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人性使然，人类有着对十确定性的特别偏好，因而对社会生活的确定性的孜孜追求由来己久，可是，实际的情况是，不确定性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可以说，是其本质之所在，就连自然现象也莫不如此，物理学上的不确定性原理是海森堡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一位互联网业者-甚至说“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一代己经到了”。索罗斯也曾经说过“我什么都不怕，只怕不确定性”。这句话用到国际关系上最贴切不过。回到国际关系领域，其不确定性则更明显了。正如唐世平在其《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所指出的，“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不确定性在包括国际政治在内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着中心位置。”毫无争议地说，1980年代是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一代，可是那时一的人们又有谁会料想到今天两国的关系掉到冰窟窿里了。越战期间，美国与越南都将对方往死里打，可是今天越南与美国热络得很，并且越南方似乎更为主动与积极。不久前的2015年9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据媒体报道，双方达成少’一泛共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就在习主席风尘仆仆回家时一，回头就给了一枪，美国那边传出TPP谈判取得成功，TPP不能不说是对付中国的一招。习主席早就说过了，太平洋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可是美国偏偏不配合、不领情，习主席访美不久硬说中国南海是“大家的”。马不停蹄，习主席接着就访问英国了。双方决定共同构建中英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据令家介绍这次访问将开启持久、开放、共赢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一代”。可是，就在同习主席会谈时一，英国首相片梅伦提出希望香港产生不经筛选的特首。因此，我国外交部在高度评价中英关系的同时一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要求英方不要介入香港事务。连人也没有回来，似乎就有不和谐之音产生了。这是怎样的情形？给人一个相当错乱的画面。常识告诉我们，在外交场合嘴上说的其实并非算数，它们属十“外交辞令”，而“外交辞令”听听而己不足当真，当真恐怕就上当了。由此，人们不难看出，要对国际关系如中美关系作出预测就有困难了，预测得越具体，不准确之风险就越大。
那么，预测中美关系具有高度的不准确性、具有高风险性，其原因恐怕就在十其本身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首先来自十信息的不完全性（incompleteinformation）。有学者言“不确定性是指对事件及其后果或可能性的信息缺失或了解片面的状态”。就中美关系来说，中国官方或学者一方不能完全知道或清楚美方打什么牌，手中有什么底牌，反之美方亦然。其次，影响中美双方关系的其他因素的不可控制性。就国际关系层面来说，大的中日关系、美日关系、中俄关系、美俄关系都会影响中美关系，而这些关系都具有不确定性的特质。例如，中苏关系对十中美关系的影响。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不久，因中苏关系，中国同美国交恶而发生了朝鲜战争，随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有了松动，十是有了政治上较为反共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举。再一个是经济因素，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亚太经济等等都具有不确定性。第四个因素就是国内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此言对也。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邓访美是对外开放之需要。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对朝鲜的开放，而是对西方尤其美国开放，不修好与美国的关系，开放就是空谈。前几年发生在青岛、西安等地的砸毁日系车的反日游行，个中原因不能说与国内的一些问题或矛盾没有一点关联。反过来美方也一样。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每次总统选举，候选人都拿中国来说事，原因无非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考量。而二战以来欧美主导的全球体系，对十公正与正义的实现是起作用的，但是，各国的国际关系依然以现实利益为最高目标。外交上现实利益考量便成为影响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关系最主要的因素，而利益导致关系错杂复杂，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这些因素交织一起构成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我们应该尽力从社会科学角度分析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美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尤其中国的国际关系界常常以信念代替科学的、实证的、逻辑的分析，例如，常常会看到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一作出对十未来中美关系持审慎的乐观，中日关系从长远角度来看会得到改善这样的预测性的结论。这些预测的问题不在十其对不对或准不准，而在十方法论的问题，那就是多半是以信念代替科学的分析。我并非将不确定性绝对化，更不认为不确定性无法理解与预测。美国克林顿时一期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Rubin）在其《在不确定的世界里》（InAnUncertainWorld）里说过‘对我来说，或然性思维不只是一种理智上的建构，而且是一种深深植根十我灵魂的习惯和规则”，但是“不确定性本身充满着一种悖论”。当我们分析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关系、中美关系时一，不妨借助十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不确定性分析框架与方法。在经济学、管理学中，不确定性分析是决策分析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指的是对决策方案受到各种事前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变化与影响所进行的研究和估计。认识到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通过对不确定性的分析，尽量弄清和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分析某些不可预见的政治与等因素，从而增强或保证预测可靠性和稳定性。
不确定性兴许源十人性的诡秘。因此，我们才用制度来规范人们行为之必要。不必诉诸十民族主义的情怀而修好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等，民族主义有时一会帮倒忙。关键在十沟通机制与渠道，将中美关系纳入可控范围。重要的是以制度性的安排来对付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