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到现在，遭遇到的农业产业化问题是四大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
一是“要素再定价”规律使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他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要素价格。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不断增加。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可知：政府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正因实际上无人担责的“双重失灵”，遂使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根据“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可知：农业企业走出去遭遇很多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经验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很多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企业文化不适应国际市场上更多强调“社会企业”的主流趋势，必然遭遇尴尬。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如何改变，他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恐怕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就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在于如何从1.0向4.0演进。
农业1.0版现代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绝对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那么，2.0版农业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也叫做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
中国现在则是农业产业化。即，要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增值收益。二产化的农业应该叫农业现代化的2.0版，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虽然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农村并没有产生发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条件，由此造成“三农”金融困境，难以被体现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同时，农业二产化又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域。
我的建议是：已经进入农业的企业要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3.0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我们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像美国、加拿大的农业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进入金融化。中国农业二产化是设施化、工厂化，而美国、澳大利亚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没必要搞工厂化。欧盟、日韩则是设施化农业，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设施化农业国家，全球超过70%的农业大棚都在中国。
农业3.0是我们多年来提倡的以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农业三产化，因为三产收益一般都高于二产。近年来甚至还有人借鉴日本提出的“农业六次产业”。早在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明确了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的指导思想。
第三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本来是有的，但我们二十几年的基层试验表明：因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保险、流通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都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如果不采用“东亚模式”，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资源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并不高。因此，靠三产化解决“三农”问题，好处并不大。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是社会化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当然，如何让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
我的看法是，传统社会、特别是亚洲这种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万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样化的原生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与4.0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
农业4.0确实需要与“互联网+”这个工具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其实，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也就是要进一步借助互联网工具，实现农业的“社会化+生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