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世俗性
中国文明又称华夏文明，唐朝人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可以说“华夏”一词准确概括了古代中国的特征：幅员辽阔，物产丰饶，文化繁荣，道德昌隆。与基督教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比较，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世俗性。这种世俗性意味着它不专注于形而上的抽象思辨，也不诉诸神秘的超验本体，而是着眼于日常生活实践。它缺乏体系化的超越性宗教信仰及制度。
法国学者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认为：宗教的核心特征是神圣性与教会，它是“一种由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所以尽管古代中国人对自然、传统和祖先的力量怀有十足的虔敬，但这种信仰是分散的、多元的和朴素的，并未形成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那样规模的理论系统和制度系统，因此是不成体系的巫术性质的信仰。同时，士人阶层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儒家说法的权威性，由此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教诲便能以彼时世界其他文明所罕见的旷达为国人注入世俗的基因，这种世俗性成为中国文明的启蒙教育。后来的佛教也不得不在这种文化土壤中因地制宜，原有的佛经教义也被降格为平易近人的世俗理想，华人地区拜佛敬佛的热闹场面承载了事业顺遂、官运亨通及多子多福的愿景。宋明时期，尽管儒学在宋代以后引入“天理”作为超验价值，它仍然缺乏超验的人格神，它相信人们通过格物修身便能掌握最高的理，这依然是世俗的理想。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信赖过重建现世秩序的“圣人”、“圣王”，但这与基督教的造物主或伊斯兰教的真主大不相同。
父系的宗族团体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单元
除了世俗性，中国文明还是一种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的文明，一个个父系的宗族团体构成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单元。宗族承担着群体内部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司法的功能，族长拥有最高权威，在农业社会的封闭环境中对内部成员产生强大的权威，并拥有一整套的奖赏机制和惩戒性手段，作为公共空间的祠堂承担着祭祖和执行家法族规的重要功能，这一点在小说《白鹿原》中有过精彩描写。这一文明以宗族为基础，同时以家国同构的逻辑展开，作为政治伦理的“忠”乃是家族伦理“孝”、“悌”的扩充，而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他在宗族中的地位，君主既是最高家长，也是主持祖先崇拜的最高祭司。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早期宗法系统下的制度失去了对社会的制约作用，战争使得人们流离失所，世代不移其宗的宗族联系也日益淡薄。
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则创造性地继承和修正了古代部落社会的宗法制，从而使得这一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他将“仁学”注入周礼，将“礼”之合理性归结为人的自然情感，从制度层面为“礼”提供了心理和道德基础，从而赋予衰落的古代宗法制以新的活力。秦亡后，汉朝独尊儒术，自设立十四经学博士开始，儒者开始逐渐进入权力阶层；隋唐确立科举制以后，社会流动性增强，士大夫官僚取代了古代世袭的贵族门阀，成为皇权之外的另一个权力中心。这些士绅以古代儒家的经典教诲，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目的。在这一道德理想中，个人伦理、家庭伦理、政治伦理本质上只是同一准则在不同层面的反映。
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王朝时期，父权基本上没有被削弱过，甚至法律也为这种权力保留了很大空间。例如子女如果要控告父亲，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但父母状告儿女的案件必须要予以立案，法律也一般会按照父母的要求对其进行贬戍甚至斩首。而且父母如果在教训子女时将其打死，只需承担很轻微的惩罚。
此外，中国历史上还长期形成了强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弱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政治局面。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提出了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的区分，前者指涉精英集团拥有的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权力；后者则指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而在其统治领域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上，曼构建了四种国家类型：专制性和基础性权力俱弱的“封建国家”，如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基础性权力弱而专制性权力强的“帝国国家”，如中华帝国；基础性权力强而专制性权力弱的“官僚国家”，以现代西方官僚国家为代表；两种权力都强的“威权国家”。古代中国政治的首要特征是强专制权力，造成这种强专制的除家长制传统与儒学的影响外，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还认为，中国具有早熟的现代集权政府，并在一开始就打败了所有潜在对手。战国时期，秦国率先采纳了法家思想进行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变革，致力于构建一套理性的、非人格化的政治体系，来清除政治中的亲戚家族成分，如在军事和土地领域打击贵族，废井田、赏军功、置郡县等政策，这样君主就可以绕过封建贵族直接将平民纳入到自己的政治管理体系当中。西欧由于教会和贵族力量强大，历史上一直很难建立像秦国这类集权国家的统一疆域、文化与制度，更不可能对封建贵族予以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国家的基础权力则相对较弱。整个农业文明的特征决定了古代皇权强大背后的孱弱，“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印证了这种权力渗透的艰难。
中国古代文明的活力，在明清以后逐渐衰微了
这些特征主导下的中国文明经历过汉唐盛世，同时也遭遇过魏晋的凄凉，其顶峰时期则是在宋朝。尽管今天许多人都认为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期，但这并不是整个宋朝的全貌。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抑武扬文，开启文官政治局面，其不杀文官士大夫的政策与后世的“文字狱”相比，是促进知识分子独立的重要制度保障。在清朝的高压政治下，满朝士大夫空有考据功夫和研究精神，却只能一辈子在故纸堆里钻营，不敢批评议论时局，而更别说想象在宋朝“君臣共治”、“共商国是”的局面。当时的士大夫以儒家“内圣外王”为最高理想，秉承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参与政治，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也只有放在这样一个士大夫可以真正进入权力中心并与君权抗衡的时代背景中才能理解。同时，宋朝的经济也空前繁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在技术成就上则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和火药，只要我们看看《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到宋朝市民社会的勃勃生机。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甚至认为，“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
但此种文明的活力，在明清以后则逐渐衰微了。元朝一举摧毁了宋朝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而自明朝废相、变科举为八股开始，君主的权力便越来越集中，选拔人才的机制也越来越死板，这也使得中国历史上的“坏皇帝”问题日益凸显。整个国家的发展都系于一个集权的皇帝手中，碰到一个好皇帝就有康乾盛世，而碰到一个坏皇帝、弱皇帝，则宦官干政、外戚专权、民不聊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一个稳固的、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来减小和弥补“坏皇帝”对社会的冲击。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要从塑造“新民”开始
鸦片战争前，中华文明还能凭借其对周边文化的吸引力继续保持主体地位。但自1840年后，原来的农业文明便受到西方国家武力和文化的巨大冲击。结果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理想，渐渐为寻求富强的理想取代；农业社会静止、循环的世界观，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取代。西方的器物发达，引发了经济领域的近代化进程，大量近代工商业兴起；对西方制度的学习，引发了戊戌变法，试图构建中国的虚君共和制。但承袭宗法专制制度的清王朝，已经浸淫在专制制度中太久，原来承载权力制衡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也已经在几百年的高压下变得越来越依附于皇权，守旧固执且怯懦，最终晚清没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依靠自己的内生力量转型为现代社会。辛亥革命废除君主，开始了中国社会与传统文明的决裂。而这种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则构成了此后中国社会的长期任务。
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现代化亟需考量的两个要素：首先将个人从高压的政治统治中解放出来；其次是以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创新。对德先生的追求要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每个国人作为现代公民的尊严和权利。由于中国文明的家国同构，所以实现免遭专制权力迫害的现代公民的努力，必要重新塑造个体与家族的关系，重新思考作为共和国公民与家族成员的关系，批判性地处理“孝”的主题。而追寻赛先生，要求国人从传统的僵化的甚至是泥古的心态中走出，不畏权，不唯上，只求一个真理，因此可以说，科学的精神也是民主的精神，均包含独立的精神。陈寅恪“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便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此种精神的最佳阐述。
总之，现代化要成功，必须以塑造新民始。梁启超说所谓“新民”就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道德以批判性的继承为前提，需经过较长的时间和努力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一方面在已有文化中大浪淘沙拾取精华而以新的精神予以发扬和更新，另一方面，对自身所有的弊端和薄弱之处校勘、评鉴、改正或修补。今天我们在思考如何实现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这一问题时，也应该借鉴梁启超的这一精神，梳理和总结中国文明中固有的优缺点，才能深刻了解并挖掘自身文化中可供利用的资源。
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吴攀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法] 埃米尔·杜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②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