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的酝酿与准备阶段
1975年4月，中央解除对我的政治监护，从北京下放到西安，但我的党组织生活尚未恢复。1977年上半年，我给李先念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也就是在1977年下半年，我开始恢复工作，中央调我去吉林省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我后来听说，是李先念批的。
1978年秋，李先念到东北视察，他到了沈阳。当时，王恩茂是我们吉林省的负责人，他派我赶紧到沈阳迎接李先念等人到吉林。我到沈阳的当天晚上，就给李先念的秘书打电话。他的秘书请示先念后告诉我，第二天上午李先念没有时间，因为当地的干部要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会面，李先念要我第二天一早在他吃早饭以前去。第二天早上见面后，我就向李先念提了一个要求：“现在要对外开放，国外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能不能让我出国考察？”他当即表示：“你可以去，我给你安排！”李先念回北京后，很快就找到周子健，让他组织一个政府代表团。
这一年的11月，国家组织机械工业代表团对欧洲机械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进行了全面考察。周子健（时任一机部部长）是代表团团长，我是副团长，江泽民是秘书长（时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团员是一机部的司局长和属下的厂长、经理。我们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转了一大圈。当时，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在改革，如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原本是国有企业，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的，以后联邦政府的股权逐步退出，吸收私人入股；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也在改革，如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和工农联合体等；甚至罗马尼亚的消费品也是依靠发展县属企业来解决的。这对我以后搞企业改革有很多的启示。
我说这个事，是因为1977年下半年我刚出来工作，1978年就出国考察，所以印象很深。打倒“四人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这是一个总的背景。当时，外国究竟是怎么样？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大家都有一种困惑，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搞得这么差？我们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一点儿信息，日本、德国被战争打垮了，但他们为什么能在经济上崛起呢？走出去看过以后，使我们大开眼界！可以说，这一次出国考察，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是印象深刻啊！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时候，出国考察形成了一股风潮。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大企业的领导都出国考察。这里，我想说，毛泽东晚年办了很多错事，但办了一件好事——中美建交，中国加入联合国，邓小平去了美国，这对邓小平的影响很大。所以，邓小平以后在经济上就是要学先进国家的经验，他找国外很多人谈，听取他们的意见。
1979年，在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经委领导下，由张劲夫的体制小组提交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这个《初步意见》主要强调了两点：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我看来，这两点还是沿袭了过去的一些提法。
最早提出“公司制”的是少奇同志。建国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管理体制。为了克服体制上的弊端，1964年初，刘少奇找薄一波、叶林和我谈话，设想用联合公司或托拉斯这种组织来改组我们的工业企业。他当时的看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在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组织企业性质的公司，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他考虑把各部的管理局改成公司，不是行政机关，而是经济组织，这样就可以更接近生产，更接近企业。8月，刘少奇代表中央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不久，全国烟草、盐业、汽车、橡胶、医药等12个行业组织了托拉斯，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的尝试也就结束了。
刘少奇关于建立联合公司或托拉斯的构想，给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赞同。1979年，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把军工和地方工业两套系统的机械工业统一起来，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管理上搞专业化的联合公司，产品搞“三化”，即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这样的改造涉及8个机械工业部，以及煤炭、轻纺、化工、石油、农垦等诸多部门。中央决定，这项工作由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负责，为此组建了国家机械委员会。当时，我已经从吉林调到六机部（即造船工业部）。薄一波要在造船工业部下属企业多的地方，先成立两个地区公司，一个在上海，一个在东北。但上海公司成立后，还是行政性的公司，和下属企业的关系并未理顺。这是因为，当时江南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既是百年老厂，又是省军级单位，很难协调。后来，薄一波又急于将部改为总公司。他找到我，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当董事长。当时，我对这个提议有些犹豫。我向他表示自己没有搞过企业，缺乏企业工作的经验，不能担任董事长。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初步意见》提出“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的历史背景。实际上，还是延续了刘少奇关于公司制的尝试，总体上还是设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改革。
“市场调节”讲得最早、提得最多的是陈云同志。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其中就包含着市场调节的含义。陈云始终认为，国家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市场调节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补充的部分。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经常是混用的。应该说，在经济工作方面，邓小平是很尊重陈云的意见的。从这个角度看，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人吉布尼时，谈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上还是“市场调节”的意思。因此，《初步意见》中提出，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是符合陈云的一贯思想的。
从上述背景看，80年代以前的改革设想，还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将公司制管理和市场调节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并没有打算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成立的公司，还是行政性公司，不是企业化的公司。不论是企业还是公司，都还摆脱不掉行政附属物的地位。用当时外国人的说法，中国只有工厂，没有真正的企业；并说计划经济就是命令经济。这些尖锐的意见，对我们这些长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确实触动很大。
80年代开始时，赵紫阳当总理，碰到了一个“调整”的问题。那时候的说法是：重调整，缓改革。但是，赵紫阳一直是注重改革的。1982年春天，国务院决定，根据工作的需要，撤销国家机械委，成立国家体改委，加强国家经委。最开始，吕东征求我的意见，是薄一波对他讲的。薄一波说，要加强改革。因为赵紫阳已经来了，他是强调改革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个是推进农村改革，一个是开始企业改革试点。他到北京以后，一直强调要加强改革的机构。薄一波建议，赵紫阳兼体改委主任，总理亲自兼，薄一波做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让吕东问我是不是到体改委去。另外，吕东对我说：“机械委的一部分人要到经委去，一部分人可以到体改委来。”这样，就在国务院体改办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体改委。另外，我从另一个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刘明夫在原来那个体改办，他在退出体改办时，给赵紫阳写了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刘明夫是计委的副主任，他和我在计委工作时比较熟悉，他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我知道的两个渠道：一个是通过吕东，薄一波征求我的意见，说他要当体改委第一副主任，赵紫阳是主任，问我是不是能到体改委去。另一个是我听说的，刘明夫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推荐我到体改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国家体改委。
二、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
现在回顾起来，整个80年代的改革，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或者说是改革开放的探路阶段，究竟要走什么路？也可以说，是上下左右学习改革开放的阶段，因为人们事先并不清楚改革究竟要怎么搞。
当时，中央有两句话，叫作“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这是很通俗的，不是什么理论，但这两句话的影响最大，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乡镇企业，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类型：江苏搞的是集体企业，浙江南部搞的是个体私营企业，广东搞的是出口加工、三来一补。总的都叫乡镇企业，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搞，这不能搞全国统一的设计方案。又比如，对外开放也是放手让地方去试验。先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以后是广东、福建的特殊政策，再后来就是14个沿海城市搞开发区，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试验，后推广。很多具体办法都是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可能来制定的。
拿我亲身经历的城市改革来说，80年代的改革重点，是以微观改革为主，宏观是为微观改革创造条件。应该说，在80年代，宏观没有怎么大改，政府改革、机构改革也都不算成功。
在80年代，企业改革都是采取过渡形式。因为在当时，我们面临的是短缺经济，除了个别企业外，企业产品不愁没有销路。因此，当时的国有企业很少亏损，很少破产。大量企业亏损是90年代以后的事，不是80年代。当时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如何搞活企业，使企业职工增加工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一些过渡性措施，还是必要的，不能完全否定。
比如说利改税，不能完全否定。利改税的设想是，降低税率，为企业平等竞争创造条件。这个设想是很好的，但在开始执行中，因为那些好的国有企业留利较多，财政部对此有意见，所以后来加了一个调节税，那是照顾到财政。当时的财政也确实很困难，中央财政要增加100亿收入都非常非常难。因为放权让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是下降的。当时企业改革是从调整分配结构入手的，企业多拿，职工多拿，财政少拿，大的分配格局就是这样。为了让财政能够过得去，所以加了一个调节税，这是一种过渡措施。
又比如承包制，赵紫阳开始并不赞成承包制；但现在看来，也不能完全否定承包制。要承认这是一种过渡形式，承包制对有些企业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钢铁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对钢铁工业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承包制是固定利润上缴的，超过增长比例的部分留给企业，有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增加职工工资。采取这样一种过渡措施是有历史原因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倡导发展重工业。“大跃进”中，又强调“以钢为纲”。当时，有一个规划，叫作“三大、五中、十八小”。“三大”就是这个鞍钢、武钢、包钢；“五中”就是太原、马鞍山、重庆、本溪、首钢；“十八小”就是各省只要有点儿资源的就可以搞。这些企业长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走了承包的路。地方政府也愿意搞承包，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因为过去的办法是，企业全部利润上缴财政部，财政部又划给国家计委，计委再根据国家计划投到企业。实行承包制以后，一部分利润留给了企业，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决定改造什么，怎么改，这对国有企业转变为市场主体起到了促进作用。当然，我们这些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肯定是有弊病。但是在当时，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就可以推，没有十全十美的办法。如果具体的改革办法都由国家来设计，新的道路就走不出去。
在企业改革方面，赵紫阳是赞成搞股份制的。但是，要全面推行股份制，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最早，世界银行的林重庚跟我谈过股份制，但他也没想出具体的办法。他说：“能不能让国有企业互相参股？”但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做的。赵紫阳说，要试点。所以，股份制试点就先在上海、广东、深圳搞起来了。总体来看，在十三大以前，体改委跟经委合作得很好。股份制试点是体改委搞的，其他方面的企业改革很多是经委操作的。应该说，80年代的企业改革，经委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另一方面是搞城市试点。那时候，下边的话是，搞活企业，搞活流通和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我们搞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就是为了帮助地方实现这一目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以后，已经确定了先在两个中等城市搞试点，一个是湖北的沙市，一个是江苏的常州。我刚到体改委就去看了这两个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新产品。那时候，沙市的床单，常州的灯芯绒，很是畅销，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外，有多少就能出口多少，国内都买不到。实际上，他们的产品已经市场化了。他们为什么能发展？就是因为他们退出了传统的流通环节，直接到国外市场参与竞争！所以，当时搞活流通很重要。以后在重庆、武汉搞试点时，都把搞活流通放在重要地位。在传统体制下，我们的流通层次分为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生产企业的产品（消费品）分别交给这些站进行批发。在城市改革试点中，企业与商家直接见面，减少了流通环节，降低了交易费用，这在城市改革中是一个很大的举措。那时候，各个城市都在搞百货中心，就是那个百货大楼，让生产企业把产品直接销到百货大楼，不经过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这样，就把传统的流通环节全抛掉了。这以后，就是搞横向联系，有些地方也叫横向联合，就是生产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我记得，1986年，我们正在搞横向联合，这是紫阳提出的。在杭州，陈云把我找去，问：“横向联合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就是不是像过去那样由计委和部门垂直指挥，而是推进企业间横向的经济联系。”他说：“我同意你们搞改革探索。我是主张先生活、后基建，就怕你们把基建摊子搞得太大。”
80年代，我们总的经验就是，中央为改革开放探路做了两件事情：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提出一些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和要求，具体操作是下边群众创造的。通过群众创造，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因此，很多改革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承包制是由企业首先倡导搞起来的，乡镇企业不是中央设计的，流通体制的改革也不是上面设计的。群众的创造各式各样，最后是各种改革方式的合流。比如说，乡镇企业就有很大的变动：苏南开始是集体企业，搞承包制，以后呢，是股份制了；浙江开始是个体企业，以后是私营企业，再以后是股份合作制，现在也是股份制、公司制；广东先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以后是合资、公司制。这条路是各个地方根据本地的情况走出来的，把全国的企业改革统一设计成一种形式，在当时是办不到的。如果说我们设计的统一方案能够实行，那就是走计划经济的路。
三、中国的改革是如何趋近市场化目标的
坦率地讲，中央决策层在把握改革走什么路、走什么方向的问题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清楚的，而是根据地方和企业的实践探索，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逐步明确的。
1980年4月，赵紫阳到北京全面主持经济工作和改革工作。但在他刚到北京的一个时期，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实际上，赵紫阳到北京，是邓小平定的。陈云当时为什么能把财经委让出来，让赵紫阳来搞，就是因为赵紫阳有一个思想，他们都赞同。这就是赵紫阳始终强调，改革一定要让群众得到实惠。农村改革就是让农民群众得到实惠；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搞活企业，企业工资提高了，企业职工得到了实惠。他常说，判断一个改革可行不可行，衡量利弊的标准，就是看群众能不能得到实惠，生产能否得到发展，这是最重要的。
严格来说，赵紫阳没在中央部委工作过，缺乏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所以他很现实。他强调，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与邓小平强调“两个积极性”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是坚决支持赵紫阳的。邓小平曾对赵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批条条专政，将大部分企业下放到地方，现在不要收回来。改革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这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我感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主席有点儿相像，当然也有很大不同。在“大跃进”以后，毛主席再三讲，经济管理要适当分散。他特别坚持说，欧洲能够发展，就是欧洲有很多国家；中国人口比欧洲多，发展不起来，就是太集中，因此要分权。毛主席的分权思想，就是想打破大一统的体制，那时候是针对计划管理说的。邓小平走财政包干的路，首先包干的是广东，以后是江苏。在广东和江苏的经济发展中，财政包干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行政分权的目的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地方要有一定的经济权力，如果什么都由中央大包大揽，这是不行的。在这点上，赵紫阳与邓小平是一致的，也是他们的一个指导思想。
9月，根据赵紫阳的指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国务院体改办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这一份《初步意见》是由薛暮桥和廖季立主持的，它提出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一个是商品经济，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突破。但当时的大背景是，“重调整，缓改革”，改革要服从调整，致使改革的工作部署很难有实质性的推进，《初步意见》中的一些改革设想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81年4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整理了一份材料，按照对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态度，将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发展商品经济的。当时，把对商品经济的态度，看成一种政治态度，作为政治排队的依据。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2月下旬，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针对包产到户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实际上，他是间接批评了“商品经济”的说法。
紧接着，在1982年春节，陈云又把国家计委的负责人找去，着重强调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在当时党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薛暮桥长期在陈云领导下工作，对陈云的意见是很尊重的。1982年，我到体改委后，廖季立曾告诉我，他和薛暮桥都是主张提“商品经济”的。但在当时情况下，暮桥不得不在一次会上做检讨。这一年9月，党召开十二大。由于当时对“商品经济”有争论，不能写进文件，只提出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这是当时群众创造出来的，大家都可以接受。
到了1984年，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由于陈云讲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什么扩大市场调节、缩小指令计划等，都是要受到批评的。但是，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扩大市场调节范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同时，还强调了改革的两个重点：企业改革是中心，价格改革是关键。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重要的转变呢？这主要是归功于企业和地方的改革实践取得了重要突破。农村包产到户后，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对外开放后，搞经济特区，三资企业发展起来了；国有企业搞承包制试点，企业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一部分产品直接面向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打破传统的流通体制，产需直接见面了；再加上地方财政的包干制等一系列过渡性措施；等等。这一切预示着，我们的体制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求改革的共识，赵紫阳巧妙地说服党内老同志。他先让马洪搞了一个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再思考》。随后，将这个报告送给一些老同志，“投石问路”，老同志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于是，赵紫阳组织起草小组就《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是否写入“商品经济”进行了多次讨论。我记得，第二次在中南海讨论时，除了起草小组成员以外，赵紫阳还请了邓力群参加。赵紫阳问大家：“理论上有没有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是否有人提过？”杨启先回答说：“理论上能站得住，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提过。”他又问：“和宪法有没有矛盾？”郑必坚回答说：“没有矛盾。宪法上没有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赵紫阳最后说：“那就这样定。”当人们站起来准备退场时，赵紫阳又问邓力群：“老邓，你怎么看？”邓力群回答说：“我在1979年就赞成商品经济。”条件成熟后，9月9日，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用传统提法包装了新的思想，提出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老同志们表示同意，于是将这一提法写进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接下来，就是1985年9月初的巴山轮会议。这是由国家体改委、社科院与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联合组织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科尔奈提出：“各国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可以划分为四种：直接行政调节、间接行政调节、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和完全非控制的市场协调。”科尔奈认为，“匈牙利还是处在第二个阶段，就是间接行政调控，将来要走向宏观间接调控”。当然，科尔奈也说，“最后一种模式是不存在的，任何国家都没有完全不受控制的市场协调，实际上只有前三种模式”。这个意见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他对将来要实行“宏观间接调控”很重视，就把这一观点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以后，在搞“三五八”规划时，我还提醒李铁映，设计方案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插曲”。我记得是1986年春夏之间，赵紫阳要我找一些从国外学习回来的年轻人，让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搞一个方案，提一些思路。5月底，我找了宫著铭、楼继伟、郭树清、刘吉瑞等人。由宫著铭牵头，他们住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即杏林山庄）搞了一个月。6月底，这个方案写成文字了，先后开过几次会，讨论修改。7月27日，拿到北戴河汇报。当时，有赵紫阳、姚依林、我，还有计委的陈先听了他们的汇报。这个方案是很开放的，完全是学西方的体制。依林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体制不行，这个体制是市场社会主义！”当时，赵紫阳没说什么。因为赵紫阳很注意听取陈云的意见，也很注意姚依林的意见；一个方案最后要不要通过，他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这个方案没有再拿出来。下来，我问陈先：“你是什么印象？”他说：“依林讲得不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这是社会市场经济！”我说这件事，是想表明，赵紫阳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是很开明的，很注重学习、了解国外的观点；同时，也想说明，在80年代中期，一些年轻人就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改革目标要搞市场经济，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有了1985年“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三个层次的划分，到了1987年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关于体制模式的提法就很自然地发展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句话是赵紫阳听取了廖季立的意见，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当时，很多人也都赞成这句话。袁宝华搞《企业法》，就将这句话加到《企业法》当中，这是上了法律的！
再一个就是1987年10月搞的“三五八”规划。当时，李铁映接赵紫阳任体改委主任，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体改委顾问。财经领导小组要李铁映搞一个今后三年、五年、八年的改革规划，简称“三五八”规划。由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以及部分地方体改部门牵头，分别对今后八年（1988—199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综合规划和专项设计。但是，这个规划只是内部的，没有上报。为什么没报呢？这是因为到了1988年初，李铁映到了教委，李鹏接了体改委主任。当年，邓小平提出价格闯关，我们都是听李鹏传达的。这样，就把那个“三五八”放下了。实际上，“三五八”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当时搞了几个方案；其中，最激进的方案是宫著铭的。他提出：先经济自由化，后政治民主化。我看过后，说：“中央的政改方案提出从党政分开入手，你提这个政治民主化，提得太早了。”后来他改了。最后，由体改委规划局把几个方案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报告，这不是宫著铭搞的，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在那个时候，年轻人就已经形成了先经济自由化，以后要搞政治民主化的思路，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啊！
从以上的情况看，我们的改革目标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市场的。这不是事先设计的，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凡是事先设计的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往往不能取得成功。但是，设计这些改革的规划和方案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有利于大家在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道路上逐步取得共识。实际上，真正影响很大的改革，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中央只是在改革方案中提出一些原则，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尊重群众的创造，允许群众的创造，由下边试、下边闯、下边探索，这就是在改革初始阶段走出的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