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有四大主体资源：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说是四大主体资源，但显然不只是它们，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群体、甚至中国的游客，这都属于主体资源。
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要实现联动效应，就要进一步识别主体资源，对接主体资源。进一步的建议是，建立“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打造中国智谷。拿美国来做类比，美国之所以强盛，它的创新是底蕴，基础在于有硅谷等诸多创新平台。研究美国可以发现，产业创新与教育资源的对接是紧密联系的。以硅谷为例，没有斯坦福大学可能就没有硅谷，反之亦然，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实现了充分的互联互通。
而我们在“一带一路”上也是这样，聚智才能聚焦。聚智怎么聚呢？
我们的产业园区是相对过剩的。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产业园区、工业园区，但是优质企业是有限的。拿中国的一些城市做试点，先打造“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不一定要去引企业、引项目，我们可以尝试去引一些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库。
所谓有思路才有丝路，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路，需要这些智慧园区的支撑。我们要发挥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打造智谷。其中四大主体资源很重要，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交流互动，强化产、学、研的对接流动，孵化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带一路”人才。同时，智慧园区也是一个创新容错的基地。
有研究表明，首次创新的出错、失败几率很高，但是二次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会很高。通过智慧园区，把首次创新失败的案例入库，二次创新的时候就可以在其中找素材，这样有利于避免人走重复的试错的道路，这是中国目前急需的。
借“一带一路”的契机，建立全球创新容错的基因库，届时会有很多火花迸发出来。智谷作为一个平台纽带，可以统一规划上述资源，优化配置组合，避免重复试错，最终发挥出“1+1>2”的合力。
怎样破解“雷声大，雨点小”的难题？
中央和基层的对接中，似乎一直是中央在提战略构想，基层有些创新不足。甚至有的地方人才等资源缺乏，看起来似乎没办法承接中央的这个构想。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除了产业的互联互通外，也包含中央地方的互联互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今年3月28号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但是文件提出后，地方的状态是在“等”，坐等“一带一路”的规划和项目。而中央希望地方先有基层创新，先做什么。一时间，中央在看地方做什么，地方在等中央做什么，在等中央一声令下。
这种不联不通的状态长期没突破，所以现在出现“一带一路”“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标志性项目和精品工程少，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在做什么，“一带一路”的特色产品和项目就显得少多了。
要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首先地方要在理念上充分认识“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很多地方对“一带一路”没有充分的认识，地方要主动思考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自身如何打造出足够好的产品，打造出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要充分进行“一带一路”的供给侧改革，使“一带一路”的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充满魅力。
地方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很少充分研究过“一带一路”沿线有哪些国家，以及它们的具体需求是什么。研究后就会发现机遇是很大的，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研究的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沿线国家，这就是痛点所在。
国内地方保护主义太浓怎么办？
断裂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痛点。国内出现“行政区划式”的发展现象，不同地区在竞争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区间发展也有同质色彩，抬高自己，排挤别人，这个问题在“一带一路”中该怎么协调呢？
要防止“行政区划式”的发展方式，防止国内省、区、市之间出现断裂。举例来说，西北五省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联合发力的现象很少见。依然是传统的各自规划，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都在积极寻找主导权和优势资源，难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挤别人”的不良局面。整体来看，各省不仅没能形成合力优势，反而在内部竞争消耗。
区域性的经贸合作目前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就是痛点所在。就拿今年新疆9月1日的亚欧博览会来说，我在西北调研的时候发现临近的省份，比如甘肃、青海、宁夏等基本不知道这个博览会，这就失去了机遇，失去了联动。退一步讲，即使知道新疆的亚欧博览会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对，认为跟自己没关系，只是新疆的企业服务于欧亚的五十几个国家。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宁夏的中阿博览会，现在也主要是宁夏企业在做。中国经济似乎一直都有一个惯性：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
“十三五”中有专门文件提到“陆海联动”。针对现在沿海省份做“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是面向海洋，而西部省份主要是面向亚欧大陆，这就是一个痛点。这方面我们可以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新加坡很会发力“轻巧精准”，它的第一个经典案例是苏州工业园区，第二个案例是中新天津生态城，这两个都是在沿海城市做，但是第三个点就放到了重庆。新加坡本身是个海洋国家，按照我们的惯性，它就只需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也在做中国西部的开发，也就是陆上丝绸之路。
我们的城市也要有新加坡的这种视野。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地区联动，要形成省际的“一带一路”政策协调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比如大型经贸论坛和旅游合作开放等等。
这个构想的实现有赖于顶层设计。需要中央先有一个大的规划、助推两个机制：一个是区域性的，比如说“海丝”和“陆丝”相关省份的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二是海陆对接的联动和协调机制也要建立。现在福建的泉州和陕西的西安已经在实现联动，但主要是自发性的。如果中央能助力推动，从个案变成普遍现象，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这一套过时了
“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比如内蒙连通外蒙及俄罗斯远东，云南连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推进按地域划分，而非按需求划分，这样会有不小的弊端。
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以宁夏为例，宁夏是内陆省份，谁也不挨着，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
区别于地缘就近模式，更深层的就是按照需求导向决定合作模式。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其中有一个案例不得不提，那就是义乌。义乌是中国的一个县级市，但它发展的是国际贸易。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岖，地下又没有资源来生产好的产品。本地的人口大约只有80万，而外来人口将近150万，这些外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优质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
这种经济现象值得思考：为什么阿拉伯人宁愿到浙江的一个县却不愿到西北的一个省？原因就在于：义乌人敏锐地发现了阿拉伯人的需求，把痛点中的盈利空间都发挥出来了。阿拉伯人对礼拜和饮食有讲究，义乌就在清真餐饮和礼拜环境方面下功夫，打造出了一个国际贸易共同体，其中既有他们所需要的宗教文化，又有他们所需要的商业文化。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舍近求远”的关键。
义乌的思路是买世界、卖世界，是对方需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就提供全面的采购和组货服务，这就是按照需求导向来的。
我认为，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
而且这个“需要”不是坐等出来的，是要敏锐地去发现对方的需求。好比没有阿里巴巴的时候，人们并没意识到有电商平台的需求。但是当这个平台搭建好，就会发现人们的这个需求被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的需求导向有两种：对接需求和激发需求。因此我们要在找痛点的敏锐性方面下足功夫。“一带一路”的企业和城市参与者也要做好理念调整，跳出原来的地缘就近惯性，向需求导向迈进。(来源：瞭望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