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中重新兴起，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也重新引起争议。它究竟是社会学的分支、历史学的分支还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历史社会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自于社会学，而所处理的资料和问题则属历史学范畴。因而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将历史社会学视为其分支而予以接纳，而历史学对于历史社会学对其领地的侵入，则往往质疑其正当性。在历史学眼中，历史社会学在其学科领地之内，但其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又在学科之外。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质性研究的方法层面重新讨论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相通之处，从而打破这种人为建构的学科边界。
理念型与价值之争
历史学研究中面临着价值介入和价值中立的问题。首先，作为一个研究者，大多数选题都有一定的自身价值偏向。其次，历史学特别强调对历史情境的理解，研究者要从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行动，而非用当下的标准去予以判断。这种理解法固然源自于德国人文主义者，如狄尔泰和韦伯，但在历史学中，理解意味着研究者对历史情境的投入而非超出。因而，历史学对于使用理论一直有着警惕之心，担心理论背后的价值偏向会导致无法真正理解历史情境。所以，不使用理论成为大多数历史学家的选择。
但是，在历史社会学中，研究问题的提出往往在理论背景的笼罩下，建立在一定价值介入而非价值中立的基础上，强调的不是对过去历史情境的投入而是该问题的现实理论价值。那么，如何化解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野”呢？这就要求把历史学研究方法和社会学研究方法都视为质性研究的一种。它们虽然有所区别，但都应符合质性研究的要求。
一个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将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问题放置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时间轴上，去考察该问题是否具有那一时代的普遍性，从而排除研究者个人以及所选择理论产生的当代偏好，保证这一问题具有历史情境性。虽然在研究问题的选取上，作者本身的偏向或偏好是难以避免的，是价值介入的，但问题本身是建立在比较排除的逻辑论证基础上的，是价值中立的。研究问题没有预设理论和立场，是一个开放性的寻求和建构理论解释的研究问题，这就符合质性研究的客观化程序要求。
因此，研究问题既要符合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旨趣，又要吻合历史学对历史情境的理解旨趣。如果两者同时具备，并符合质性研究对于价值中立的要求，那么研究问题就成立。遵循这样的程序，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就能够跨越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鸿沟，在价值中立和价值介入上取得平衡，并可吸取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的优点。
下面讨论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另一个方法论上的争议焦点：如何将理论和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
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流行，史学界对社会学、文化研究的理论也不再陌生。但是，在方法层面，如何才能将合适的理论用于史料的组织和解释而非单纯的生搬硬套，对于史学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方法领域。
而历史社会学，从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开始，经提倡，长时段比较研究一直是历史社会学的主流。但历史社会学的长时段比较研究，却一直不被历史学比较正统的研究者所承认。一个被批评得比较激烈的方法问题就是随着时间跨度的增加，史料的增加是几何级数的，因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筛除大量史料。这就出现了理论先行的问题，即先有理论预设，后有史料选择。
在历史社会学内部，一直以来都是用理念型方法来为这种长时段比较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史料筛选做辩解。在韦伯看来，这种史料选择背后的价值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理念型的建构本身存在着价值介入。研究者只需要说清楚自身的价值介入是什么即可，至于如何判断这种理念型是否已排除研究者的自身偏见，以及是否是对真实因果关系的非真实建构，在韦伯看来，每个理念型只是真实多因果关系中的某个切面，不同的理念型之间是一个相互补充而非非此即彼的对立选项，而对于同一因果关系的理念型建构，则是不同的理论竞争的自然结果。因此，无需纠结于材料是否完备，而要关注理念型的建构本身是否可靠。但是，这种理论建构的方法，虽然在社会学内部被认可，却无法让历史学所接受，所以福柯对疯人史、埃利亚斯对文明史的研究虽然影响很大，但一直被历史学家所批评，认为其史料运用有问题、理论无法解释丰富的史料。
韦伯的理念型本身并不能解释真实的世界，而是揭示纯粹的、理想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关注理论真实而非材料齐备的理论建构方法，但这恰恰是史学从史料出发的方法所反对的。因此，学科间关于方法的差异性，使得历史社会学主流的长时段比较研究一直没有被历史学所认可和接受。这种不被接受，当然也是部分因为理念型的研究方法在操作层面的评价标准确实难以操作，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论建构能力。为了理论模型的自洽性而牺牲史料的丰富性和理论对史料的覆盖度的现象，在历史社会学中也是屡见不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历史社会学被视为社会学，其旨趣在于理论而非历史本身。
然而，历史社会学还存在着一种小切口的横向研究，即关注某一个小的历史事件的研究。这种研究牵扯到的材料不多，时间跨度很小，因而研究者可以做到将相关材料全部占有，也就是全数据分析（大数据分析）。在全数据的基础上，研究者不需要事先预设理论，而是可以遵循质性研究的原则，让理论从史料中成长出来。当研究者在掌握相关的所有基本材料后，对于研究问题的解决，也并没有十分明晰的思路，这时就需要在理论武器库中找到或者锻炼和所有材料相洽并能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武器。当这样的理论初步成型时，研究者必须反思使用的理论能否解释材料，以及是否存在和这一理论相冲突的材料。因而，必须让理论重新回到史料中去，通过史料来检验理论的适合性。
使用理论本身并不是一件价值无涉的事情，研究者对于理论都是有偏好的。因而，评价质性研究的理论使用，首先须考虑有没有不能解释的材料。如果有，说明这一理论不具有解释力，因此必须使用与材料无斥的理论。其次，可能有几种理论都对材料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时候就要选择最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对理论的选取要根据两大原则，即理论解释的覆盖度和理论解释的亲和度。研究者对这两大原则进行反思，当所建构或使用的理论解释符合这两大原则时，就做到了质性研究的规范。在研究过程中，对使用的理论不断选择、试用，最终找到最符合上述两大原则的理论，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也会不断发现新的史料，必须让理论—史料不断地接受循环验证和发展，这是一个史料和理论不断循环的过程。
近来，研究者已经将这种质性研究的理论建构方法运用到长时段研究中，力图通过对某一主题的长时段全数据的掌握实现理论与史料不断循环和生长的目的，最后建构出相对完整的理论，代表作之一是桑内特的《公共人的衰落》。可以预见，随着历史社会学在方法上严格遵循质性研究的研究程序，对史料的全数据掌握和在此基础上的史料与理论的不断循环、互构、成长，会使得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人为边界不断被打破，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社会学的姐妹学科关系会真正得以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