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先生近来在一篇题为《中国经济有多危险？》的文章中说：“我是对中国最乐观的人，我跟进了三十五年，以前的三十年我都很乐观，最近的五六年我转到悲观了。到现在经济政策非常不明朗，听不到有些什么是我自己能够认同的政策，路向非常不清楚。”特别是到了最近，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从A股的连续动荡到人民币骤然贬值，中国似乎正不断向世界传递着有关经济健康状况的不确定性信号”；“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不连续状况的可能性是几十年来最高的，这种中断局面可能不是短暂的，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巨大挑战，他们必须在不崩盘的情况下，对不断放缓的经济进行转型 ”。《金融时报》也提出了“中国经济模式神话破灭？”的问题。其实，这种情况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十年前，罗澜（Peter Nolan）就已预见到中国经济将出现危机，因此把他的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取名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China at the Crossroads），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将会走向何方？”
为什么中国经济遇到严重问题而难以解决？一个原因是这些问题不可能用现有的经济学工具箱中的工具解决。这种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一个普遍现象。今年八月十三日的《经济学人》电子版就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凯恩斯主义者们，停止喝彩吧》，清楚地表明了即使是在凯恩斯的故乡，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凯恩斯经济学——也不能解决英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了。
过去的“经济学”大多对历史不屑一顾
从经济学的历史来看，二百年前经济学只是 “道德哲学 ”（moral philosophy）的一个分支，当时只有“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即国家政策的一部分，研究的是如赋税、公债、外贸等问题。到了十九世纪，经济学才变成一门有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的社会科学学科。但是如王国斌（R. Bin Wong）所言：自十九世纪后期起，经济学的主题变得越来越狭隘；而到最近三十年中，更是日益变成一些用正规数学语言表述的专题。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近来已达到了危机点。
为了克服这些缺陷，经济学一直在改进。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经过“凯恩斯革命 ”后，又出现了诸多新学派。这都是经济学力图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是在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变化的步伐和规模实在太快太大，经济学改进的步伐跟不上。要它在解决新兴经济体所遇到的经济问题时得心应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经济学要成为一门具有普世意义的科学，就必须直面这些问题。
过去做经济工作的人，大多对历史不屑一顾。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这个白手起家的大亨、“美国梦”的代表人物于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投书《芝加哥论坛报》，说：“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也不会给全世界所有的历史一分钱。历史对于我来说一钱不值。历史或多或少就是废话。历史是传统。我们不需要传统。我们要生活在现在，而唯一有价值的历史是我们今天创造的历史。”这种态度，我想不止做实际经济管理的人会有，而且不少经济学家也会有，特别是一些认为经济学至高无上、心怀“经济学沙文主义”情结的人更是如此。
然而有趣的是，随着财富和阅历的增加，福特在发表上述言论十三年后，到了一九二九年，却投巨资建立了美国最大的室内与室外历史博物馆——福特博物馆（The Henry Ford Museum）。这个博物馆共有一百多万件陈列品，两千六百万份文件，内容涉及工业革命、交通工具、发电机械、日用工具、美国人生活变迁乃至家居摆设等多个方面，并包括如美国内战、“泰坦尼克号 ”事件等历史大事，因此可以说是一部用实物体现的西方近代史，特别是科技史。福特对历史的看法出现这样一个大转变，是因为他在生活中逐渐体会到历史的重要性，因此决心让其他美国人和他一起来分享他的新看法。
为什么历史对“经济学”很重要
那么，为什么对于做经济工作的人来说历史很重要呢？道理很简单：今天是昨天的继续，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正如世上一切事物一样，过去留给现在的遗产都有消极和积极的两种。消极的东西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补充说：“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困扰着活人的生存。”积极的东西则如歌德所说：“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至于哪些是消极的东西，哪些是积极的东西，消极的和积极的东西各占多大分量，以及消极的为何消极，积极的为何积极，等等，都需要我们去认真审查，仔细盘点，深入研究，正确评估。只有这么做了，然后才能充分利用积极的东西，避免或者消除消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把经济工作做得最好。以往那种“大破四旧”的激进做法，看似革命，实际上造成了经济的大倒退，就是一个最深刻的教训。
这个道理，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时格外重要。莎士比亚有云：“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今天我们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关键是要弄清什么是“中国特色”。按照我的理解，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传统。柏金斯（Dwight Perkins）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是“经验的积累”（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或者“经验与复杂的组织和制度的预先积累”（prior-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with complex organizations or institutions）。这种积累起来的经验，就是我说的传统。没有这种传统，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同时，不了解这种传统，要真正认识今天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传统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然而，我们以往对中国历史（或者说是对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传统）的认识是有问题的。这无可避免地导致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严重问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中国改革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看到，我们以往对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市场经济、民间企业等问题的错误看法，导致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出现，结果使得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中经济发展大大迟缓于东亚其他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历史总在新的情况下以新的形势复出
依照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一九五二至一九七八年间中国GDP的增长率为 4.39%，而世界增长率为 4.59%，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3%，而世界增长率为 2.62%。到了一九七九年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家把这个起飞归功于经济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改革是什么呢？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一书中说：“改革，意即回复到事物的最初形式。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改革一词通常是温和左派所青睐的政策，一方面反对革命的鼓吹者，另一方面则反对保守和反动的鼓吹者。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政策变化转了向，但是改革一词仍然继续在使用，尽管其所描绘的政策包括废除先前的改革。”这个说法在中国的农业改革方面最为明显。八十年代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时，一些持有保留态度的人士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他们心目中那理想的三十年中，我国十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民辛辛苦苦搞饭吃，还只能使全国人民维持一种非常低下的食物消费水平。然而到了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田地还是那些田地，农民还是那些农民，但是旨在维持低水准（维生水平）的消费而实行了几十年的粮食配给制度取消了，人民的食物供应极大丰富了，居然还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新问题。这个事实证明：在一九七九年以前的三十年中消灭废除小农经济的做法是错误的。一九七九年重新恢复小农经济是一种对历史的回归，这个回归使得被压抑的生产力得以释放。对小农经济的错误看法源自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可见正确认识历史是何等的重要。
不仅如此，对中国经济的历史的错误理解，也导致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成就和问题的认识出现偏差。例如以往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明清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后期”，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导致了经济缺乏动力，对外实行闭关自守，使得中国不能获取外部的资源，因此中国陷于一种长期停滞甚至衰退的状态。由此出发，中国只有在外力的冲击下，才能出现经济发展。很显然，这种中国停滞论是西方中心论的产物，是建立在对中国历史的不正确或者不充分的认识之上的。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和问题，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论奇迹与问题，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我想这种“外铄论”的观点，如果摆明了，大多数学者是不会同意的。
我们也不能把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和问题都归之于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正如我在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同样的政策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却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情况和两百年前的情况做一比较，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富裕的地区，今天仍然是富裕的地区，十九世纪初中国贫困的地区，大多数在今天仍然是贫困的地区。依照我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初期长江三角洲的人均GDP与同时期西欧的人均GDP大致相当，而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今天长三角的人均 GDP在迅速地接近西欧的水平，因此我称之为从十九世纪初期的 “大分流”到今天的“大合流”。而在其后深处的原因就是在出现“大分流”之前，长三角经济就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早期近代经济主要特征的“早期近代经济”，而中国其他大多数地区则尚未如此。由于有了这个历史基础，一旦其他条件具备，长三角经济当然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正如它在十九世纪以前很久就已经做了的那样。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总在新的情况下以新的形势复出，或者说 “过去”总会“重出江湖”。
熟知历史更易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
如果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这种密切关联缺乏足够的重视，就难免去人为地制造“白纸”，来随心所欲地“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苏联在解体前夕的一九九〇年，成立了一个由沙塔林院士为首、成员包括亚夫林斯基等当时苏联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在内的专家小组，制定全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五百天计划——《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即“沙塔林——亚夫林斯基五百天计划”。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现代经济学原则为基础，应当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改革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典型的“白纸”思维的结果，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历史，没有正确认识历史留下的遗产到底如何，而只是依照“普世”的经济学原理，希图在“白纸”上建立理想的经济模式。这个教训也充分表明，在经济工作中忽视历史有多危险。哲学家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名著《生命的理由》（The Life of Reason or the Phases of Human Progress )有一句很经典的话：“那些记不住过去的人注定要重复过去。”（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用贝蒂（Alan Beattie）的话来说，就是：“对过去特定时段的历史，那些一个世纪中只会发生一次的事件或危机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不同历史时期可能出现相似的环境与情况，对比历史对决策者来说具有非常的启发意义。”
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重视历史今天已成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的共识。奥罗克（Kevin H. O’Rourke）近来在世界经济论坛官网发表文章《为何经济学需要经济史》，认为经济和金融的相关历史知识在经济思考中至关重要。研究者和从业人员可以从经济史中认识到，过去已多次出现经济表现和经济政策的重大非连续性问题，未来有可能再次发生。即使从理论角度难以预测，但纵观历史不难发现，与经济发展不连续并存的往往就是经济和金融危机。金（Stephen King）认为：“在金融经济学家中，极少有人对于那些看似遥远但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事件有真正的认知。……熟知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大崩盘等问题的经济学家更易理解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近日在牛津大学人文系列讲座中表示：“我从中央银行历史中学到的与从理论研究中学到的一样多，想当央行行长，就要多读历史书。”
经济史学家不要回敬“同样的一碗粥”
今天经济学遇到危机的一个原因是许多经济学家未能重视经济史，或者对于历史的认识会有偏差，从而导致了他们或者忽视历史对于今天的重要性，或者将其研究建立在一种对历史的错误认识之上。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史学家未能向经济学家提供正确的知识。而经济史学家未能提供正确的知识，除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外，也有自身的问题。在西方，索洛（Robert Solow）批评经济史学家说：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而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那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因此“经济学理论既使经济史丰富又使经济史衰落”，“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因此他呼吁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同样，以往中国经济史学也追随政治经济学，只讲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讲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没有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吴承明先生说：“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如果经济史学家不能提供能够再现历史和当时实践的成果给经济学家，而只是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那么经济学家大可不必去读经济史，而只要凭着从高中教科书里获得的那一点肤浅而且未必正确的历史知识，就去高谈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得出来的“中国模式”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肯定是不能抓住实质的，因此也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经济今天的状况和解决中国经济今天所遇到的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尖锐地批评说：“当前在历史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大多数历史学家在工作中“完全沿袭传统”，“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这些机器尽管低于现代最先进的标准，却仍然能够使企业在尽可能少地追加资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数量的拥有现成市场的老牌传统产品”。这样的批评，我想也适用于许多经济史学家。如果经济史学家不肯与时俱进，不能为经济学家提供正确的知识，经济学又怎么能够走出困境而向前发展呢？
科斯在辞世之前不久，对中国经济学家们说：“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去关心真实世界，去研究分工和生产的制度结构，就一定会改变经济学。我始终对中国寄予厚望！”他这个厚望的实现之日，也就是中国的经济学走出困境，并在国际学坛上扬眉吐气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