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民间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容复杂，我们有必要首先对问题症结作出梳理，然后讨论不同的应对方案选择。
“三期叠加”的挑战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对于这种状况，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了一个精炼的总结：“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那么，“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是哪些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是哪些隐患增多？在这些矛盾、隐患、挑战中，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我以为，2013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三期叠加”，正是这些矛盾、隐患和挑战的集中概括。
第一个“期”，是“经济增长换挡期”。简而言之，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
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的时候，有关方面就提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缺乏效率和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遗憾的是，“九五”、特别是“十五”期间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过来，到了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发现存在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重重轻轻”、服务业严重落后。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率畸高和消费率过低。外部失衡则主要表现为外汇结余的大幅度增加，造成了货币超发和资产市场泡沫生成。从那时到现在，实现结构优化变得越来越迫切了。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需要付出的代价、忍受的痛苦成为今日的负担。
第三个“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偏好于用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来保持高增长率。近年来，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变得愈来愈明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迅速积累。为了避免债务积累导致局部性乃至系统性的风险，必须动用资源加以消化。
在上述这些矛盾、隐患和挑战中，大家最尖锐地感觉到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由于过去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都是靠数量扩张来“摆平”的，一旦经济增长减速，这些问题和矛盾就显露就出来了。因此，在最近一段时间，增长减速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受到了官、产、学各界人士最大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
基于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的不同应对策略
各界人士在讨论中国经济面对的问题和可选的应对策略时，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
第一种分析方法，可以叫做需求侧因素分析法。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中国最为流行的一种分析方法。根据这种分析方法，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是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力量不足，拉不动中国经济这辆大车。要“保增长”，就得振作这“三驾马车”的力量，叫做“扩需求、保增长”。
在我看来，这种分析方法和应对策略，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有很大问题的。
从理论上说，这种分析方法是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
Y=C+I+(Ex–Im)+ (G–T)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出总量（Y）是由需求总量限定的，而需求总量则是由消费（C）、投资(I)、净出口(Ex–Im)、财政赤字(G–T)构成的。发生经济衰退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因此在出现经济衰退时要由政府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创造需求来加以救助。
“三驾马车”分析法在需求侧的4个因素中选取了其中3项作为讨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所针对的，是经济学所说的短期问题。凯恩斯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在回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于市场能够自动出清、而无需政策干预的批评时承认，从长期来说市场的确能够使它恢复平衡，但是他说：“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这就是说，尽管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会经过波动自动实现再平衡，如果不采取救助措施，会在短期内造成长期难于补救的损失。所以，且不说经济学界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否合乎实际存在争论，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完全正确，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去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也是一种误用。
从实际效果上看，由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中采取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来拉动增长，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学所说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的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
图1. GDP季度同比增长率(2009-201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新华网
从图1可以看到：2009年实施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的强刺激以后，很快就把GDP增长率拉升了3-4个百分点，从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1季度甚至连续3个季度达到10%以上，然后就开始掉头向下。近几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出台一些保增长的刺激措施，刺激的力度也并不弱，但是效果却每况愈下，回升的时效愈来愈短。最近一年甚至完全看不到它的提升作用，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行。从2011年到2014年的4年中，GDP增长率分别是9.2％、7.8％、7.7％、7.4％。今年上半年降到7.0％，第三季度进一步降到6.9%。
第二，是债务的过度增加和杠杆率的迅速升高，风险加速积累。投资刺激意味着投入更多的资源，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那么只能靠发行货币和用其他方式借债。这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的负债积累起来，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负债总额对一年GDP总额的比率）上升得很快。
国民资产负债表由居民负债表、企业的负债表和各级政府的负债表三个部分组成。
2012年，社科院、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分别做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或称国民资产负债表）。三家统计的结果相差不大，总的说来负债率偏高，但也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到了2012到2013年，三家研究团队都发现，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提高得很快。去年和今年，有更多国内外机构加入了这一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已经超出了警戒线。一般来说，总的杠杆率达到200%以上就要引起注意了。各家计算的结果存在少量差异，在这里，我们选用了麦肯锡研究院的研究。
图2： 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加速提高
来源：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ebt and (not much) Deleveraging》，2015年2月
从图2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是速度并不是很快。以后就猛然加速。到了2014年，总的杠杆率已经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达到了283%的高位。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而系统性风险如果爆发，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将是非常严重的。为了避免我国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我们一定不要再走靠盲目投资拉动增长的老路。
也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远没有达到日本400%的高度，不存在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这些论者可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日本国民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率虽高，它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企业的现金流仍然充裕，政府债务是由国家主权信用担保的，一般不易出现偿债危机。而在我国国民资产负债表中居于首位的是企业债务，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高达125%，远超过欧盟90%的红线，容易出现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风潮。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对供给侧因素的分析。
从供给侧的视角观察，经济活动总量（Y)是由劳动力总量（L）、资本总量（K）和效率水平（A,即TFP）等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力增量、资本增量（即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
Y= A · Kβ · L1-β
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在分析供给增长的驱动因素时，通常只归结为新增劳动力和新增资本（投资）这两个因素。人均GDP增长的动力就只剩下投资一项了。由这里导出了著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Harrod - Domar Model)。按照这一增长模型，投资率越高，增长率也越高。这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的信条 ，认为发展的要诀，就是尽力增加投资来提高他们的GDP增长率。但是这个理论本身包含着一个很大的悖论：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就必须不断地提高投资率，而投资率是不可能无限提高的。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R·索洛(Robert Solow)对这个模型提出了质疑。他用美国二十世纪前49年的数据做了回归，发现增长率并未下降，投资率也并未提高。据此，他提出一个假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除新增劳动力和投资外还有一个余值，这就是索洛余值A，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经济分析时经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索洛把这个余值的内容界定为技术进步，即运用资源方法的改进。另外两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对索洛余值的来源从不同视角作出了解释。库兹涅茨说，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广泛运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的新技术，通常是“熟能生巧”，从经验中获得的，但在那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突破性新技术通常是在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就使得技术进步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地提高了。舒尔茨则认为，它得益于人力资本、即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的提升。舒尔茨说，和物质资本投资报酬递减的情况不同，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递增的。尽管他们三人在对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作出说明时用语不尽相同，但他们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从投资驱动的增长到效率驱动的增长，用我们现在的党政文件中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个概念来自苏联。在1995年中共中央在“九五”建议中引进这个概念的时候，它的含义是清楚的，就是从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如今20年过去了，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倒反变得模糊了。近来报刊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这样一来，又从供给侧转回到需求侧去了。
这一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对于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长期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以及为什么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除了继续保持大规模投资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驱动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投入生产活动之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第二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效率提高得慢。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首先，市场化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其次，开放使中国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水平。于是，生产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就有了比较大的贡献。
到2005年前后，以上这些支撑高速增长的因素出现明显衰减。
首先，随着我国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变得越来越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据他们此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其次，随着城市化进入后期，从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逐渐减少。再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提高自己技术水平的空间已经大大收窄了。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大学的白重恩教授、日本一桥大学的伍晓鹰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体相同的结论。这就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降低。如果既不能继续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去维持高增长率，又不能从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找到新的增长动力，GDP增速进入下行通道就成为必然。
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才有可能走出目前“三期叠加”的困境，确立符合我们期望的新常态。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克服体制性障碍
说到这里，应当说，应对挑战的正确途径已经找到。一句话，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问题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是1995年提出的，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为什么还没有解决呢？
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改革建立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机制。
我们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革开放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九五”（1996-2000）计划需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重点，最先是当时的国家计委提出来的。在总结苏联为什么直到解体也没有实现这一转变的教训时认识到，根本的障碍在于苏联的体制。不改变这种体制，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所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制定“九五”计划（1996-2000）的建议》中，正式提出必须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要求。第一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另一个转变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且后一转变是前一转变的基础。
由于“九五”期间适逢贯彻执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大潮，所以两个转变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在“十五”（2001-2005）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却发生了逆转。这个逆转是由一件好事导致的：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化本来是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通过人口在城市的聚集能够产生工商业的规模效应和新理念、新技术、新制度，但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城市化却发生了扭曲。
和大多数国家城市是从“市”发展而来，城市化是由市场主导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城市是从“城”即政治中心来的，城市化也是由政府主导的。而且我们的城市是有行政级别的，分成正部级城市、副部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很少见的。由于行政级别与城市的规模有关，规模越大，级别越高，级别越高，掌握造城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就造成了各级政府努力扩大城市规模的冲动，出现了相当普遍的“摊大饼”、“造大城”运动。这使城市化的正面效应，即效率提高并不十分彰显，而它的负面效应，如生活费用提高、交通拥堵和污染加剧却变得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现有土地制度也为各级政府主导的造城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和财政基础。征地的规模越大，财政收入就越多。于是在21世纪初期，许多地方掀起了用大量投资进行“形象工程”（主要是房地产开发）和“政绩工程”（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建设热潮，经济增长方式变得更加粗放。
面对着经济增长方式恶化的状况，在1995年研究制定“十一五”（2006-2010）规划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关于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争论。许多经济学学者指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会出现恶化的趋势，是如同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说，“生产力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它们主要包括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过大、把GDP的增长看作政绩的主要表现，等等。
2005-2006年大讨论的成果，是“十一五”规划重申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并且要求按照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精神，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来消除这些障碍。但是由于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没有取得进展，特别在2004年出现 “经济过热”以后采用行政手段“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结果“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这样，直到“十一五”末期，经济方式转型仍然未能实现。
中共十八大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出现新的转机。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目标，为实现这一转型提供了可期待的制度基础。
正确的应对方针
根据以上的分析，当前应当采取的方针，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出现体制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法治基础上市场作用的发挥，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于是我们就需要完成以下两个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要努力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首先，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来降低风险：一是停止回报过低和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避免风险的进一步积累；二是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化解风险；三是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例如社会保障基金缺口，消除可能的风险点；四是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硬化预算约束；五是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分别情况实施破产清盘或破产保护下的重整以释放风险；六是停止“刚性兑付”；七是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如此等等。
与此同时，还要辅之以财政、货币等进行短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适当搭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财政政策要保持稳健，财政政策要提高力度”的正确方针。在货币政策的问题上，日本野村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对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下货币政策作用的分析很值得注意。 他指出，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出现普遍的偿债困难的时候，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如果需要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应该主要运用财政政策来创造需求当。事情的确如此，在资金紧张、“现金为王”的情况下，人们拿到钱以后更愿意投在流动性高的股市而非流动性低、不易抽身的实业上，因此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不能促进产业复苏，还会使资产泡沫短时期膨胀和风险进一步积累。货币政策在提供必要的流动性的同时，需要尽力去杠杆。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要增强力度。
增强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意味着增加赤字。目前增加财政赤字还有一定的空间，应当加以利用。增加赤字可以采取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增加财政支出，一是减少财政收入。从当前的情况看，我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普惠性的减税的办法，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少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当然，税负较重只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但降低税收对于改善营商环境和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有好处，则是确定无疑的。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尽力保证不出现系统性的风险，目的在于为改革赢得时间。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所以在稳住大局的情况下，就要全力以赴地推进改革，消除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成败的关键在于改革
对于依靠改革、市场和法治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应对策略，有些论者提出了疑问。他们说，改革是一件长时期才能见效的“慢活”，“远水救不了近火”，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形势，还是应当采取能在短期内见效的行政手段和刺激政策，使经济增长的颓势得以扭转。
关于改革“远水救不了近火”的说法，我们已经听了一、二十年。正是因为在这一理由支持下的延误，才造成了现在的被动状态。“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时至今日，已经是痛下决心，锐意改革的时候了。何况近年来的一些行业和地区的实际情况表明，认真进行改革是能够取得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的结果的。
最近几年服务业发展的加快，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制造业一枝独秀和服务业发展滞后，一直是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痛点”。
“十一五”在确定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的主线的同时，把制造业的服务化（“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和发展独立的服务业作为优化结构的主要内容。 但是由于化改革推进缓慢、采用行政方法“调结构”，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最近几年，服务业发展开始加速，并在2013年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我国最大的产业。为什么呼吁了好几年而没有取得进展的服务业发展近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根溯源，就在于十八大召开前后我国就已经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这些改革取得的一个明显的成效，就是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服务业发展的加快。较之第二产业吸纳就业能力更强的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增速下行的情况下得以保持较好的状态。
虽然这种良好状态能否保持取决于后续的改革，但改革的牛刀小试尚且能够在结构优化上取得这么好的成果，全面深化改革步伐的加速可以对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起更大的作用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除此而外，今年以来，在大多数地区经济不振的同时，一些改革开放较早、政府干预较少、市场较为规范的城市，创新创业和结构调整出现比较好的前景。这种情况，也应当加强我们对于改革开放的信心。
不过在坚信改革的推进和法治基础上市场制度的建立能够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同时 我们也要考虑到，不是制定了好的决议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对于全面深化改革阻力和障碍是严重存在的。
全面深化改革至少面临四个方面的阻力和障碍：一是来自旧的意识形态的阻力和障碍。二是来自权力寻租特殊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和障碍。三是来自不利的经济环境的限制。四是由于改革是涉及亿万人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它所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而精巧的巨型系统，因而对于专业水平和操作艺术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很容易由于这两方面的不足而产生困难。
面对着巨大的阻力和障碍，就必须像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所一再重申的那样，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切实推进改革。
十八大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至今已经三年。在这大转型的历史关头，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过去三年推进改革的经验，规划未来的工作。
第一，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政府职能改革、简政放权已经取得进展。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要继续向纵深发展，通过制定企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正面清单，形成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式制度，真正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二，作为金融改革核心的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进展超过原来的预期，但是“两率改革”单兵突进，并不足以发挥金融体系的整体功能。因此，金融系统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改革亟需跟进。
第三，财政改革有所进展。但是，还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例如以理顺中央地方关系为重点的中央、地方事权、财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以及转移支付的制度化等有待解决。
第四，深改小组《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发出，意味着建立市场化商品价格体系的关键性战役即将全面展开。一些至今仍由政府控制的能源、服务价格有望实现市场化。不过价格改革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历来容易引发社会矛盾，需要既积极坚定、又谨慎稳妥地进行。
第五，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但是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它们的体制机制如果不能得到改善，就会压缩其他部门的生存空间，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于提高。目前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1+N个文件正在陆续下达。如何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还有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认真解决。
第六，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妨碍竞争的行为，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的巨大障碍，必须通过反垄断法律的修订完善和执法体系的加强来加以消除。因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再配置；也只有通过竞争，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总之，建立严格准确执行竞争政策的体制机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场硬仗，必须尽快提上改革的日程，并且必须打好打胜。
最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其他几个自贸试验区正在进行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试验。正如中共中央领导人所明确的，进行这个试验的意义并不在于给予某些地区政策优惠，而在于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世界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这项试验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取得进一步开放的红利。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都要从大局出发，促成这一试验取得成功。
从总的情况看，十八大以来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改革已经取得的进展较之实现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改革开放能否继续向前推进，就成为我们能否成功应对挑战、克服困难的关键。让我们共同努力促其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