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格局和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我国改革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完善。这是“十三五”时期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是愈益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客观必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同世界紧密联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一直参与着全球经济治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也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实力地位的提高和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我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既是客观必然，又恰逢其时。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是我国与外部世界经济相互联系密切、相互影响深化的客观要求。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经济与外部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国货物贸易占全球份额2014年上升到12.4%，已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的世界排名也已上升至第二位。我国引进利用外资2014年首次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2014年世界排名升至第三位。目前人民币已是第四大全球支付货币。我国与外部世界经贸金融的联系越密切，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也就越大。这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治理体系的改革，维护一个良好的外部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环境，为进一步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我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密切和影响力的扩大，也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治理体系的改革创造了客观条件。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是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实力地位提高的客观要求。改善外部经济环境、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仅仅在于对外贸易、投资、金融自身的发展、扩大，更在于通过这些资源跨国流动和配置的市场渠道、纽带的发展、增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实力地位提高。这是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重要动因。另外，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国能否增强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推动形成平等参与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实力。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实力地位进一步提高。在“十二五”的头四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0%,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6个百分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高居世界榜首。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3%。未来5年，我们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将继续致力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地位，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这为我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是我们统筹国内改革治理与参与全球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治理”概念最初主要是指一国国内治理。进入新世纪以来，治理又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进一步扩展、演化出“全球治理”。我国实行了30多年改革开放，推进的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也是治理体系的改革；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所强调的治理，无疑也是既涵盖国内也涵盖国际的治理。如同长期以来我们在改革开放、发展建设中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统筹考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一样，我们还要统筹推进国内国际两方面治理。一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仅限于其国内领域、对内方面，也在于其国际领域、对外方面，这样才是完整和全面的。我们要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统筹国内改革治理与参与全球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其根本目的是服从服务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参与全球治理及其改革不是一时一事的需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任务，而是一项长期持续的政策措施，服从服务于我们的长远目标。“十三五”时期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治理体系的改革完善。国家宏伟目标的确定，是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考虑到国内国际两方面条件、环境的结果；国家宏伟目标的实现，也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方面环境因素，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治理的用语、主张成为我国政府、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出的声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G20金融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国际场合，都提出了众多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倡议。不仅在国际场合，而且有关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改革完善已成为“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等党的重要文件中的政策主张。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国内积极倡导、推出和采取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主张和行动，标志着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二、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引领者，我们要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发出更多中国声音，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全球治理理念是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引领，治理体制的变革离不开治理理念的创新。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事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在国际舞台上提出、倡导了许多充满中国政治智慧的治理理念。比如：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提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提出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提出协商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主要方法；提出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正确义利观；提出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提出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等等。我们将继续倡导和创新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
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是我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引领者的重要体现，是把我国提出和倡导的治理理念践行为政策主张、实际措施的重要途径。全球经济议程涵盖广泛。从时效上看，既有诸如寻求摆脱危机的影响、复苏世界经济的应急、短期对策问题，又有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方向发展的长效机制问题。从领域上看，包括全球经济失衡、世界经济贫富两极分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公共债务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全球贸易体制、全球市场秩序、公平竞争规则、跨国企业监管等问题，也涉及气候环境变化、人口粮食问题、能源资源问题、公共卫生安全、减贫援助问题、重大自然灾害等众多领域的全球性问题。从范围上看，既涉及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20国集团等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问题，也涉及诸如“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跨地区、区域层面及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问题。从改革与创新看，既有对现有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如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问题，也有新的组织机制、合作方式的创新构建，如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创建、发展问题等。我们将继续在全球议题上，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以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
世界经济治理直接面对的是各国经济涉外的部分或在外部世界交汇的部分，因此世界经济治理机制首先是关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等的协调机制。但在世界各国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各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与外部世界经济越来越相互影响，从而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也越来越同时成为加强各国国内中长期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尽管各国经济周期不同步，经济政策有差异，但为防范不同经济体经济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共同应对世界经济中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世界主要经济体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要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加强同其他经济体的政策沟通和协调。我们要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不断加强，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这包括同发达国家加强政策协调，特别是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也包括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还包括同新兴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金砖国家”加强政策协调，构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伙伴关系。
国际经贸规则健全合理与否，关乎国际经济治理的效率与公平。持续了70年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要求，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修订成为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重要方面。当前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金融投资规则的制定修订在全球多边、区域、双边等不同范围内深入展开。在这些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修订中，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影响。对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并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要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我们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要做参与者、引领者。要在全球多边层面和区域、双边层面，全面参与包括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还要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增强我国在国际规则重构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的发展利益。
三、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进区域经贸安排，是驱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两个轮子
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两个轮子。与此相适应，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进区域经贸安排是驱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两个轮子。
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我们在推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支持联合国、20国集团等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作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主渠道作用。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支柱，当前要继续推动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在取得早期收获的基础上，积极落实“巴厘一揽子”协议，推进完成后续工作，争取尽早全面实现多哈回合发展目标。同时，支持世贸组织继续加强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促进营造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
为稳定国际货币关系，我们要积极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完善，如促进落实2010年达成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机制等；继续推进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结构合理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继续推进加强金融监管，建立一个有序、有效、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
我们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治理，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完善中，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共同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经贸安排。我国积极参与区域经贸安排、构建自由贸易区，是在新世纪伊始起步的。目前我国已经签署协议的自贸区共有14个，涉及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区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已生效的自贸协定货物贸易自由化率较高，基本实现了90%以上贸易零关税。自贸区对推动贸易投资发展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我国与14个自由贸易区22个自贸伙伴的贸易额涵盖了我国年对外贸易总额的37%，我国与自贸伙伴之间的贸易增速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2个百分点。
我们要更加主动地引导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除了继续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外，我们已经并将继续推进与有关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建设进程，特别是积极推进三年前中国与亚太15国共同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争取今年底前完成实质性谈判。我们还将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和中欧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与之关联紧密的沿线国家的区域、跨区域及次区域的经贸合作，包括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列入“十三五”规划建议。这既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措施，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坚持分类施策、精耕细作，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