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提供的数据，研究生人口比例为3.9‰。然而，官员中的研究生比例为79%，相差超200倍，这个数据常被作为官员高学历的一个证据。然而这个数据本身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研究生所占比例是以全国人口为基数的，官员中的研究生比是以在职官员为基数的，两者其实没有可比性。但这个数据也确实反映出一个事实，在现任官员中，高学历官员占较大的比例。
官员高学历的多重原因分析
第一，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全社会的学历水平都在提高，官员的学历层次提高是伴随全社会成员学历层次提高的一种自然现象。伴随着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目前，“50后”干部正逐步退出领导岗位。“60后”干部已成为各级领导班子的骨干，“70后”“80后”干部正在成长起来。现在在职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大都是恢复高考之后逐步成长起来，学历层次较高，专业知识较好，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在整个社会的学历层次不断提高的宏观背景下，官员的学历层次提高是一种必然现象。
第二，官员高学历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干部队伍“四化”有关。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在“四化”标准中，除革命化之外，其他“三化”都有利于高学历者。加上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一批高学历者进入干部队伍并逐步成长为高级官员，也是常理之中的事。
第三，随着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改革，录用高学历者进入干部队伍也是一种必然趋势。自《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14年间，共招21万人，但却有1300多万人报考，近千万人参加考试，平均录取比例仅为47：1。如此多的报考者，如此之低的录用比例，高学历者胜出可能性理所当然要大一些；而在高学历中，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报考者在面试过程中，更有优势，因而正式录用时高学历比例更高。而在大范围公选中高层官员中，高学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第四，官员高学历与干部培训制度有关。不断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积累的一条宝贵经验。毛泽东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提出的干部队伍“四化”标准的要求下，我们党逐步加大了党员干部培养的力度，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成为党员干部培训的一个主渠道，各级党校也加大了在职研究生培养的力度。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高校也加大了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培养的力度。据有的学者统计，2012年当选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中，51%的个人最高学历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在全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的研究生学历中，近三分之二（65.5%）是从‘在职教育’和‘党校学习’中获取的。准确地说，23.9%的中央委员拥有全日制的研究生学历，45.4%拥有‘在职’和‘党校’的研究生学历。”① 这些数据表明，现在的党员干部中，确实有一批是通过在职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方式取得的；这些数据同时也表明，各级党校和各类高校的在职学位培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学历层次。
官员高学历、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高学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要辩证地看，历史地看。本人认为，官员高学历是一个好事。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现在质疑官员高学历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在当今质疑中国官员高学历的声音中，有两个理由特别引人注目：一是高学历都是在职获得的，而在职获得的学位都含有较大水分，有人甚至直言此学位是假的，存在权力与学位交易等腐败行为；二是高学历者容易脱离实际，弱化其实践能力。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点理由均很难成立。就前者而言，虽然部分在职官员的学位确实存有较大水分的可能，但不能否认在职研究生培养在提高党员干部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现在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职研究生的水平就比全日制研究生的水平低；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人学位的取得与腐败有关。官员是否脱离实际，与学历层次并无多大联系。有很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或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但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都很难成为合格的官员。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干部队伍能否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这也恰恰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选拔任用高学历官员仍然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有人主张要迅速扭转官员高学历的趋势，本人认为大可不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已经进入风险性社会和复杂性社会。一方面，当代中国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十分难得的机遇；但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陀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三大陷阱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需要专业化的领导人才；要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为此也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立创新型国家，同样需要专业化人才；建立学习型政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克服部分官员的“本领恐慌”，同样需要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
第三，当前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与学历高低并无直接联系，解决途径只能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应该承认，现在在职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大都学历层次较高，专业知识较好，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富有开拓精神，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新的生机活力。同时也要看到，现在在职的领导干部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政治上理想信念不坚定，是非观念模糊；思想上追求个人利益至上，违背党的宗旨和纪律；组织上拉关系、找靠山、搞小圈子，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工作上为了个人所谓政绩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不惜劳民伤财；作风上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图享受、摆阔气，严重脱离群众；廉洁上对自己要求不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然与学历的高低没有直接关系，但与道德情操、法律修养的高低有直接关联。这些情况恰恰凸显了加强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针对性，也凸显了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第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仍然是我们党自身建设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仍然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了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要求。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继续加强在职学习。古人云：“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才能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第五，在职学习仍然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加强规范和管理。应该承认，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确实有部分高官的高学历是通过在职培养取得的，水分较大，“含金量”不足。但没有事实表明在职研究生培养的人更容易腐败，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了在职研究生的培养。目前需要从两方面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党校和高等院校应该严格在职研究生的培养，适当控制在职研究生的规模，严格管理学位的发放，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很高兴地看到，现在有许多学校已经对在职研究生培养进行了严格管理，如中国人民大学已将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控制在10%以内；另一方面，应严格加强党的干部制度改革，对于官员的入门标准和晋升规则作适当的修订，不再迷信学历或学位，这样才有可能建立一支年龄结构、学位结构、专业结构合理的干部队伍。
总之，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期待更多的高素质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尤其是期待更多的复合型跨界人才走向改革开放的前沿，成为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心骨和生力军。从这个意义而言，“学霸官员”活跃在当今政坛，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是一件好事。
注释：
①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