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缘政治学的发展
地缘政治学渊源于地理政治学，①是关于国际政治与地理空间关系的一门科学。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者一般认为：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大国的强权政治与其实施的地理范围之间的关系。根据雷蒙·阿隆的看法，地缘政治学包括“把外交—战略与对资源做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运）而引起的对外交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②杰弗里·帕克认为，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国际关系所致的地理格局构成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③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地缘政治是人类政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空间属性和特定社会关系属性的统一。它是行为体之间通过地理空间实现的互动关系，以及互动所构成的政治关系在空间中的存在、分布和运动。④地缘政治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空间已经“由过去单一的自然环境拓展到人类的整个生存空间”。⑤
地缘政治学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交往的内容方式不同，不同时期地理环境不同，学者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地缘政治呈现不同的阶段性。西方地缘政治学思想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学者拉策尔（FriedrichRatzel）在1897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中提出了“国家有机体”学说，之后发表论文阐述了“生存空间”论，⑥德国教授契伦（RudolfKjellen）吸收了其理论观点，并进一步发挥，于1916年在《生存形态的国家》一书中提出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一词的概念。⑦一个多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学理论经历了繁荣—低迷—复兴的历史发展过程。⑧从马汉的海权理论、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到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从杜黑的“空权论”到美国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从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和基辛格的大外交，到反地缘政治学和批评性地缘政治学理论，地缘政治学不断向前动态发展。
进入21世纪，全世界范围内涌动着两个大潮：一个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大潮，一个是信息革命的大潮，这两个大潮推动着全球化时代的滚滚到来。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地缘政治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
二、全球化和新地缘政治
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原本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技术得到普及，这些新技术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经济、政治边界，改变各种行为体的观念，重构了这些行为体通过全球空间的互动方式。新型交通工具及通讯工具的出现，使跨国界旅游、运输、通讯和移民的时间和空间变少变短了。同时，全球面临着资源、粮食、人口和生存环境等涉及人类生存与未来发展的共同危险，这都是跨越地理边界的，不能以传统的方式加以应对。⑨
这一切都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提出挑战，使世界政治行为主体的地缘政治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世界各国经济体的经贸交往日益加强，导致经济上的相互融合与相互依存，使得传统地缘政治关系在开放式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得到了升华，各国家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一国主义走向区域主义，由冲突走向合作与互补式的相互融合。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家不再占据国际社会的中心地位，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正在上升，⑩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让位于全球性的国际体系。第三，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降至次要地位，经济福利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传统的国际事务的等级观念失去了意义，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高级政治让位于以经济、福利为中心的低级政治。第四，“全球安全”概念取代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国家安全”概念。地区性和国家安全依然重要，但最迫切的安全挑战是来自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这些都是“非领土化”和“全球性”的问题。最后，科技革命不断打开新的地缘政治空间，使地缘政治从陆权和海权发展到空权，全球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地缘政治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领域，“网络空间”成为新的疆域。
正如科恩所认为那样，从地缘政治看来，世界体系的结构就像一块钻石，打碎时沿着一定的裂缝破裂。这些裂缝就是各个行为体的地理、文化、宗教和政治边界，尽管这些边界是在不断变化的。（11）在变得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零和关系，而是在竞争中谋求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12）人们日益感到，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传统地缘政治学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已变得陈旧而过时了，（13）需要有一种新的地缘政治来代替它。
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新地缘政治应运而生。新地缘政治认为，由卫星联系的电视、电话以及其他电子媒介汇集了一个强有力的现金流、信息流、商品流，这些因素已经引发了全球体系的新进程，改变了权力关系。（14）人们更多地借助媒体和通信技术共同参与全球性事务，如维护世界和平、人权和人类的我生存环境。各个国家变得日益相互依存，地缘政治的竞争性本质被注入了合作的成分，特别是在全球性问题上合作成为行为体各方赢得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
新地缘政治中的“非领土化”、“全球治理体系”和“相互依存”的观点与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些思想有相通之外，如“世界大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有着超越国界和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心世界，形成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的民族性格和价值观念，成为当代具有中国特色新地缘政治的文化支撑。中国新地缘政治是建立在“和平的地缘政治”、“互利共赢的地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与“和谐的地缘环境”之基础上。新地缘政治以和谐世界理念为其核心内容，以“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为四大重要支柱，目标是在实现“相互依存”和“双赢”的新局面。
其一，“和平的地缘政治”。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各国实行和谐相处，携手共同应对全球安全威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实现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摒弃冷战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倡导多边主义，重视和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广泛参与人权、司法等领域的国际对话和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要求，加强同大国的战略对话合作，努力消除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因素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其二，“互利共赢的地缘经济”。为实现共同发展，要将互利合作视为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原则，在经济上强调互利共赢。建立健全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金融体制，深入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妥善应对经贸摩擦及与新兴大国的竞争，加强国际能源对话与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拓展合作领域，努力推动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在协调南北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
其三，“和合的地缘文化”。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和合即多元文明共生共存。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我们要努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不以意识形态为判断敌友的标准，尊重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不同文明相互包容，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文明挂钩，大力开展文化领域多种形式的合作，努力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同时把先进的文化介绍到中国，增进对世界的了解。还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15）
其四，“和谐的地缘环境”。环境问题是21世纪全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各国要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发展目标要建立在已有资源、环境容量许可的框架内，并与之相融合。环境保护对人类而言不应该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基本国策，使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
三、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亚太
追溯亚太概念形成的历史，参考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两大权威的地区性组织成员国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亚太地区主要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大洋洲和南北美洲西部的广大地区，约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积约占地球的一半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强。（16）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上发展最迅速的地区。
首先，亚太是全球地缘战略力量最集中的地区，包括现有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美俄日中）及印度和东盟等地区力量中心；全球十大经济体中的四个（美日韩中）；七个有核国中的五个（美俄印巴中）。（17）其次，亚太各国的经济总量之和已与欧盟不相上下，外贸总额已超过美国。世界发展的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18）再次，亚太国际环境也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亚太地区幅员辽阔，国家众多，国家制度各异，国家关系复杂，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口问题特别严重。亚太各国在政治体制、宗教文化、民族心理、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差异大，亚太地区的发展将会引起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19）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有活力的亚太地区战略中心，地缘位置十分重要，中国在亚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本世纪前20年，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期，一个和谐稳定合作发展的国际社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前提。处理同亚太周边关系成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上外交布局中的首要环节，所以构建和谐亚太是中国实行新地缘政治的关键一环。
近年来，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和平、发展、合作”方针为旗帜，与亚洲邻国协作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实现地区发展与安全合作互动，体现中国—亚洲—世界三层次递进发展的新地缘政治战略。（20）
2006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亚太的主张，并作为亚太大家庭成员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标，写入会议的主要文件——《河内宣言》之中：“我们致力于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与投资，防止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建立一个安全、良好的商业环境，加强人类安全，我们承诺努力建设一个充满活力、和谐的亚太大家庭，造福亚太人民。”
亚洲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层次各异，文化宗教差异性突出。各个国家根据其政治、经济、安全、外交战略目标，产生不同的核心利益，但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亚洲各国的共同愿望。和谐亚太的新地缘政治是结合亚洲本地区实际情况，实现因地制宜，因势利导。（21）所以在处理亚太与中国关系时，不要求以中国为中心，而是通过平等互利，共同繁荣，实现持久和平。总的来讲，和谐亚太的新地缘政治归纳起来为“四个基本面，四个方位”战略。
1.四个基本面。构建和谐亚太的地缘政治是通过维护地区和平、建设合作机制、增强战略互信、促进共同发展这四个基本面开展的。
（1）维护地区和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本着“和平、发展、合作”的原则和相互尊重、理解、信任的精神，与12个国家签订了边界合约，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陆上边界问题。中印边境谈判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也与东盟各国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中日东海及钓鱼岛争端上，中国奉行的原则是：“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主张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平等协商，处理和解决亚洲地区的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朝鲜通过不断努力，积极斡旋，先后促成并主办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缓和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主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和平解决。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并为伊拉克问题的解决做了大量的工作。（22）
（2）建设合作机制。中国应进一步参与利用和完善国际机制，保护和发展自己，同时，中国可以进行机制创新，改革现有制度中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如上海合作组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对中国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这种体制的创新并不是挑战世界主导性大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在更多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过程当中，将接受更多的国际规则，这就要求中国国内部分法律与国际接轨，对中国的政府结构产生影响。中国在坚定维护核心国家主权的同时，允许逐渐让渡一些边缘性主权给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23）随着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更多地参与国际机制创新的情况下，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应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国际援助。
（3）增强战略互信。要构建和谐亚太的地缘政治，国家之间要加强交流对话、协调与合作，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增进战略互信，共同确保国家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客观公正地看待对方的发展，正确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扩大共识、促进合作，共同维持亚洲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4）促进共同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在货币、贸易、投资、移民、旅游、军事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展开合作，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共同发展。通过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合作开发银行，制定亚洲的贸易和移民管理协定，亚洲地区公海和有争议海域合作保护与适度开发协议等等，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四个方位。中国的领土广袤，边境线漫长，邻国众多，总的来讲有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四个方位。在每个方向上有都有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需要采用不同的合作机制，运用不同的地缘战略。
（1）在东北亚方向，主要有俄国、日本、韩国、朝鲜等国家，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通过美日同盟，借船出海，推行价值观外交，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野心，从而成为亚洲经济乃至政治领袖。中国对日本的战略是，加强和深化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寻求与日本进行历史和解，但对日本的价值观外交进行适当的反击。（24）俄国推行“双头鹰”战略，积极介入东亚国际事务，推动俄印中三边战略协作，竭力维护其传统的影响。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战略，既要关注陆缘方面的利益需求，又要重视海缘及边缘地带的利益需求。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营造稳定、繁荣的外部氛围，展现中国的大国形象。
（2）在东南亚方向，主要是东盟国家，东盟十国大部分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形势看好，经济、政治、安全合作继续推进。一些国家存在恐怖主义分裂活动，宗教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亚太大国积极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关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相互毗邻，在地缘政治上互为战略依托，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和平的方式处理本地区的争议。在南海问题上，落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地缘经济方面，建立“泛南中国海经济共同体”，变“中国威胁论”为“中国机遇论”。以产业培育为基础，从长远角度构建有利于我国或整个地区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塑造以发展、繁荣为核心的经济安全观与经济文化，重视和合理规划次区域经济合作，并重新审视海南岛在地缘经济战略版图上的重要地位。地缘文化方面，应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民间往来，要谨慎对待地区文化冲突，并适时推进地区法制建设和加强法治化运作程度，以文化和制度的力量减少摩擦，实现长久发展与和睦共荣。在台湾问题上，以各种方式发挥东南亚各国的积极作用，来抑制台独势力。（25）
（3）在南亚方向，主要有印度、巴基斯坦，印度拥有众多的人口，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不断发展的经济和事实上的核国家等优势，并不满足于区域大国，而要成为世界大国，对亚洲产生实质性影响。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战略，既要顺应形势的发展，积极发展与南盟的关系，酌情促进酝酿中的中、印、缅、孟次区域合作的“昆明合作组织”创建，又要正视印度近年来日益突出的加强介入东南亚和亚太事务的“东向”战略，（26）本着开放、冷静、务实的心态，减少摩擦，增进合作，开创一条睦邻友好、共同繁荣的道路。在地缘经济方面，充分利用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和兼容性（我国的制造业和印度的IT业），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的经济交流。在地缘文化方面，着手为后达赖时期的西藏问题做前期准备，防止印度成为青年一代海外藏民中激进主义和暴力倾向的策源地和大本营，尽力弱化边界、西藏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干扰。（27）
（4）在中亚方向，中亚各国原属苏联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独立以后，与我国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冷战后，中亚政治格局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世界各大国及地区势力纷纷向中亚渗透、争夺，展开激烈的地缘博弈。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必须采取相应的地缘战略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地缘政治上，首先借助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多边合作平台防范地缘不稳定因素，震慑和打击“东突”分裂势力，防止大国在中亚的军事争夺演化成对中国西部的直接安全威胁，避免中亚形势发展对中国能源安全造成重大冲击。其次，加强与俄罗斯、中亚等国的和平地缘外交，形成睦邻友好的西部周边关系。建立一种更为有效和稳固的磋商机制和安全机制，形成睦邻、互信、友好协作的西部周边战略互动关系，确保中国西部的安全和稳定。在地缘经济上，通过“西部大开发”辐射带动中亚地缘经济，积极推动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同东亚经济圈的融合，以能源双轨战略为地缘政治合作的突破口，进口中亚石油，扩大对中亚石油投资，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双赢局面，并进而带动双方其他经贸关系的发展。充分发挥新欧亚交通大动脉的地缘战略价值，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联系与经贸合作；使之成为中国与中亚发展21世纪战略合作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地缘文化上，要互相尊重，减少摩擦，化解地缘文化冲突。（28）
四、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世界”理念
中国历史悠久，有辉煌的过去，汉、唐、明和清朝早期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然中国也有过屈辱的往事，近代以来曾深受西方列强推行的旧地缘政治之苦。中国是旧地缘政治学的受害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进入21世纪，国际体系、秩序和机制处于迅速转型之中，在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地缘政治的竞争性本质被注入了合作的成分，特别是在全球性问题上合作成为行为体各方赢得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外交更加重视周边与多边，并产生新地缘政治思想。中国新地缘政治是建立在“和平的地缘政治”、“互利共赢的地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与“和谐的地缘环境”之基础上，新地缘政治是以和谐世界理念为其核心内容。
中国领导人提出“和谐世界”的目标，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第一，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要把握机遇，加快各方面的发展。“和谐世界”正是新地缘政治学的核心，显示了其与旧地缘政治学的根本区别。第二，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决心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实现和平发展，坚决摒弃工业大国传统的新老殖民主义道路和军事扩张道路。第三，全球性问题凸显。中国目前所遇到的资源、人口和生存环境及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共同问题都涉及人类生存与未来发展的共同危险。要解决这些跨越地理边界的难题，当然不能靠传统的方式加以应对。最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加强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各国在经济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合作、共赢。这一切在新地缘政治学的“非领土化”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观点中找到了新的佐证。（29）第四，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源泉，也是世界的显著特点。推动不同文化和信仰相互交流，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相互借鉴，有助于世界更加多姿多彩、充满活力，有利于各国各地区人民取长补短、和睦相处，努力形成兼收并蓄、优势互补的国际合作新格局。第五，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心世界，形成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崇尚和谐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和心理情感，成为当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底蕴。（30）
“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财富。中国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并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实践中一步步提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构想。
2005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的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同志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总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演讲，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2006年8月，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
“和谐世界”理念体现出成熟、大度的风范，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外交政策成熟的体现。中国新地缘政治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核心，以“和平、发展、合作”方针为旗帜，以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后盾，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其目标是同各国一起努力，共同创建一个和谐世界。
1.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方针的旗帜
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胡锦涛同志在《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31）我们只有塑造安定、和平的政治环境，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促进共同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新地缘政治的基础。共同发展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只有促进共同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威胁世界和平的不稳定因素，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展国际合作”是构建“和谐世界”新地缘政治的途径和方法。信息化和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同时，全球性问题凸显，环境问题、能源问题、金融危机、跨国犯罪、传染病的蔓延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要求国家之间共同努力、密切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2.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提出中国将实现和平崛起，为世界和平进步做出贡献。2005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英国期间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要义，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32）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坚定决心，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措施。2006年8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中国向世界表明，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33）主张在和平共处五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3.继续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谐世界的新地缘政治以有理、有利、有节，以不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为前提，以不动摇中国根本外交原则为准绳。（34）中国从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中国主张国际新秩序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在军控和裁军方面，中国历来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合作，共同对付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35）
4.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互利共赢是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和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坚持国际经济合作的行为准则。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充分表明了我国对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强烈责任感，有利于缓和国际的经贸摩擦。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首先要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同时，要坚持“有所作为”的方针，充分利用多边舞台，发挥大国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对话和国际经贸规则制订，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其次，要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开拓“两个市场”上，应充分挖掘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将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立足点，同时充分利用好外部市场。在利用“两种资源”上，应立足国内，坚持开发和节约并举，依靠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缓解资源供求矛盾，同时加强国际能源资源合作开发，建立多元、稳定、可靠的战略资源供应保障体系。第三，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外部条件和机遇来加快发展自己，在不断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36）
5.同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创建一个和谐世界的目标
“和谐世界”思想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力量，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和谐世界”思想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和谐世界”首先强调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在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37）中国将和世界各国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政治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57页。
②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邵文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③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李亦鸣、徐小杰、张荣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99页。
④陆俊元：《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86、9页。
⑤陈力：《战略地理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页。
⑥参见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11、12页。
⑦参见王恩涌、王正义等编著：《地理政治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⑧参见许勤华：《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期，第15页。
⑨GearoidO’Tuathail.PostmodernGeopolitics？TheModernGeopoliticalImaginationandBeyond，inGearoidO’TuathailandSimonDalbyeds.RethinkingGeopolitic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p.23-25.
⑩RobertKeohane.NeorealismandItsCr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322；JosephNye.NeorealismandNeoliberalism，WorldPolitics，Vol.40，No.2，（January1988），pp.235-251.
（11）SaulB.Cohen，Geopoliticsoftheworldsystem，Rowmann&LittleField，Lanham，Maryland，2003，p.435.
（12）参见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56页。
（13）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第56页。
（14）GeorgeJ.Demko，WillianB.Wood.ReordingtheWorld：GeopoliticalPerspectiveontheTwenty-FirstCentury，WestviewPress.1999，p.15.
（15）王在邦等：《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时事报告》2006年第10期，第29、30页。
（16）王生荣主编：《金黄与蔚蓝的支点：中国地缘战略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9、310页。
（17）王生荣主编：《金黄与蔚蓝的支点：中国地缘战略论》，第218页。
（18）参见张迪祥编著：《国际经贸地理概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19）参见王生荣主编：《金黄与蔚蓝的支点：中国地缘战略论》，第218页。
（20）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与文明多样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21）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与文明多样性》，第34页。
（2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3日第10版。
（2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和谐世界——和平发展与文明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第124、125页。
（24）胡令远：《日本国家战略的调整对我国地缘政治的影响》，“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研讨会”论文，上海，2007年。
（25）王建伟：《东南亚地缘政治与中国对策》，“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研讨会”论文。
（26）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27）于滨：《南亚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地缘政治——问题、挑战和机遇》，“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研讨会”论文，上海，2007年。
（28）参见尹朝晖：《论中国在中亚的地缘利益、安全困境与战略选择》，《理论导刊》2007年第6期，第92、93页。
（29）秦晓鹰：《中国必须重视新地缘政治》，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611/1115_23_33089.shtml。
（30）康绍邦、秦治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求是》2007年第3期，第28页。
（31）胡锦涛：《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版。
（3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3日第10版。
（33）康绍邦、秦治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求是》2007年第3期，第27页。
（34）袁鹏：《“和谐世界”与“中国新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第3页。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外交部网站，http：//www.Amb-chine.fr/chn/zgzfs/zgsg/zzc/zgwj/wjzc/t152164.htm。
（36）王检贵：《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人民日报》2006年8月28日第9版。
（3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