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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娟:撤点并校不合理?听听农村小学校长怎么说

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时代,农民读不起书是乡村教育的痛点。农业税费改革及相应的教育改革彻底改变了农民读不起书的状况,但城乡教育差距拉大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当前工业化和城镇化快步推进的时代,城乡教育平等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大挑战。教育政策能否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缩短城乡教育差距,是一个重大问题。春节期间,我在家乡考察了农村小学的教学情况、师资现状、撤点并校问题,认为继续开展撤点并校集中农村教育资源仍然是主要政策方向。

代课老师是中坚力量

谈起农村教育,最让白龙小学夏校长担心的是城乡教育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其主要表现是师资问题。从全县范围来看,农村中学老师年轻化,农村小学老师老龄化严重,代课老师占一半。全镇有1所中学,4所完小,15个教学点,有教师360人,其中代课教师110人。地理位置较好的中学有80名老师,全部为公办老师,代课教师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较差的中心小学和教学点。白龙小学是一所完全小学,并不在乡镇上,全校有公办老师9个,代课老师10个,公办老师平均年龄50岁以上,从2012年到现在新进的公办老师只有2人。夏校长今年53岁,在农村教学战线上工作四十多年,想培养人当校长,却没有年轻人接班。周村教学点有7个老师,其中4个是代课老师。邻镇的塘村教学点有6个老师,其中3个是代课老师

这些“代课老师”由县教育部门统一聘请,工资大约是公办老师的50%。由学校自行聘请的“代课老师”并不在统计范围内。我姐姐初中没有毕业,在塘村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是学校聘请的,工资1000元/月。曾经被取消的“民办老师”又以“代课老师”的名义出现,当然他们不会出现在正式的文件资料中,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但不能言说的公开秘密。

提起农村小学的师资问题,夏校长叹了口气:“代课老师是中坚力量”。50岁以上的老教师已到职业倦怠期,已经做好退休的准备,一般不安排五六年级主课,也不安排带班主任,主要教低年级的课程。代课老师较为年轻,教学和管理走在第一线,承担多门课程,主要教高年级课程。我认识的很多优秀老师均是代课老师。有的代课老师是原来的民办老师,以前从乡政府领取工资,现在从县政府领取工资。陈老师一直带小学五六年级数学,他的教学质量得到家长认可,转正时考不过教育学和心理学,无奈只能当代课老师。还有一些代课老师是留在村里的年轻人。我弟媳高中毕业,一直在家带小孩,2013年应聘为本村教学点的代课老师,工资大约是1700元/月。

国家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一问题。为缓解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教师老龄化和青黄不接的问题,湖北省最近几年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一批“新机制老师”,补充到农村边远地区。“新机制老师”实行省统一招考、县使用制度,进来的既有本县乡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也有外县外省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自2012年开始,湖北省每年给各县补充“新机制”老师100多个。但从几年实践来看,越是贫困边远地区,越是留不下这些老师

2012年确定的年工资为3万元,缺乏工资增长机制,相对于原公办老师偏低。相对于外出务工的工资增长,“新机制”老师的失落感则更为严重。青年老师普遍认为,“这样的收入仅够自己糊口,考虑到结婚、进城买房等,压力非常大。因此出现了一个流行的说法,“现在当老师,家庭自身要是没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要有第二职业才行”。另一个问题是非本地老师基本都流失了。非本地老师往往居住在自己的家乡或者城市里,距离上班地点往往要一两个小时的车程。非本地的“新机制老师”到农村老师,要么是作为就业的过渡,转岗当公务员,要么是作为跳板,跳到条件更好的、靠近城镇的地区。2009年镇里来了一个“新机制老师”,是江苏人,在本地考了教师资格证,经过6年时间的“疏通”,通过两省的教育厅,最终调回了江苏省。在夏校长看来,“这些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般留不住,还没有离开的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出路。这些外地老师往往上班不到一年,就通过各种渠道离开了,教学时不安心,离开后影响教学安排,小学普遍都不想要这些应届本科毕业生。”

新进的青年老师流失,补充到的老师数量可能还不足以弥补退休、缺员补员的数量。鼓励应届毕业生到农村老师,并不能解决农村学校教师老龄化问题。从2002年以来全县的代课老师规模一直没有变化。全县代课老师2000名,加上养老保险,每个代课老师财政支出3万元左右,则县政府每年需支出6000万元,这对贫困县是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

撤点并校仍然是大势所趋

县长疑问,“我每年进这么多的老师,怎么代课老师的数量一直都没有减少?”补充的新老师少,以及青年老师流失可能是一个问题,但农村学校真的缺(公办)老师吗?吊诡的现象是,农村老师青黄不接的问题,与农村老师资源使用不足的问题并存。

我们可能听说一个学校只有一个学生仍在坚持的情况,这比较极端。普遍的情况是中心小学一个年级只有30-40人,教学点一个年级不到20人,不能形成一个教学班规模。比如周村4个年级,全校仅有60名学生,塘村4个年级只有50多个学生,一个年级只有十几个学生。并且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以及越来越多农民工带子女进城上学,农村小学的人数将日益减少。十年来,学生数量减少了,但学校数量没有改变,班级数量也没有改变,老师的数量就不可能减少。

可想而知,在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情况下,给其配套健全的实验教室、教学设备是不可能的。配套充足的、质量较高的年轻老师更为困难。相对于城镇,农村教育说到底是小规模的、数量众多的教学点难以集聚国家转移支付的教育资源,从而扩大城乡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因此夏校长说,“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就需要进一步集中教育资源,撤点并校是大趋势”。

对于一些专家担心的撤点并校带来的“上学远”问题,夏校长认为寄宿制学校就可以解决。目前白龙小学已经在5-6年级实行寄宿制,学校配套了食堂、标准化宿舍等硬件设施。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可以减少教学点,寄宿所需的投资远远少于教学点的投资。寄宿制学校增加的教育支出也完全在农民承受范围之内。以白龙小学为例,学生寄宿每学期只需要缴纳900元的伙食费(住宿免费),如果有校车服务则学生周末往返的车费是200元。由于是贫困地区,其中60-70%的学生可以获得政府的寄宿补贴500元/人。

有媒体看到了撤校并点政策增加了农民的教育成本,交通不便利的地区,撤校并点后学生只能“跋山涉水”去上学,乡村教育从“读不起”的问题演变为“走不动”的问题。在这些舆论的影响下,撤点并校政策被叫停。夏校长认为,这或许能保护农村学生“就近上学”的权益,守住的却是质量低下的小学教育。“就近入学”不能绝对化理解,不是简单地在地理上理解为学校在家门口,学生可以步行上学,而是实现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配置,实现农村教育资源相对集中、减少城乡教育差距。照夏校长的看法,农村小学仍然过于分散,教学点和部分完小的教师和教学资源均比较落后,这是制约农村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农民正在为农村缺乏集中的教育资源而付出巨大成本,农村教学点分散、规模小,农村教育条件变得很差,但凡有点经济实力的农民将孩子送到城镇的学校,从而形成了超级学校。农村教育水平越差,城镇中的超级学校就越多。超级学校,不是撤点并校的结果,而是没有撤点并校的结果,不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提高子女教育质量成为农民进城购房的主要动因,每个家庭还要留一个劳动力专门陪读或接送学生,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教育负担。城镇中还发展起来一种产业。城镇居民的家成为农村学生的托管所,一个城镇居民家庭可以托管5-6个甚至上十个学生,学生平时在这里吃住,由这户居民负责照料,晚上监督写作业,每个学生每学期的费用不低于3000元。

一些人认为寄宿制学校,对学生的家庭教育和人格教育不利。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儿童普遍的状况下,寄宿制学校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生活照顾和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弥补家庭教育的缺位问题。事实上,大部分农村学生的父母外出务工,农民普遍希望学生能够住宿在学校,由老师代为教育。周村有一所私立学校,涵盖幼儿园到初中,其中小学学生有200多人。学费每学期3200多元,其中2000多元为生活费,学校专门配有生活老师。村里的私立学校,不可能收取很高的学费,教学质量并不好,一个班级一学期换3个数学老师。吸引农民的并非是私人学校的教学质量,而是私人学校的全封闭管理和寄宿。

实际来看,保留过多的农村学校,就是保留质量低下的农村教育,并没有实现“就近上学”的原则,相反,学生需要到更远的城镇中上学,由家长陪读、接送、或被送到私人学校,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实际教育成本。寄宿制学校既可以解决“上学难”问题,也能够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不足。这样适当的撤点并校,能提高农村小学教学质量,降低农民的教育成本,也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探寻到了一条道路。(文中校名与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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