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向新常态过渡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际市场扑朔迷离，国内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经济运行不断遇到新压力。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全面考虑国际与国内、经济与非经济、宏观与微观、近期与长远、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等多方面因素，定向调控，灵活施策，精准发力。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遇到诸多的两难选择，需要综合权衡，慎重取舍。
那么，中国经济面临哪些两难选择呢？
第一，稳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选择。当前，中国既面临稳增长的任务，也面临调结构的任务。稳增长是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经济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调结构是为了摆脱粗放发展的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长期看，调结构与稳增长目标是一致的。但从短期看，调结构不一定有利于稳增长，因为调结构就必须淘汰落后产能，必须挤掉经济泡沫，必须让僵尸企业死掉，必须摆脱对刺激政策的依赖，但这会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甚至造成经济波动。在目前的形势下，不稳增长可能守不住底线，不调结构就意味着“旧鸟不去，新鸟难来”，没有好的未来，这显然是两难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在稳增长的前提下调结构，在调结构中实现更好的增长。
第二，调结构与控风险的两难选择。调结构与控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大任务。调结构与控风险之间既有协调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控风险要求稳定或少动，要求不要打破刚性兑付，要求政策的微刺激，但调结构要求淘汰落后产能，要求打破原有平衡，要求不再刺激，而这可能引发风险。如何平衡调结构与控风险是一个两难选择。这涉及到如何处理短期矛盾与长期矛盾的关系问题，近看须重控风险，远看须重调结构。这就要求我们在调结构的过程中注意把控风险，在控风险的过程中争取尽可能多地兼顾调结构的长远目标。
第三，控制风险与释放风险的两难选择。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经济已积累了一定程度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实体经济不景气、企业效益下滑、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过重、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资产价格泡沫、货币超发、热钱外流、股市和汇市波动等方面。如何应对风险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控制风险，严防死守底线，不让风险暴露和扩散；另一种是释放风险，即承认风险的客观存在，面对风险，打破刚性兑付，在严控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逐步释放局部风险，以缓解风险累积带来的压力。前一种思路短期好看，但风险还在累积，长期可能难看；后一种思路短期难看，存在控制不住的风险，但长期压力逐步减小，有利于倒逼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如何决策乃两难选择。这主要看我们决策考虑期限是偏长期还是偏短期，当然也要看勇气和智慧。
第四，稳增长与保环境的两难选择。稳增长和保环境是我们都要的结果。但二者之间既有协调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协调的一面表现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循环经济既可稳增长也可保环境；部分环保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好的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保环境可以促进环保技术进步；保环境可以保障人的健康，增加人力资本等。矛盾的一面表现在：提高环保标准和设生态红线会限制行业的发展空间；环保的公益性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环保罚款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等。要强调稳增长，就要大力发展对增长贡献较大的产业特别是工业，而这要消耗较多的资源能源，排放较多的污染，总之不利于环保。而要保环境，就要提高环保标准，尽可能少地发展资源消耗多、排放大的产业，而这会影响增长。在这种两难选择面前，我们要尽可能在二者协调的方面使力，在二者矛盾的一面把握好平衡。
第五，扩大出口与留住资金的两难选择。扩大出口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留住资金、不让其过多过快外流是维护国内资金链安全的必要举措。但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要扩大出口就必须让人民币贬值，而人民币贬值会引发热钱外流，使国内本已紧张的资金链更加紧张。而要维护国内资金链安全，就必须使人民币币值稳定甚至升值，而这会进一步恶化出口环境，不利于扩大出口，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两难选择。这就需要我们依据特定时期的主要矛盾相机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该贬值时坚定地贬值，但又要将其控制在不使热钱大规模外流的范围内。
第六，靠政府还是靠市场的两难选择。政府与市场是人类历史上一对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处理得好则繁荣，处理得不好则落后。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靠政府来发展经济或处理其他事情，往往速度快而且有力，但造成的扭曲也多，而且成本高、副作用不少。而靠市场来发展经济或处理其他事情，其好处是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可以优化配置资源，但往往效果较慢，而且在市场并非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还会带来扩大贫富差距等问题。这也是两难选择之一。理想的选择是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达此境界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一系列合理制度的配套。
第七，短期刺激与长期驱动的两难选择。短期刺激主要运用财税投资、货币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对经济进行刺激。长期驱动主要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即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对经济进行驱动。运用短期政策刺激经济，往往可以立竿见影，而且我们对此轻车熟路，但它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大。而通过“三大发动机”来对经济实施长期驱动，虽然可以解决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将“三大发动机”建成需要时间，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两难也。如何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仅需要我们有眼光和智慧，而且需要我们有高超的调控艺术。
第八，向地方放权与向社会放权的两难选择。当前，我们正在推进政府的简政放权改革，这是全面改革的核心内容。如何“简政”是有共识的，无非是减政府权力、减机构、减人员、减税费等。但如何“放权”则存在争议，因为有两种放权的思路：一种是向地方政府放权；另一种是向社会（企业和民众）放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就引起了争论。向地方放权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可能激发“地方保护主义”，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向社会放权可以调动企业和民众的积极性，但这涉及到很多深层次制度的调整，非短期内可以实现。这就需要我们统筹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真正实现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