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召开内部课题评审会暨第143期“双周圆桌”。会议首先对CF40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负责的内部课题“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了评审，然后与会嘉宾围绕经济潜在增速核算以及供给侧改革等问题展开讨论。来自中财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财科所、安信证券等部门和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会议。
与会专家认为，不同的经济增长潜力估算对应不同的政策目标，因此，准确估算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至关重要。201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比较保守的估计为6.92%，但之后将会逐年下降。此时，唯有转变思路，将调控经济的思路从短期拉动的需求管理上转移到对结构性改革更有效果的供给端。思路转变，重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将带来较大的挤出效应，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培育市场环境、制定标准，而不是赤膊上阵，参与到供给中来。
不同的经济增长潜力估算对应不同的政策目标。围绕着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源泉和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展开了深入研究和热烈讨论。不同的研究给出了不同的未来增长潜力测算结果，但一般位于6-8%。虽然只有1-2个百分点的差距，但却可能对应于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以2020年实现“两个翻番”为例，结合我国2014年实际GDP相当于2010年的1.36倍的客观背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在2015-2020年间需保持年均不低于6.64%的增长率，才能保障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7%以上和6%左右的经济增长潜力，分别意味着可以在轻松实现目标的同时进一步完成其他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以及需要以转型改革释放增长潜力和寻找新的增长引擎等诸多举措方能勉力完成的截然不同的情景。
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生产率（劳均GDP）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劳动生产率”指标不仅简单直观，而且可以避开生产函数具体形式或要素投入产出弹性的有关讨论；“劳动力”所受制约的人口结构和就业参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特定社会经济环境而不易受到其他国内外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两项指标可以作为预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逻辑起点。分析表明，跨国“相对收敛”特征将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上，而“人口”因素则呈现出各经济体自身的运行规律。
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分别进行测算并加总，可以得出，201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比较保守的估计为6.92%，而非常乐观的估计值则达到了10.68%；但是，之后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不断下降以及劳动力规模不断减少，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且下降的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速度。
二、宏观经济的思路转变迫在眉睫
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印证了潜在增速下降的事实。2015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在不断下滑。在经济增长潜力降低、增速回落的前提下，再想人为提高增速，是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表现。有压力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正确的应对策略，不能将压力成功转化为结构调整的动力。此时，唯有转变思路，将调控经济的思路从短期拉动的需求管理上转移到对结构性改革更有效果的供给端。
以供给侧改革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宏观政策思路的实质性转变。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再单纯依靠需求管理政策，例如扩大投资，来增加经济总量已是于事无补，只会导致无效供给的产生，这只会使得经济结构越来越弱化，更使得产能过剩雪上加霜。以往，经济政策强调的重点是“消费是基础、投资是关键”，其中地方政府也在拉动投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但一方面，在基数庞大的前提下，投资对促进经济的边际效益已在递减。有研究粗略估计，要保证GDP达到5-7%以上的实际增长率，按照中国以往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长率至少应保持在8-14%。数据模拟显示，今后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将需要超过300万亿元人民币，比过去33年（1981-2013）的总投资还要多。这意味着投资驱动已是穷途末路。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出现有资金不用、有项目不要的现象。这其中既有反腐压力下的不敢为，也有黔驴技穷的不会为的问题。仅仅上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四次提到“盘活财政沉淀资金”的问题。
三、供给侧改革：宏观经济思路重装上阵
思路转变，重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一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始终在摇摆，经济部门和政府部门都想最大限度发挥各自的作用。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变，从而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释放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较于之前的措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而推动这一转变的重要动力就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认识变化。
这种认识视角的转变有助于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好的指导。例如，选择通过增加税收发债刺激投资，还是通过减税来刺激企业活力？从微观视角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发挥市场作用要比政府直接干预的效益更高，因而应当大规模减税，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活力，刺激其创造力。毕竟，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将带来较大的挤出效应。货币当局已经降低了名义利率，但是实际利率仍在上升，并且是在实体部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这就是挤出效应的重要证明。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培育市场环境、制定标准，而不是赤膊上阵，参与到供给中来。
思路转变的决心不易确立，因为不付出代价不可能真正实现结构的调整。处理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伴随的就是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人失业以及银行的坏账率上升。尤其是，一旦落实减税政策，有可能对政府财政带来一定压力。供给经济学的代表之一是里根执政时期的美国。里根上台后，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政策，但并没有压缩政府财政的开支，其结果就是美国国债的激增。对赤字空间如何把握，将会考验政府的能力。此外，减税不能替代改革，只减税不改革，也会带来麻烦。
强调供给侧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需求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在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提到要适度扩大总需求。这实际上是兼顾了需求，并未完全否定需求改革或者需求对改革的拉动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时期要有不同的政策侧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