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说明，“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对于一个社会的活力和进步而言，至关重要。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本文将以稍微专业的语言，解释这背后的道理。
先从任丽倩博士的大作《初二那一年》说起。书里回忆的任博士初二年级的生活，在我看来，绝大部分都是美好、温暖的回忆。虽然物质生活不是非常富足，但应该说达到了较高水平的温饱。我觉得，任博士选择初二年级的事写书的原因，除了这些温暖的回忆之外，更为重要的一点，初二那一年亲戚建议她应该读中专，早点转为城市户口；如果上高中有可能考不上大学，反而还得多耽误几年时间，多花钱。父亲退休后接班的机会，留给弟弟。任博士为此非常伤心，后来家里人同意她把已经报了的铁路中专升学志愿，改为高中。她背负着对家人的“愧疚”，努力读书，金榜题名，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又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读书，获得了商业经济博士学位。任博士强烈建议，加快户口制度改革。
应该说，户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各界共识，并被付诸实施，虽然特大城市的户籍还保留着比较严格的控制。
户籍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果加以抽象，可以解释为通过人为分割劳动力而降低了社会成员的横向和纵向流动性。这种人为分割的不利影响，可以分几个层次加以分析。
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上，关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的损失的基本观点是：整个社会的总产出不能最大化，背后的机制是劳动力因为市场分割而无法优化配置。虽然在分割之后的下一级的小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边际产出会趋于均等，但各个不同的小的劳动力市场之间，劳动边际产出却由于劳动力不能流动而无法均等化。这是静态的要素配置效率层次的影响。
在上面这第一个层次的分析中，实际上暗含的假定是，所有劳动者能力是相同的。劳动边际产出差异的唯一原因是，不同的小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数量的多寡：数量多的劳动的边际产出低，数量少的劳动的边际产出高。边际产出低的市场的劳动力流动到边际产出高的市场上，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就会提高。
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除了上面第一个静态配置效率的层次外，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动态的技术进步层次的影响：企业家和创新者不能充分发挥其才能。为说明这个层次的影响，首先需要放松劳动者能力相同的假定。我们不能否认，人们的人力资本水平是有差别的，特别是，有的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才能，有的人具有创新精神和才能，而别的人则没有这些才能。从概率分布上讲，农业户口的人当中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的比例，和城镇户口的人是一致的。一个地区之间的人当中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的比例，和另一个地区也是大致相当的。
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劳动力市场因为户口制度被分割为农村的和城市的，并进一步被分割为甲省的和乙省的，那么，这些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人就只能在一个个小天地里打转转。在城乡户口严格实施的条件下，农村户口的“吴仁宝”就算把所有才能使出来，也就是多打几百斤粮食。被肢解和分割的“用武之地”使得英雄们难以施展拳脚。企业家和创新者不能在同一个市场展开竞争的话，最优秀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也就无从在全国性的赛马中脱颖而出，社会资源也就无从配置到最优秀的企业家和创新者那里，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也就达不到潜在的最高速度。积累下去，就是对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从一开始就被抽象掉了。在熊彼特的分析视野里，压根就不应该存在这样的分割。
上面两个层次的分析角度都是做大蛋糕。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还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劳动力自由流动，找到最能够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这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当然，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时有些人处于“好混”的状态；而一旦取消分割措施后，这些人就“难混”了，就要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所以，总是有一些人用各种堂皇的理由为分割措施辩解。而国内外广泛的经验事实表明，取消分割措施、做大总蛋糕、健全转移支付体系之后，所有人的福利都会改善。
正因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有上面这些负面影响，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清除人才流动障碍，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笔者看来，“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些要求的根本体现就是两条，一是让人民群众在充分参与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体面的自我发展，二是对失能、贫困人口予以必要的扶持。把这些要求落到实处，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展开。
回到任丽倩在《初二那一年》呼吁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来。我国的户籍制度不仅造成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同时还在不同的地区之间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分割。其他多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权益，都以户籍作为基础的依据来设置。这样，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和地区的分割，也就必然体现为多种社会保障权益和公共服务的分割。这些分割对劳动力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对个人福利水平和社会总产出提高、对社会公平正义，都有重要的负面影响。打破这种分割和碎片化格局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
中国解决这种碎片化问题，有不利因素。中国地域广，发展差距较大，这是主张延续碎片化格局常常援引的理由。对于发达地区，都担心打破碎片化格局之后外来人口无遮无拦地涌入，于是就延续碎片化格局。而现实当中，各地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权益水平又和本地发展水平挂钩。这样一来，相对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果就只惠及本地户籍人口，进而和相对落后地区的保障和服务权益的差距就进一步拉大。差距拉大反过来就又进一步强化了碎片化存在的“合理性”。拖下去，问题的解决难度会越来越大，相对发达地区的居民对解决碎片化的抵制情绪也会越来越强烈。
不过，要看到，中国解决碎片化问题也有非常有利的条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有中央的权威，应该能够比联邦制国家更容易解决碎片化问题。所以，在解决碎片化问题上，早行动，早主动。这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的题中之意。
当然，在解决了碎片化问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权益统一起来之后，笔者本人并不认为户籍制度应该完全取消。作为一种人口居住和流动的管理工具，户籍制度还有其存在价值。只不过到那时在户籍制度上不绑定任何其他权益，不作为获取任何其他权益的基础条件，而仅仅是一个登记备案措施；而且，到那时户籍备案也应该更加便捷，比如，人们到一个地方准备居住一定时间的话，可以通过互联网向相关管理机构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