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008年美国次贷泡沫破灭，触发金融危机，随后通过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迅速传导至世界各国，引发金融和经济“海啸”，尤其是欧元区债务危机至今阴影未散。其间，穆迪、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葡萄牙等国主权债券等级，连美国也未能幸免，遭到许多国家政府和媒体的强烈抨击，指责这些评级机构为金融危机推波助澜，起了金融危机的帮凶作用。
20年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美国能用炸弹将一个国家夷为平地从而摧毁它，而穆迪能通过降低债券评级摧毁一个国家。”这样的感慨的确形象地描述了国际评级机构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
这些年来，对评级机构的作用和是与非众说纷纭，但总体看法是问题较多，需要改革和梳理，以真正服务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评级机构大多在西方国家，分析和观察片面，有失公允，亟须增加发展中国家主导或者参与的评级机构，同时改革对世界经济有系统性影响的评级机构，以使世界形成公正、公平、合理的评级体系。
目前，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评级或评价指数大约有95个，其中三分之二左右是进入21世纪后创立的。评级机构起源要早得多，是从20世纪初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穆迪和标准普尔这两家评级机构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主要对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做出评级，供全球金融机构和政府购买债券时参考。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评级和评价体系逐步扩大到全球治理包括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如针对商业环境、民主程度、腐败情况、新闻自由、核材料安全、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排名和评价，既包括政府机构的所作所为，也涉及对整个国家和重要企业的评价。所以，概括来讲，世界目前所流行的评级或者评价指数主要分成两大类，即金融经济和国家治理。当然，再按问题或领域细分类别就多了。
从评级或评价机构层面看，有联合国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政府间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还有名目繁多的非政府组织，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和欧洲不少非政府组织等。至于各国各种民调机构就各种专门议题发布的民调结果更是不计其数。
评级、评价、民调机构及其指数和评级众多甚至泛滥，且出自他们的判断既无明确标准，又呈无序状态，原因很多。主要有：一是人们普遍要求对政府和跨国企业等进行评估和责任追究意识的日益增强；二是经济金融体系运作实际上有需要，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G20）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要求根据《巴塞尔协定》制定国际银行和金融新标准，对核心资本比照风险占银行总资金的比例做出规定。美国联邦和一些州法律规定部分退休基金不得购买评级低于某种等级的投资产品等；三是许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看到对特定领域进行评级或评估，有利于树立自身的权威和公信力，便积极为之；四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的建立使得处理和提炼数据变得更加容易，即便人数较少的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也能信手拈来，做出各种各样的“指数”。
由于各种指数和评级对各国和企业的利益和形象或多或少都有影响，有些甚至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影响，近年来出现了评级外交热。许多国家政府和有关企业与金融机构使出浑身解数，开展公共外交，来影响评级机构出台的等级和指数。如世界银行的“商业活动环境指数”把格鲁吉亚从2006年的第112位一年后即提升至第37位，理由是格鲁吉亚成立了不少部门间的工作组，并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改进投资和商业环境。但是究竟其中有多少水分，就是仁智互见的事了。当然，这只是举例说明问题，并不是说格鲁吉亚商业环境没有改进。
评级和评价的本意是通过量化分析、比较，来确诊相关政策的“病灶”，同时通过媒体放大社会舆论压力，以帮助政府和企业及时修正、改进政策和做法，最终有利于提高社会和人民的福祉。然而，几十年来的结果显示，对评级机构的公正性、公平性评价好坏参半。事实上，不少评级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往往未能进行合理的综合分析和科学评价，其评价、评估方法过分依赖某些单项数据，偏听偏信，一叶障目，就立即得出带有普遍性的结论，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譬如，《外交政策》和“和平基金”的“脆弱国家指数”，使用标准比较混乱，有的衡量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决心，有的比较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能力，还有的甚至与政府没什么关系，如人口发展曲线等。如此一来，得出的结论就会很片面。
更不能接受的是，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常常带着“有色眼镜”，用西方自己的人权、反腐、环境等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治理情况，刻意指责多于善意批评，有的甚至堕落为西方政治的工具，用来为“颜色革命”的目标服务。如大赦国际、自由组织（Freedom House）等。2014年12月，德国的“国际透明组织”不顾中国在反腐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其年度国际腐败指数排名中，把中国从原来的80位降至100位。这就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世界经济金融和治理确实需要经常性的评估和排名，因而评级机构、民调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形形色色的评级、评估、排名、指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金融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譬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任期间建立的对外援助基金“千年挑战计划公司”，使用20多种第三方提供的指数来设置提供援助的门槛。再如2012年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其年度“欧洲外交政策排行榜”中就执行欧盟决定和各国对欧盟的承诺新列“领导者”和“做事拖沓者”两类，被列入后一类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表示气愤，纷纷给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撤销。
对生活在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评级体系确实有实用的一面，我们不能也不可能一棍子打死，但是其不公和片面性已经到了非纠正不可的地步。整个体系需要改革、完善、补充，使之公正、公平、合理。
首先，利用好政府间国际组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发言权的组织，如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对世界上有较大影响力的评级机构，尤其是会影响经济利益和金融成本的机构，进行监督和规范，制定一些标准，以影响有影响力的机构，如穆迪、标准普尔、IMF和世界银行等。可将评级机构列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G20等国际组织的议事日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恢复评级的本意，即给各种政策“把脉诊断”，以改进完善。这个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初在G20讨论过，结果是不了了之。2016年中国将作为G20轮值主席举办杭州峰会，评级机构问题可以考虑列入议程，给予应有的重视。
其次，如何处理众多非政府组织（NGO）在这方面的作用值得认真研究和思考。一是要求各国政府对自身的NGO予以规范化，担负其社会责任。二是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作为讨论非政府组织的主要平台，因为在ECOSOC登记的NGO有数千个，是NGO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标志。因此，ECOSOC完全有理由和责任对各领域的评级、排名组织的相关活动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标准和要求，并要求缩小评级或排名的范畴，针对具体问题说具体问题，不要任意扩大，把具体问题放大至整个领域乃至一个国家。这个任意扩大、只顾其一不顾其二的现象比较普遍，因为综合各种数据并进行系统性分析比较需要广泛深入的人力物力，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三是对恶意炒作、不负责任的NGO要有惩戒和惩罚措施，如取消其在ECOSOC的登记、在媒体予以公布等。
再则，发展中国家需要联合起来组成自己的评价架构。这方面，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做了些努力，但远远不够。这自然与西方国家依然在全球治理机制体制中占主导地位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起步较晚有关。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抱团取暖，利用自己的区域或国际组织，如“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东盟、亚信等，单独或者联手组成一些领域的评级机构，逐步形成势头。现在，中国等国家已经建立了大公国际等个别评级机构，但是知名度和可信度均待提高。好在目前国际经济比重正发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总额已超过50%，而且现在每年世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新兴经济体，仅中国一家就超过30%。
全球治理改革任重道远。习近平主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需要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对评级机构的改革就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