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建设有什么特点?与经济建设相比，它为什么长期滞后?现在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从时空压缩的视角看，“新常态”下的社会建设可能出现什么新情况、新机遇，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建设?本文拟从时空角度探讨这些问题。
一、时空压缩概念
时空压缩不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也是我们每个人亲身感受到的活生生现实。现在流行的说法，认为时空压缩概念原本是在全球化问题研究中被提出来的。 1989年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从人类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变动角度研究全球化，使用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后来，这一概念在“地球村”等表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这个概念应该更早地追溯到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他早在 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就论证了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时间性。20世纪以来，交通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们明显感受到时空结构的变化，及其 对人们生存状态乃至存在意义的深刻影响。这一影响触及的问题，其实先于并且不限于全球化问题，更包括技术与人、技术与意识形态、人的存在地位和价值等更深 层的问题。可见，时空压缩不仅是指技术和经济现象，它还可以从社会发展等角度加以阐发。
(一)时空压缩的新定义
由于哈维本人是地理学出身，因此对于时空压缩的理解还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引申出空间变化的经济和社会意义。鉴于时空压缩这一概念对于思考和表述中国的发展问题很有意义，有必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将这一概念重新定义。
我从社会发展角度，为了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和崛起的具体实践，而使用并另外定义了时空压缩概念，用这个概念刻画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因而与先前 的含义是很不相同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一文中，我给时空压缩下的定义是：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压缩在同一个时空之中，三者不是取代关系而 是包容关系，三者的统一过程是制度机制创新过程[1]。
为什么要从传统与现代、后现代的关系定义时空压缩?这既涉及对时空社会性的理解，也涉及对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建设的实质性内容的理解。首先，时空社会学强调 时空的社会性质，区别于在技术、信息等意义上的自然时空。正如列斐弗尔所着力强调的，社会时空是社会生产出来的。而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既是时间过程的不 同阶段，也是空间存在的不同形态，因而区别于自然时空，它们具有社会时空的鲜明特征。其次，社会发展，虽然可能表现为地理空间的扩展，但并不等于地理空 间；虽然依靠技术手段的进步，但不限于技术等手段本身。同样，社会建设，不等于“大拆大建”，不是把那些承载着悠久文化的印记抹掉，就现代化了。中国的现 代化是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进行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压缩在同一个时空之中的。因此，为了理解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质性内容，有必要理解传统性、现代 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
(二)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含义
传统性历来在学术界都有很多的讨论，究竟如何理解传统很难一概而论。在社会发展中可以把传统理解为一种时间的延续性，空间结构的稳定性，或被称为时间空间 的同一性。传统需要连续才能成为传统，另外传统应当具有稳定性的特质。这样我们就构建了一种时空角度来解析传统的含义。
相应的，现代性也是如此，很多学科都在解释现代性。从时空视角看，相对于传统，我们可以把现代性规定为一种非连续性、断裂性和风险性。
对于后现代性，理论家们从来没有一致的理解。如果只看到后现代社会将充满着比现代社会更为严重的非连续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那就除了批判和否定以外，几 乎提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认为在存在诸种问题的同时，还存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希望，正所谓困难和机遇并存，危机与出路同在，那实际上就是超越 性。超越性可能充满着不确定性，但它又是向确定性的寻求；它可能是更大的非连续性，但又是向连续性的回复。它要求建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协调关系，反对把 过去、现在和未来割裂和对立起来的思想。这是对现代性的超越，因此，我们将后现代性理解为超越性。
(三)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
安东尼·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使用了“时空延伸”的概念。在西欧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和现代之间并不挤压在一起，而是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来展开这一 转变过程。同样，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也是如此，大体上总是后者接替和取代前者，所以不存在压缩在同一个时空的问题。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我国是传统社会急剧地转变为现代社会，其间又有计划经济快速地转化为市场经济、农业社会急骤地转化为工业社会。前一个过程还没有结束， 后一个过程就开始了。同时，中国快速走向世界，而世界已经出现了“后现代”的征象。这样，改革开放的中国就呈现出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大汇集的状况， 不同时代的特征都挤压在一起，形成了时空压缩。而且，压缩在一起的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并不能简单地取代和否定，必须把这三个本来相互冲突的东西协调和包容起来，所谓综合创新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发生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多少年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家绞尽脑汁希望给它一个精炼的概括，可是又要全面，又要准确，直到中共十八大，给出的概括仍有24字之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既包含了传统性的东西，又包含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东西，反映了我们当前的社会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即便是在价值观这个本可集中表述的概念上，都必须将复杂多样的因素压缩在一起，而未能用更简练的语言予以概括。
在阐释了时空压缩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由此来分析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
长期以来，社会建设的艰巨性被严重地低估了。一些人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有了钱，肯投入，社会建设轻而易举就可以搞好。不理解在时空压缩条件下，社会建设变得十分艰巨，以至于被这种艰巨性搞得苦不堪言，都不理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1.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复杂关联。如果抽象地推论，经济发展了，应该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但在实际生活中，经济发展得快，往往社会矛盾也就多。问题是 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增加之间是否一定正相关?不光是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也做了一些研究，例如经济发展与社会治安的相关性研究，其间到底是正比关系还是反 比关系，或者没有直接关系，看法不一。
在我国，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速高，其社会矛盾的增速可能会高于经济增速低的地区；一些经济发展快的时期，社会矛盾增速也快。研究中国犯罪史的专 家康树华教授曾系统研究过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犯罪的特点，并总结出经济增长与犯罪率有一定的相关性。在1978年以前，我国刑事案件年发案数一般在 20万～40万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事案件年发案数突然飙升，1979年即突破60万起，10年以后的1989年达到197万起，十年增长3倍，远高于 GDP增速。1991年全国发生各类犯罪263万起，称为第五次犯罪高峰，发案率高达万分之二十，而改革开放前出现过的四次发案高峰，按人口平均，发案率 均未超过万分之十[2～3]。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个十年内，有多年GDP保持两位数增长，而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也跃升到千万件的量级了。
其实从时空压缩的角度看，这也不难理解。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地方，征用土地增多了，产业结构改变了，人口流动加速了，外资进来了，收入差距拉开了，社会矛盾 也就相应地增加。不论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增速是否成正比，在一定的时空内，社会矛盾会大量地集聚，甚至集中地爆发，说来也很正常。
2.社会适应与社会认同。如果说对发案率高的原因众说不一，但在群体分类中，流动人口发案率高，却是众口一词的。但为什么流动人口发案率高?能够简单地归 罪于流动人口本身吗?从时空压缩的角度看，快速的时空变化，使得原本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规则和习惯交错在一起，不同的行为和心态相互抵触。加之政策的限 制和区隔，外来人口不能融入城市，本地居民不愿接纳，双方的社会适应和社会认同度都不高。长此以往，在社会高流动性的状态下，社会约束疏解，社会舆论错 乱，社会规范丧失，社会监督弱化。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东西，未能相互协调，而是相互冲突。导致流动人口犯罪率高，不过是时空压缩的一种外在表现。
其实，固定人口同样存在着社会适应和社会认同的问题，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得到了很多好处，享受了农民工创造的很多价值，但却存在 着很多怨气，甚至出现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情况。或者是由于有些人的既得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触动；或者是由于新增利益分配不均，一些人有相对剥 夺感；总之，是社会地位的改变，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们不适应、不认同。实质还是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没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习惯传统的，或者崇尚 现代的、后现代的各种理念在新的时空结构中，还是处于游荡甚至冲撞的状态，没有完全实现融合。
3.社会成本严重透支，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一些人热衷于追逐经济利益，忽略或者完全不顾由此消耗的社会成本。例如，在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低端制造业，而劳动力供给又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劳动力大量地短期地自由流动，非常有利于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对人口流动率不做任何 控制，劳动力自由流动放任化。社会到底能够接受多大的人口流动率，完全没有明确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正像为了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一样，也出现 了社会成本支出过大的问题，从一定角度看，有的甚至大于经济收益。只不过社会成本超支的表现不那么外显化而已，但造成的内伤远远甚于生态危机。
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农民工外出务工的过度放任。一方面，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具有积极作用的政策；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 的农民工现象，也使得人们逐渐反思如何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看待农民工异地流动，以及流动应当有怎样的规模和方式。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证明流动率越高就 越好，完全放任的态度和政策，必然带来负面效果。而从时空角度来说，人口应当有一个适当的流动率，人口流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带来正效应，否则会出现负效应， 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临界值。其中，负效应最大的表现就是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这些群体承担了经济发展中本不应当由他们承担的代价。贵州省毕节地 区先后出现的多名留守儿童流浪死亡和集体自杀事件，骇人听闻。其实，留守儿童遭遇的伤害不只是这些突发事件，大量的、日常的、难以觉察的伤害，是农民工常 年外出务工给其子女带来的心理健康和教育问题。全国妇联等机构调查表明，留守儿童抑郁、孤独、怪癖等心理疾患比例很高，犯罪率明显偏高[3]；同样，许多学者研究证明，很大比例的留守老人心理孤独，劳作艰苦，生活无望，自杀率偏高。而农民工常年外出务工带来的另一个未可预料的后果，就是家庭责任关系的瓦解，由此造成的社会代价是难以估量的。据调查，留守儿童大约有6000万之多[4]，留守老人的数量可能更大。涉及老少至少三代人，不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 持续时间来说，足以对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造成断裂性的、无法修补的影响。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岂是区区几个打工收入、乃至GDP的几个百分点可以弥补的?
如果说，以上所述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矛盾的关联，社会适应和社会认同方面出现的问题，社会流动在代际关系、社会责任结构等方面未可预期的后果，都会极大地增 加社会建设的艰巨性，那么，这些还仅仅是几个列举出来的例证，它们远非事情的全部。而且，它们仅具有对社会建设艰巨性的解释意义，还不能对到底艰巨到什么 程度做出准确的描述。更何况，所谓“艰巨性”其实是比较明显的，社会建设不太明显的特点是其扭曲性。
1.社会建设长期被视作经济建设的附庸，几乎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绝不意味着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其他各项事业不具有重要 的地位和价值；我们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但绝不能将“发展”理解为只是经济发展。但在GDP主义的强势影响下，本来是社会建设分内的事情，却必须纳入经济 发展之中，变成了为经济建设让路、唯经济发展是从的附庸，并没有独立的地位。直到2005年，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到 2007年十七大，终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扩充为“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才得以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之后，正 式列入“总体布局”之中[5]15。当然，这绝不是说在此之前，社会建设一片空白，做过的大量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是应该肯定的。这里所指的主要是社会 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相对地位。
那么，社会建设在列为“四位一体”的一“位”之前，它是怎样进行建设的呢?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扭曲的形式进行的。
一是扭曲了社会建设的本来目的，即应该以人和社会的发展为目的，却变成必须以发展经济为目的。例如，现在我们提出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那么，何以提出 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来由的。曾几何时，城市化被搞成土地的城市化，只征占农民的土地，不让农民成为市民；或者赶农民上楼，却不顾农民的生计；或者城市化 变成造城运动，制造了许多“鬼城”。其结果，一方面，征地拆迁引发了许多矛盾和冲突，许多农民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少数人发财了、腐败了。这样的城市化与 社会建设的目的背道而驰。
二是扭曲了社会建设的客观过程。社会建设被当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为了快速发展经济，贪大求快、好大喜功，大就是空间，快就是时间。例如，提出城市化一年超 过一个百分点，这是什么含义?在欧洲许多小国，一个百分点只涉及几万人，而在我们国家一个百分点会涉及一千多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较大国家的人口总数。城 市化也罢，城市群也罢，前提是要有产业的支撑。有了具有强大拉动力的产业和新增就业容量，才能有人口的大规模集聚。这应当是一个自然过程，不是造城、盖房 就是城市化。必须尊重城市化的客观规律。不能把房地产当作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很重要，它对经济增长有贡献，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房地产 变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必须踏踏实实地追求产业升级，提高科技含量。过分追求城镇化速度，搞什么“造城运动”，难免造成大量民怨，难免出现就业不足、创 新不足，不但不利于社会建设，反过来也不利于经济建设。
2.社会建设机制扭曲，以市场机制取代社会机制。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属于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性质，也就适合不同的机制。当然，二者都很复杂，不可简而 化之。但从原则上说，市场机制崇尚竞争，但不排斥合作；社会机制崇尚合作，但不排斥竞争。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事项、不同对象，适合竞争则竞争，适宜合作 则合作，要恰当选择，适当配合，不可绝对化。如果不顾场合，一律市场化，大量公益性事业就无法存在和发展；如果不顾对象，只讲竞争，贫者、弱者就将无法生 存。所以，有的事项收费、有的减费、有的还要免费；有的人缴税，有的人减税，有的人不但无须缴税还要享受补贴。总之，社会建设不能完全追求经济效益，否 则，就会发生扭曲。
正因为如此，在社会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相当复杂。政府既不能大包大揽，也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必须明确政府的责任，明确市场作用的边界。适合交给市场的，就不要包办；但不适合交给市场的，就不能一推了之。绝对的市场化，绝对的社会化，都是不可取的。
由上可知，低估了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导致了社会建设的扭曲性，社会建设滞后就是难以避免的了。陆学艺教授生前曾大声疾呼要坚决扭转社会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 的局面，而且曾具体地指出社会建设至少落后于经济建设15年[6]。对社会建设长期落后于经济建设的一个比较常见的解释，是源于片面追求GDP，这也是大 家普遍接受的说法。片面追求GDP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欠下了很多账，这是客观事实。可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人们为什么长期接受社会建设落后的事实， 让这一事实能够长期普遍严重地存在?换言之，从时空压缩的角度来说，社会建设的任务既然如此艰巨，却为什么总是落后于经济建设呢?
1.社会建设被当作以“维稳”为绝对任务的社会管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下，人们以为维护社会稳定就是社会建设。但是，社会建设应当包括社会关系的 和谐、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改革、社会福祉的提高、社会生活的改善、社会治理的加强等极为丰富而又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内容，它的核心内容根本不能归 结为“维稳”。陆学艺认为，建设一个现代的社会结构才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如果缺乏社会学的这种基本认识，用“维稳”取代社会建设，就会把本来应该用于 社会建设的资源花费到了对社会建设没有作用的地方，而人们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一结果。
2.把“发展是硬道理”，简化为只有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把全面现代化简化为经济现代化。未加沉思地相信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其他方 面自然而然地就搞好了；一厢情愿地假设经济发展可以单兵独进，只要其他各项事业都让路，集中优势资源和人力拼经济，经济就可以搞上去。而经验证明，经济只 有在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的协调中，在相互配合和支持中，才能健康持续发展。发展经济当然具有正当性，但不能由此忽略其他方面的正当性。
3.人口流动与制度空间的错位。劳动力自由流动了，尽管这是应该的，但是户籍框框却造成了缺乏配套的制度空间。人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在社会保障方面依然参 加的是农村的“新农合”“新农保”，在城市打工患了病，只能回家乡“新农合”报销，以户籍制度为框框的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在城乡之间形成制度空 间的错位。
由以上几方面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解释社会建设的滞后性：发展经济的正当性、维稳的绝对性、市场的决定性，如果单独地看，都是必须肯定的；但放在时空压缩的情 境下，当它们必须与社会建设相协调而未能协调，当它们消耗了社会成本而未予补偿的时候，有形无形之中，有意无意之中，就造成了社会建设的滞后。
以上所述，可能会给人一个印象——时空压缩对于中国社会建设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其实不然，如果改变一下思路，更换一下战略，时空压缩也完全可能为社会建设带来新的机遇。
(一)时空压缩既可能造成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相冲撞，也为它们相互融通提供了方便条件
如果像欧美那样，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基本上是一个取代另一个的过程，它们要实现融合也就不容易；而在我国，既然三者被压缩在一个时空之中，那么，它 们就既有发生冲撞的可能，也有便于融合的条件。我国近现代以来，相冲撞与相融合的不同情况、不同思潮、不同结果都出现过，有些还曾反复出现。左也罢，右也 罢，激进也罢，保守也罢，总该有一个冷静的反思了。
传统孝道，曾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突出表现，一再被讨伐。现在面临着老龄化危机，明白了要解决二三亿老年人的养老特别是养老服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依靠 子女尽孝。重视家庭曾被斥之为中国人的落后意识；重视人际关系、群体观念，也被视为压抑个人独立、妨碍个性解放，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是格格不入的。现在 认识到不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家庭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个人和群体也不是对立的，因此需要强调家庭建设和社区建设。早在20世纪前期，就曾辩论过中国的发 展道路和产业政策问题，工业立国、农业立国、教育立国、文化立国，各执一词，争执不下。现在意识到发展工业并不应削弱农业，发展农业也必须依赖工业；至于 教育和文化，不论何时，不论对于经济建设还是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此等等，难以枚举。总之，我们悟出一个道理：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凡是 有利于中国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都应该尊重和正视，将它们融为一体。而时空压缩，正可以为实现这种包容和综合提供难得的条件和机遇。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制定正 确的战略和策略，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优势得以发挥，扬长避短，发展壮大。
(二)“新常态”也是一个时空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主要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 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7]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 化”三大特征[8]，不论是“速度”、“结构”还是“动力”，无不表征了社会时间、社会空间的相关含义。
从时空压缩的视角看，新常态将使过去在经济高速运行时绷得很紧的资源与生态、投资与外贸等诸多方面的紧张状态得以舒缓，诸种关系得以调整，备受挤压的社会 建设得以舒张。而我们所讲的应对新常态是主动的、积极的，这从最近出台的一系列策略和措施中可以明显得到体现。例如，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降低人口流动 率、逐步取消户籍限制、增加社会安定感；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覆盖，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等等，都为社会建设提供了新机遇，拓展了新空间。
(三)机会窗口具有时空有限性
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时空压缩给我们预留的机会窗口是有限的。当然，任何机遇都具有时空有限性，社会建设的机遇就更是如此。对我国来说，有些机遇甚至可能稍纵即逝。
就传统而言，经过一百多年来反反复复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传统的消极方面固然消除了很多，但其优秀的应该继承的方面也所剩无多了，再不抓紧抢救和发扬，就将 难以挽回。就现实形势而言，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老龄化不期而至，来势迅猛，由此带来的问题集中爆发，迫切需要及时应对、妥善解决。
特别是就解决问题的条件而言，许多有利条件却正在消失。这种时空有限性，陡增了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我国原本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难得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对于发展社会服务业更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从2012年开始，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就开始下降。从农民工的就业结构来说，从事生活 服务业的人员构成正在快速变化，数量规模也明显减小。仅仅在10年前，在北京从事家政服务的农民工中来自离北京较近省份的人较多，如河南、安徽；刚刚5年 前，从事这一职业的农民工就大多是来自四川、陕西的了；现在则基本上以甘肃人居多了。这一现象表明，愿意再到北京来做这种收入不高还很辛苦的工作的农民工 越来越少了。换言之，随着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社会服务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建设养老服务等社会服务体系的最佳窗口期正在收窄。我们距2020年全面 实现小康，仅剩下5年；从目前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来看，最佳的社会建设发展的窗口期，大概还剩下10年左右。此后的社会建设当然还可以而且必须有更大发 展，但是成本效益比就大不一样了。
推广来看，如果抓住了机遇，我们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城镇化和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的诸多领域，加快改革和发展，中国就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会重蹈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错失社会建设良机的覆辙。
习近平指出：“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7]“时代”“格局”都是时空概念。从时空压缩视角看，社会建设固然需要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但这 些只是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不行，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如果投资的方向、布局不合理，也未必能搞好；社会建设固然需要政府重视和支持，但这也只是重要条 件，还要解决如何重视和支持的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抓住关键，而将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相互融通，实现综合创新，就是一个关键。
(一)从轻视家庭作用，到重视家庭建设
在应对老龄化挑战，特别是解决养老服务问题上，既不要否定尽孝责任，又不要单纯依赖机构养老，而是既要发扬孝道传统，又要发挥志愿服务、慈善机构等社会力 量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也要大力发展专业养老机构。将不同时空条件下形成的养老服务方式恰当地组合起来。不论是如北京、上海所提出的90∶6∶4还是 90∶7∶3，总之是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相结合，既有亲情，又有温情，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解决中国养老难题的综合模式。
中国传统上重视熟人关系，又称“强关系”。可是随着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人口的大量流动和迁徙，人们进入了“陌生人社会”。这种社会状态的特点，一是 依靠社会普遍规则调节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弱关系”的适用场合更大了；二是个人一方面“原子化”了，另一方面也更加“社会化”了。
但是，中国人传统上就有“能群”“善群”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加强社区建设就是既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强弱互补；既讲社会责任，又讲自治自律，用“社区性”增强人们的认同感、信任感和安全感。
(三)从削弱农村，片面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框架下的城镇化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积淀了厚重的乡村文化，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农业社会要转型为工业社会，乡村社会要转型为城市社会， 工业产值要远远高于农业产值，大量农民要转变为市民，这些都是必然趋势。但是经验证明，工业化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削弱农业，相反，它需要有强大的现代 农业的支撑；虽然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会消亡，但也不能片面地以为就是“赶农民上楼”，而是必须建设大量的“新农村”；现代化过程并不能误认为就是消灭农 业文明，以为农业文明都是落后的，而是要工农互惠、城乡一体，既有“乡情”(乡村情结)，又有“市情”(都市情结)的城乡一体新格局。
(四)从崇尚平均，到拉开差距，再到逐步缩小城乡、地区、收入差距，形成既讲公平、又有活力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我国历史上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又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束缚了人们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 富，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同时，基尼系数也快速攀升，不到20年时间，我国就从崇尚平均的社会进入世界上收入差 距最大国家的行列。按照邓小平当年的预期，20世纪末就应该突出地解决收入差距问题[9]，此后经过多年努力，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到现在，收入差 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才开始有所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4年的0.469；城镇居民人均收 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3.3倍下降到2014年的2.9倍[10]。
在过去较长时期内，由于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并且过于依赖投资拉动，造成了资本所有者在经济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致使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过高，与 此对应的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占比过低。这种收入分配不公格局长期存在，导致中国快速崛起了一个财富规模巨大的富有阶层，严重抑制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 严重阻滞了底层群众脱贫，致使社会结构不合理，并且利益格局固化[11]。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我们要抓住经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消费成为主要拉动力的有利时机，提高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下大力气推动社会结构调整，形成既讲公平、又有活力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五)从补缺型福利，到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再到建设既普遍整合、又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
中华文明的一大亮点，是自古就形成了“大同理想”，而且两千多年来延绵不绝，成为贯穿古今的社会理想。但“大同理想”到底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经过了一个长 期的探索过程。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制度条件，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不论是古时的义仓、义捐、义学、义诊，还是近时的救济、慈善、抚慰、救助，都只是面向 特殊群体、针对特定事项，具有选择性、补缺型的特点。
新中国建立以后，从劳动保险制度算起，逐步开启建立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进程。但由于那时仍主要是农业社会，工业化程度低，加之随后形成了城乡二元体制，各 项社会保险制度仅在城市职工中实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和城市居民仍长期被排斥在这些制度之外。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加快了制度建设步伐，以 2003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标志，开始跨越城乡分割的鸿沟；2009年开始建立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很快就实现了各项社会保险的制 度全覆盖。但由于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很大，制度全覆盖是以“碎片化”的形式推进的，带来了制度本身公平性差、可持续性弱等缺点。
自十八大特别是2014年以来，我们开始大力推进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制度整合，这是增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 度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的治本之策。随着这一整合进程的深入展开，我国将建立起既普遍整合、又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系，社会福祉将全面增进，人 民将更安定、更幸福。古代的“大同理想”与现代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将成功结合，我们就能够给世界贡献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模式。
(六)从政府包揽，到社会发育，再到政社良性互动，形成既有分工又有协同的社会治理格局
我国自古就形成了世界最大也最复杂的社会，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无比丰富的经验，从王道霸道、德治法治到乡规民约、家教家风，蔚为大观。改革开放以前，适 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我们长期实行政社合一、政企合一，导致权力过于集中，政府过多包揽，政社不分、政企不分，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功能的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着力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做了较大的调整，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仍没有完全理顺。
近年来，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建设中[5]35，我们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重点 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12]，努力补上社会协同和自律方面的短板，重视法律保障。在加强党委领 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着重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律良性互动，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分工与协同相互配合的社 会治理格局。
五、简短结语
在时空压缩条件下，抓住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互融通、综合创新这个关键，在社会关系方面亲情与温情相结合，在社会组织方面社会责任和自治自律相统 一，在城乡结构方面乡村情结与都市情结相交融，在分配关系方面公平与效率相协调，在社会福利方面整合性与可持续性兼而有之，在社会治理方面政府与社会之间分工与协同相得益彰。这样，传统的优势正确发挥出来了，与现代的、后现代的因素恰当融通了，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就凸显了，就有助于打开新局面、进入新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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