后，希望以这种方式让现代读者更加便利地进入到古代典籍中去。
读书：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被誉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双峰巨著。如果从文字的可读性而言，《史记》中诸如“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等故事以其情节曲折生动而早已广为流传，以此作为素材更易达到普及传统文化、以史为鉴的目的。您能谈谈这两部巨著的不同点以及您选取《资治通鉴》作为解读素材的原因吗？
姜鹏：我曾和朋友们开玩笑说，睡眠不太好的朋友，每晚临睡前读书，千万不要读《史记》。因为里面的故事太精彩，被吸引住后手不释卷，更容易失眠。要催眠，一定要在床头放《资治通鉴》，保证翻不到三页就睡着。
我曾用一句话来概括《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区别：《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史记》中的故事总是跌宕起伏、波澜曲折。除了“鸿门宴”，还有脍炙人口的“荆轲刺秦王”、“赵氏孤儿”等故事。但后代很多史学家曾指出，这些著名的故事里都有不实之处。比如，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不仅与《左传》出入很大，且《史记》本身的说法也有自相矛盾处。又比如，近年新出土的材料证明，司马迁描述的秦二世和他的哥哥扶苏之间的政治斗争，不一定是事实，秦二世很可能的确是秦始皇临终前指定的继承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质疑很多。司马光也批评司马迁喜欢猎奇，往往采用一些能调动人们阅读欲望的故事。应该说，司马迁的确很懂得写作和揣摩读者心理的技巧，放在今天肯定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畅销书作家。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无论其个人身份还是写作目的，都与司马迁有着巨大区别。我们今天提起司马光，一般都重点强调他是位史学家，当然也知道他小时候砸过缸。但当我们尝试着回到司马光所生活的时代考察他的身份，我们会发现，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司马光更重要的身份是当时最大的政治家之一。司马光二十岁考中进士，此后历仕北宋中期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最后薨在宰相的位置上。他的政治思想、政策取向对不对，可以另外讨论。但无疑，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里面，他是最懂政治的。
他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也是为了让历史给未来提供借鉴，以迎来更好的政治。宋神宗为《资治通鉴》所作的序中写到：“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以往事为鉴，有助于归纳、提炼治国的道理，这就是“资治通鉴”书名的由来。以提供治理经验为目的，以政治家的眼光重新选择、解释历史，这就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有别于以往的所有史学著作。
我在《德政之要》的序言里，曾以刘邦晚年废太子案为例，分析同一个故事在《史记》和《资治通鉴》中的讲法有何不同。这种不同非常好地体现出司马迁和司马光之间的身份差异：文学家和政治家观察历史、讲述历史的角度往往会如此不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德政”与“法治”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
读书：您的新著取名《德政之要》。德与政，前者属于道德学的范畴，注重对善的追求、自身修养的提高；后者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涉及法治、规则或制度等。如何理解“德政”？“德政”与过去常说的“仁政”有何区别？
姜鹏：这里的“德政”，事实上指的是一种治理模式。在中国古代，贤人政治是主要的政治模型，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古今中外出现过很多治理模式，“德政”是其中一种。
我不太同意现在很多人的看法，一提起“德政”，以为就是翻封建时代的旧古董，并认为它与“法治”潮流是相抵触的。相反，我认为“德政”与“法治”应该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便是在现代社会里，强调“德政”，同样有其意义。
“德政”与“法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很多人一听到“德政”，就以为是要以“人治”代替“法治”，神经过于紧张了。法为善法，离不开人；人为善人，离不开德。不管人多坏，冰冷理性的法制都能自我运转，并将社会治理好，只是一个神话，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强调法治的社会，同样离不开人的道德基础，古今中外莫能例外。
司马光重视法治，这是《资治通鉴》最大的特点之一。我们在《德政之要·治道篇》里特别安排了“依法治国”一节，阐述《资治通鉴》的法治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光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家。只见法不见人的条文形式主义，恰恰是司马光批评与反对的。由于篇幅原因，这一点我们在《德政之要》里没能重点展开。我在另一本解读《资治通鉴》的著作《帝王教科书》里分析过商鞅的案例，指出《资治通鉴》总结商鞅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执法为人的道理，眼中只有法令条文本身，而没有人的价值存在。这是非常可怕的。司马光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司马光的法治思想，比传统法家更为深刻。
读书：俗言“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因为大家认为《三国演义》充斥着权谋类的智慧。“《资治通鉴》中的智慧”，与这类权术谋略类的智慧有何区别？
姜鹏：我在《德政之要》的序言里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历史上有些名人曾批评史书是“相斫书”，就是专讲打来打去、算计来算计去的书，朱熹、梁启超都发表过类似看法。这个观点影响到今天很多对传统文化有偏见的人，这些人中多数没仔细读过《资治通鉴》或相关的经典著作，一听到有人提《资治通鉴》这类书，就会忿忿地说，里面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阴谋大荟萃，我们的传统都是糟粕！我在讲学过程中，多次碰到这种情况。作为一名传统史学的忠实粉丝，每次听到这样的言论，我都非常愤懑，但作为学者，我必须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朱熹和梁启超发表这样的言论，有特殊的语境，因为他们都有论敌。朱熹的很多重量级论敌，当时都以浙江地区为活动中心，形成了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浙东学派，往下又可以细分成金华、永嘉、永康等诸多支脉。这些学者的共同特点，都是重视研究历史，重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通过对历史上政治、制度的研究，来提高人们对当前环境的认识，并尝试着将这些知识运用到改革现实弊政上来。朱熹和他们在知识论和政治观点上有很多分歧，所以经常批评浙东学者痴迷于史学。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评，则是立足于清末民初的知识更新，希望改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来推动民族进步。
事实上，无论是朱熹还是梁启超，他们本人都对传统史学有精深的研究，而且都对《资治通鉴》评价极高。朱熹曾把《资治通鉴》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以传达自己的历史、政治理念。梁启超则称赞《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教科书。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片面地了解名人的只言片语，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极端判断，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比如在如何对待《资治通鉴》这类传统史学著作的问题上。《资治通鉴》汇总了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里面当然会牵涉到很多政治纷争，但仔细读过这部书的读者就会知道，这里面不仅没有半点“阴谋论”的痕迹，而且恰恰相反，司马光始终在引导人们，凡事必须走正道。歪门邪道、小聪明，有时候虽会给人带来一点眼前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必然是失败的。
《资治通鉴》用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事例来证明这一点，通往光明和永久性成功的，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正道。什么是正道？凡事不能唯利是图，小到个人行为举止，大到国家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公是公非，等等，其内涵可以很丰富。我们这本书的各个篇章里，选择《资治通鉴》的一些段落对这些问题加以具体说明，不在这里展开。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词：格调。《资治通鉴》是一部格调很高的书，它告诉你人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真正的智慧，而不是一部汇集小聪明、小计谋的故事丛林。这是一部沉淀着千余年古人智慧的史书。
读书：如您所述，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那么，对于更多作为普通大众的读者来说，《资治通鉴》的阅读价值如何体现？
姜鹏：这个话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资治通鉴》的编写，的确是以治国理政为核心内容，以建构一个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为目的。用梁启超的话说：“例如《资治通鉴》，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课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帝王，也没有士大夫了。那我们还有学习《资治通鉴》的必要吗？当然有。不管时代怎样变化，社会管理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资治通鉴》归纳出很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般规律。抛开帝王和士大夫这类特殊的个人身份，今天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仍然能从《资治通鉴》中汲取丰富的管理智慧。
而且，除了治国理政之外，《资治通鉴》同样注重人的修养。一个良好的社会，必定是由具有良好素质的人组成。所以我们选编的时候，是以修身、齐家、治道三大主题进行编排的。希望这样的解读，能在注重道德净化的今天，对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素质有所帮助。同样希望它能在生活、工作各方面，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借鉴与帮助。
其次，我们可以从阅读本身的意义来讨论这个话题。人类一直在进步，尤其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但就人的本性、基于人性核心的人类活动而言，大概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没有太大本质性的变化。我们通常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正是从这个层面来理解人类历史的。也正因为如此，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才会对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仍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能见识到的人的基本情感、思想与行为，几乎在古人那里都发生过，所不同的只是在于今天的人能够凭借更先进的技术条件来表达自己。但要在丰富的人类历史中提取其最精华的部分，并理成有头有绪的系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且具有很强延续性的国家来说。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社会阅历、卓越的洞察力，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
无疑，在所有传统史籍中，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资治通鉴》。对于读者来说，没有任何一部史书能像《资治通鉴》那样，让你读完之后感觉到真正将千余年的历史因革、兴衰成败洞然于胸中，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力量。
古人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能陶养人的性情、增加人的气质，那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必然能使人胸有千沟万壑。已有的历史，复杂的变化，头脑中储存了无数这样的知识，必然增强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一批伟大的人，用尽他们的生命来书写一部沉淀着千余年古人智慧的史书，必然能给读者带来更宽广的视野、更高大的格局。
修身、齐家、治道，《德政之要》内容的分类依据及取舍标准
读书：全书分为修身、齐家、治道三部分，这应该源自《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分类。将“平天下”改为“治道”，原因何在？
姜鹏：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这一理念，经历代学者不断诠释，由宋儒集其大成，形成了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次第展开的政治哲学。这套政治哲学以儒家传统经典《礼记》中的《大学篇》为理论依据，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入门途径，形成一整套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建议。其中关窍，以朱熹（1130-1200）的总结、表达最为清楚。
朱熹说：“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则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是以意诚心正而身修，至于家之齐、国之治、天下之平，亦举而措之耳，此所谓大学之道。”
古今时异，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跟随古人去寻找早已存在的治理当今社会的方法。在现代文明环境下，如何对这些古老的思想资源予以新的诠释，为全世界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贡献，是一个很大的命题。孟子对孔子最简括的评价是“圣之时者也”五个字，核心字眼是“时”，这句话出自《孟子·万章下》。在这个段落里，孟子评价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位当时认可的圣人，认为孔子最大的特点是懂得形势变化，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制订不同的行动策略。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被孟子评价为所有古代圣人中的“集大成者”。
确实，孔子的时代不同于周公，朱熹的时代又不同于孔子，每个时代新思想的集大成者都懂得“因时损益”，也就是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赋予古老的思想以新生。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商业模式转型，诸多巨大的社会变革，使得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与古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但若现代社会仍然是以人为本的，仍然承认人是社会最核心的元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古人思想中已经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精致设计。
关于修身和为政之间的关系，孔子早就有论述。比如《论语·子路》篇有这样的记载：“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自己都做不端正，如何去正人呢？这与回答季康子“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陈述的道理一样。季康子是孔子那个时代鲁国最重要的执政者之一，当他向孔子咨询为政之道的时候，孔子回答说，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起到表率作用，事事行得正。孔子的回答可能暗含对季康子的批评，批评他并没有根据礼法的基本要求端正自己。但孔子正人先正己的观念，并不是针对季康子的一时之说，而是贯穿于他的整个政治理念。
“治国平天下”是一个很大的蓝图，我们普通人没有机会走到这一步，能做到“修身”、“齐家”已经很不错了。但我们仍然可以看看古人为政过程中的智慧，将之借鉴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来。所以我们这部书在结构上保留了“修身”、“齐家”，而去掉了“治国平天下”，代之以“治道”。
读书：《资治通鉴》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对历史事件、人物的选择标准，按司马光的原话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请问，《德政之要》除了考虑篇幅，是否还有取舍标准？
姜鹏：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有一段话：“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司马光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首先，中国古人重视历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后，历经战乱，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统治阶层成员，开始日益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形成阅读、讨论历史的稳定传统。这一传统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巩固。但传统的史书，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积累到宋代中期，分量也已经非常大。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资治通鉴》开始编修之前，已经完成了十九部，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一直到《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仅这十九部历史著作加起来，字数就达到一千五百万左右。这就是司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话中所描述的情况，“迁、固（指司马迁和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找个读书专业户，认认真真每天读五万字，读完这些书要花一年时间。以致用为目的的读史，犹需细致认真，不能流于泛泛观览，要做到学与思并行。若用这种方法一丝不苟地读史，对于日理万机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级官员来说，怎么有时间把这些书读遍？
这就引出了司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个话题。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来的这些历史作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有可能对它进行仔细阅读。这就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由来。压缩历史、选取叙述对象，必然需要有标准。把什么内容保留下来，什么内容剔除出去，都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而标准的制定，又与写作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司马光讲得很清楚，他编这部《资治通鉴》，是为了给皇帝等国家高管提供历史参考，便于他们汲取历史经验以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纂目的。根据这一目的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标准自然也就不难定义。用司马光的原话说，就是“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这就是《资治通鉴》选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最为简要的标准说明，它只记录那些影响到国家兴衰成败、百姓幸福指数的人和事，没有多余的篇幅留给文学、艺术以及名人轶事。
司马光把《资治通鉴》编成之后发现，即便他已经尽量浓缩历史了，但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字的鸿篇巨制，仍然让一般读者望而却步。司马光曾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惟王胜之耳。”（《宋史·王益柔传》）《资治通鉴》编成后，慕名借阅者很多，但多数是读不了几行字就打哈欠犯困了。只有一位名叫王益柔（字胜之，寇准的外孙）的学者，能把它读完。要让公务繁忙的皇帝、高级官员们安安心心地把这部书读完，看来也是件困难的事。于是司马光不顾已经恶化的身体状况，开始着手编辑《通鉴举要历》，试图把这部巨著再缩编为八十卷。可惜这部名为《通鉴举要历》的简编已经亡佚，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想，即便这部浓缩到八十卷的《通鉴举要历》流传下来，能问津细读者，恐怕也是少数。
所以有必要对《资治通鉴》作进一步选择精简，以便于现代读者作为入门读物。这就是我们编写、出版《德政之要》的初衷。关于《德政之要》的选择标准，其实这部书的板块划分和各节内容的标题，已经揭示得很清楚了。为了更贴近现代普通读者，我们着重挑选了《资治通鉴》中关于“修身”、“齐家”的部分。同时，在“治道篇”中挑选的，也是今天的读者仍然感兴趣，或者说对今天的社会仍然有借鉴意义的内容。
阅读经典的前提，首先是尊重经典
读书：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学的历史课本将司马光作为“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的反对者，因而被许多人理解为保守主义者。历史确实如此吗？
姜鹏：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给予王安石变法以很高的评价，曾经一度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似乎反对王安石的人都是错的。现在人们的认识，正在逐步得到改变，事实并非这么简单。认为反对王安石就是错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偏见。以前的历史学者，给反对王安石的人贴了张“保守派”的标签，于是“保守派”也成了贬义词，这同样是一种偏见。
王安石说，可以不必加重百姓的赋税负担而增加国库收入。司马光反驳说，这简直是扯淡，天地之间财富有定数，不在官则在民，不在民则在官，哪有不剥削百姓就能使国家更富的道理？于是后代学者根据他们的这一争辩，判断说，王安石懂经济，司马光不懂经济。不加重百姓赋税负担而使国库收入提高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因为经济是可以增长的，今天的人管这个叫“GDP”。王安石懂得可以通过拉动“GDP”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司马光完全不知道这些。
我想说的是，认为王安石比司马光更懂经济的判断才是扯淡。谈论经济的时候，需要谈论增长，但同样需要谈论分配。社会公平的体现，恰恰更有赖于合理的财富分配方案。根据这一点，我们回过头去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王安石谈增长，司马光谈分配，很难说谁比谁更懂经济。宋代的商业尽管非常发达，但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发达，它毕竟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不可能像现代社会这样，真有那么多转移经济增长点的手段。也就是说，事实上在当时的条件下，除了扩大耕种面积、提高农业产量外，真正有意义的增长模式是非常有限的。司马光所讲的天地之财有常数，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很落后，但在当时的实际环境下，这个判断并没有错。即便放在今天，经济高速增长，国库收入和百姓收入之间仍然是零和博弈，在这一点上司马光还是没有错。事实证明，王安石并没有做到不增加百姓负担而提高国库收入。宋神宗以后国库财政的增加，绝大多数都是靠变相增加百姓赋税实现的，严重地“国进民退”。司马光是对的。所以，谈到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时，我们需要抛弃一些陈旧的看法。
王安石得势之后，司马光离开首都开封，在洛阳居住了十五年。这也正是《资治通鉴》完成最重要的十五年。这是一个悖论。如果司马光没有遭遇政治上的挫败，他可能没有时间完成这部经典巨著。当他有时间来写这部书的时候，也是他失去施政机会的时候。这十五年里，司马光对现实政治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编写《资治通鉴》的过程中，面临如何解释历史上的政治、政策问题，很多时候司马光当然会把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渗入到对历史的解释中去，利用解释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这是一个过于专业的问题，不适合在旨在推广普及的著作中大篇幅地谈。但我写过几篇学术论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读书：您是中国史学研究专家。作为学者，您是如何读《资治通鉴》的？如果读者通过阅读《德政之要》进而产生了对《资治通鉴》的阅读兴趣，您有何指导性的建议？
姜鹏：我建议大家要仔细阅读《资治通鉴》全文，可以采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古文难。困难是需要通过努力去克服的。世界上没有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是没有难度的。普通读者可以选择一些白话翻译本作对照，帮助理解古文。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光看白话文，那样《资治通鉴》的文字魅力会减少很多。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白话翻译本《资治通鉴》，是台湾学者柏杨主持的。柏杨在其中做了很多评论。我提醒大家，在参考这个白话翻译本的时候，不要被柏扬的议论牵着鼻子走。柏扬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以他的立场、看法为标准来评价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是不公平的。比如，柏扬一上来就批评司马光缺乏民主思想。这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司马光生活在一千多年以前，有自己的社会生活环境。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有什么可奇怪、可批评的呢？如果司马光有民主思想，岂非反而是一件很吓人的事？所以阅读经典的前提，首先是尊重经典，而不是站在今人的立场去指责、批判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